第2种观点： 1、非面对面关系与匿名性对于互联网支付服务来说，通常缺乏与客户的面对面接触，而且可被用于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购物并直接和间接通过自动取款机网络取得现金。这会增大身份欺诈或者客户提供不准确信息以掩饰非法活动的风险。以具有“全球网络洗钱的头号数字工具”之称的自由储备银行为例，这家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尽管在开立账户和进行交易时需要提供交易方的姓名、地址及出生年月日，但是该机构从未对这些信息进行核实和验证，也从不保存纸质交易记录。而且如果用户在每笔转账中向自由储备银行支付0、75美元的保密费，还可在转账记录中隐去自己的账户号码。2、地理范围可在全球范围转移资金或者在较广地理范围内使用并拥有大量竞争对手的互联网支付服务，与纯粹国内商业模式相比，对洗钱犯罪分子更具吸引力。而且位于一国的服务提供者可以向另一国的客户提供服务，而服务提供者在该另一国所承担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义务与监管可能有所不同。自由储备银行于2006年成立于哥斯达黎加，至2013年5月案发时，在全球拥有100万名用户，处理了5500万笔交易，洗白了60亿美元的犯罪收入。其用户包括来自俄罗斯、中国、越南、美国和尼日利亚等国的职业黑客、信用卡盗窃犯、不受监管的赌博公司等。17个国家的执法机构参与了该案件的调查。3、注资方式向互联网支付账户注资的方式影响其洗钱风险的大小。匿名注资方式具有较高洗钱风险，而使用现金的潜在风险最大。互联网支付服务使用预付模式意味着服务提供商没有信用风险，因而服务提供商实施全面的客户尽职调查的积极性会降低，从而增加了洗钱风险。互联网支付服务可能允许第三方通过匿名来源提供资金，典型情形就是使用兑换商或虚拟兑换处。如果这些兑换商在倒卖发行的数字货币或电子货币资金时接受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商禁止使用的支付方式(如“禁止使用现金充值”的政策)，那么就会增大洗钱风险。在自由储备银行案例中，客户可以利用在自由储备银行开立的匿名账户随意将美元、欧元等货币转换成虚拟货币“LR”，而且可以匿名通过该账户向其他自由储备银行用户账户注资。为了避免出现可追溯到用户的纸质交易记录，自由储备银行依靠位于马来西亚、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等监管较松的国家的第三方“兑换商”实现其他货币与其虚拟货币“LR”的相互兑换。4、获取现金可能性通过国际自动取款机网络获取现金增加了洗钱风险。互联网支付服务日益与其他新支付产品或服务互联，如与预付卡互联，而这些其他产品和服务可能会间接允许提取现金。自由储备银行允许用户随时通过其兑换商将用户账户内的虚拟货币兑换成现实货币，并予以提取。5、服务分割性互联网支付服务的提供通常需要复杂的基础设施，涉及多个主体，特别是当这些主体分布在多个国家时，由于潜在的分割以及客户信息和交易信息的可能缺失，而这些国家在反洗钱措施与监管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之处，使得洗钱风险大大增加。使用代理、依托无关联的第三方建立客户关系和重新充值增大了洗钱风险。当服务提供商对客户关系的各个方面(如注册、以现金购入、兑换现金、交易等)负全责时，风险较小。依托无关联第三方发行或赎回电子货币的服务提供商也会使服务分割。自由储备银行创始人**夫斯基于2006年创立该机构时为美国国籍，后为了避免受到美国法律的追究、避免被引渡到美国，于2011年加入了哥斯达黎加国籍。该机构除了批准位于马来西亚、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等监管较松的国家的第三方机构为其“兑换商”外，还在中国、中国香港、澳大利亚、西班牙、塞浦路斯等国(地区)设立空壳公司，将其部分资金存入这些空壳公司的账户中。
第3种观点： 法律分析：洗钱行为的特征主要有：方式的多样性；过程的复杂性；对象的特定性；活动的国际性。洗钱可构成洗钱罪，犯罪嫌疑人是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为犯罪违法所得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为利益而故意为之，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九十一条 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提供资金帐户的;(二)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三)通过转帐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四)跨境转移资产的;(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1种观点： 一、互联网支付洗钱的流程和特点由于洗钱包含三个阶段，即置入、培植与融合，因而利用互联网支付洗钱也经历这三个阶段。首先，在置入阶段，犯罪分子可能会开立网上支付匿名账户，或者利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开立网上支付账户，然后将犯罪资金注入这些账户内;或者使用现金、现金券、电子货币或者他人的互联网支付账户等匿名资金来源向开立的互联网支付账户中注资，从而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入合法的支付系统;或者将盗窃来的他人的电子资金用来购买游戏币、游戏装备等虚拟财物，然后通过互联网支付销赃等。其次，在培植阶段，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支付的快捷性、跨国性，将犯罪资金在不同(国家的多个)账户之间迂回转移，同时尽量避免因交易金额较大或交易可疑而被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商上报，使其逐渐与合法资金相融合，逐渐模糊其来源、性质及其与犯罪分子的关系。最后，犯罪资金与合法资金完全融合，犯罪分子通过互联网支付系统将其用于购买贵金属、高价值物品、证券或房地产等，或者将其转换成可以自由使用的合法资金并予以提现，实现对犯罪资金的彻底清洗。当然，这三个阶段有时会同时发生或者重叠，难以区分。从上述洗钱流程不难看出利用互联网支付洗钱具有隐蔽性、成本低、快捷性、国际性、复杂性等特点。二、预防利用互联网支付洗钱的法律路径为了达到清洗犯罪收益、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犯罪分子总是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在洗钱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风险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洗钱，这些方法可以归并为不同的模式。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将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洗钱分为三种模式：利用第三方(包括稻草人)为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提供资金;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的非面对面性质洗钱;与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或其雇员共谋洗钱。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已经制定了规制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预付网上支付产品和电子货币)洗钱犯罪的专门的法律法规，包括《支付清算组织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指引》、《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其中，中国人民银行于2012年4月制定的《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取代了之前制定的《支付清算组织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指引》。中国人民银行甚至于2012年1月发布了《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防范包括洗钱在内的支付风险，但是该管理办法至今尚未正式生效。因此，目前我国专门规制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洗钱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为了有效地防范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洗钱的风险，有必要结合互联网支付系统的洗钱风险、洗钱模式以及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建议，对该办法进行补充和完善。(一)对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的非面对面性质洗钱的预防为了防止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的非面对面性质洗钱，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明确《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关于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识别与验证义务的规定。尽管《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第10条、11条、12条、13条、14条、23条、24条对网络支付机构的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做出规定，但是并不完善。首先，第13条未能防止洗钱者在未开立支付账户的情况下通过分解交易金额洗钱。根据第13条，允许未开立支付账户的客户办理支付义务，而且不仅不要求在单笔资金收付金额为人民币1万元以下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下时登记本人的身份基本信息并核对信息的真实性，更未规定当日累计资金收付金额为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时登记本人的身份基本信息并核对信息的真实性，不足以防止洗钱者通过拆分交易、分解交易金额以达到逃避身份基本信息登记的目的。因此，为了防止洗钱者在未开立支付账户的情况下通过分解交易金额逃避身份信息登记，建议将第13条修改为“网络支付机构在向未开立支付账户的客户办理支付业务时，如单笔资金收付金额或当日累计资金收付金额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的，应在办理业务前要求客户登记本人的姓名、有限身份证件种类、号码和有限期限，并通过合理手段核对客户有效身份证件信息的真实性。”其次，未对代替第三方开立支付账户时的客户身份识别与验证义务做出规定。尽管第11条对为客户开立网络支付账户时的客户身份识别与验证义务进行了规定，但是并没有明确规定在代替第三方开立网络支付账户时，需要获得第三方的同意，并对代理人与第三方的身份进行识别，登记他们的身份基本信息，通过合理手段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述，利用第三方(包括稻草人)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资而洗钱，是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洗钱的三大类型之一。而且犯罪分子也经常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的非面对面性，利用盗来的身份或虚假的身份开立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用来作为清洗非法所得的中间账户，一旦非法资金转移到了这些账户，犯罪分子或其同伙就会从自动取款机上将其取走，或者将其用于购物(通常是在互联网上)犯罪分子还可以利用盗来的身份或虚假的身份开立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同时进行犯罪活动(如诈骗)和洗钱。因此，有必要在第11条后面增加1款作为第4款：“网络支付机构为代理人之外的第三人开立支付账户时，应当识别代理人与第三人的身份，登记其身份基本信息，通过合理手段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并确保获得第三人的同意。”(二)对利用第三方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资而洗钱的预防为了防止利用第三方(包括稻草人)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资而洗钱，进一步降低互联网支付方式的风险，要根据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入资金的方式规定不同的反洗钱义务。《管理办法》并未对此做出规定。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入资金方式的多样性可能会使第三方共犯随心所欲地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入资金，也可能被犯罪分子用来欺骗第三方帮助为其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提供资金。与利用银行账户、借记卡、信用卡转账或个人对个人转账(利用个人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相比，利用现金、预付卡、现金券、电子货币等可匿名的手段向网络支付账户注资具有更大洗钱风险。因此，有必要对向网络支付账户注资的方式做出规定，可以规定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只能使用可以受金融机构的客户正当注意措施约束的注资方式，比如利用银行账户、借记卡、信用卡，而排除使用现金和其他可以匿名的注资方式。或者规定在使用现金、预付卡、现金券、电子货币等可匿名的注资方式向网络支付账户充值时，如果金额较大或者认为可疑时，应当识别客户身份，登记客户身份基本信息，通过合理手段核对客户基本信息的真实性。由于《管理办法》第15条已对预付卡出售时的购卡人身份识别、身份基本信息登记、有效身份证件的核对及身份证件复印件或影印件的留存做出了规定，因此有必要对网络支付账户的现金充值进行规定，在《管理办法》第11条之后增加1款作为第5款，规定“个人客户向支付账户单次充值金额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的，应核对客户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或影印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通过开立多个支付账户逃避收付金额达到一定数量时核对客户身份证件并留存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或影印件的要求，《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网络支付机构为同一客户开立多个支付账户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建立支付账户间的关联关系，按照客户进行统一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防止利用第三方(包括稻草人)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资而洗钱。(三)对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者或其代理机构洗钱的预防为了防止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或其代理机构洗钱，除了要慎重选择具有良好声誉与健全有效的反洗钱机制的代理机构，还有必要对服务提供者与境内外代理机构(如零售商、金钱汇付企业)的职责进行规定。尽管《管理办法》第8条对支付机构与境外机构建立代理业务关系时充分收集有关信息、评估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措施的健全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规定，并要求以书面协议明确本机构与境外机构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并未明确本机构在境外代理机构未履行反洗钱义务时应承担的责任。正如上文所述，鉴于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所具有的较大洗钱风险，有必要使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承担严格的反洗钱义务。因此，有必要在《管理办法》第8条后增加1款作为第2款，规定“支付机构应承担境外代理机构未履行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义务时的法律责任”。尽管《管理办法》第四章对可疑交易报告的义务进行了规定，但是第34条允许支付机构制定符合本机构业务特点的可疑交易标准，并未统一规定上报可疑交易的标准，更未对网络支付机构上报可疑交易的标准进行规定。尽管这种规定有利于支付机构根据本机构的客户特征和交易特点，制定合适的可疑交易标准，但是缺乏统一的可疑交易报告标准，不利于有效地预防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洗钱。犯罪分子可能会利用支付机构在可疑交易标准方面的差异，选择利用不易被上报和发现的支付机构进行洗钱。而且缺乏统一的可疑交易上报标准，无法严格确立支付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因此，有必要针对网络支付机构制定统一、具体的可疑交易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管理办法》没有确立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的大额交易上报义务，但是第11条第3款确立了进行大额交易时需要核实客户身份并留存客户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或影印件的义务。根据第36条，如果在审核大额交易客户身份时有合理理由判断交易与洗钱、恐怖融资或其他犯罪活动相关的，应该将可疑交易上报。这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报告大额交易的作用，又减轻了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审核大额交易的工作量，提高了上报交易的质量。这在赋予支付机构较大上报自由的同时，也增加了发现和查处支付机构参与洗钱案件的难度。因此，建议在完善《管理办法》第11条第3款将“出现下列情形时”修改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的基础上，专门规定网络支付机构报告大额交易的义务，大额的具体标准可以在第11条第3款规定的大额标准的基础上，规定一个更高的标准。比如，可以规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其总部以电子方式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大额交易报告：1.个人客户之间，或者个人客户账户与单位客户账户，单笔或者当日累计收付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交易;2.个人客户全部账户30天内资金双边收付金额累计人民币2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3.单位客户账户之间单笔或者当日累计收付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4.单位客户全部账户30天内资金双边收付金额累计人民币5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5.交易一方为个人客户、单笔或当日累计跨境收付金额为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交易。
第2种观点： 网上支付的特点和风险：1、网络技术安全存在隐患。网上银行的电子支付是在无纸化环境下进行的，这就必须从技术上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保证交易数据不被窃取篡改。于是人们就开始质疑信息数字化后数据传输过程中信息丢失、重复、错序、篡改等安全性问题；2.、虚拟交易风险。网上支付的工作环境是基于一个开放的系统平台之中，交易双方的身份置于虚拟世界中，这无疑增加了电子支付的风险；3、基础设施的尚待发展。网上支付使用的是最先进的通信手段，对软硬件设施的要求很高，技术软件不成熟就为黑客等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研制出一套无懈可击的互联网支付系统成为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4、法律法规的完善作为保障。网上支付是交易双方实现各自交易目的的重要一步，也是电子商务得以发展的基础条件。可是，网上支付的风险并不仅限于消费者购物支付过程中的问题，还包括纠纷出现后银行或其他发行机构的责任问题以及网上支付工具资金划拨系统等问题。因此明确参与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才能更好地解决纠纷，进而预防纠纷。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五十三条电子商务当事人可以约定采用电子支付方式支付价款。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为电子商务提供电子支付服务，应当遵守国家规定，告知用户电子支付服务的功能、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相关风险和收费标准等事项，不得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应当确保电子支付指令的完整性、一致性、可跟踪稽核和不可篡改。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免费提供对账服务以及最近三年的交易记录。
第3种观点： 互联网支付的洗钱风险互联网支付可能被用于洗钱已引起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反洗钱国际组织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注意。中国于2007年加入了该组织。该组织主张采用以风险为本的方法，制定、实施预防洗钱的法律法规。其于2012年修订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建议》确立了全球预防洗钱犯罪包括网络洗钱犯罪的标准。根据其第1条建议，国家应识别、评估和理解其所面临的洗钱风险，并采用风险为本的方法确保其预防或减缓洗钱风险的措施与识别出的风险相适应。特别是第15条建议明确要求国家和金融机构识别和评估与新产品开发和新商业做法的发展以及新技术或发展中技术的使用有关的洗钱风险。互联网支付的洗钱法律防范(一)对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的非面对面性质洗钱的预防为了防止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的非面对面性质洗钱，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明确《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关于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识别与验证义务的规定。尽管《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第10条、11条、12条、13条、14条、23条、24条对网络支付机构的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做出规定，但是并不完善。首先，第13条未能防止洗钱者在未开立支付账户的情况下通过分解交易金额洗钱。(二)对利用第三方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资而洗钱的预防为了防止利用第三方(包括稻草人)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资而洗钱，进一步降低互联网支付方式的风险，要根据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入资金的方式规定不同的反洗钱义务。《管理办法》并未对此做出规定。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入资金方式的多样性可能会使第三方共犯随心所欲地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入资金，也可能被犯罪分子用来欺骗第三方帮助为其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提供资金。(三)对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者或其代理机构洗钱的预防为了防止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或其代理机构洗钱，除了要慎重选择具有良好声誉与健全有效的反洗钱机制的代理机构，还有必要对服务提供者与境内外代理机构(如零售商、金钱汇付企业)的职责进行规定。尽管《管理办法》第8条对支付机构与境外机构建立代理业务关系时充分收集有关信息、评估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措施的健全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规定，并要求以书面协议明确本机构与境外机构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第1种观点： 为了达到清洗犯罪收益、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犯罪分子总是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在洗钱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风险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洗钱，这些方法可以归并为不同的模式。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将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洗钱分为三种模式：利用第三方(包括稻草人)为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提供资金;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的非面对面性质洗钱;与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或其雇员共谋洗钱。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已经制定了规制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预付网上支付产品和电子货币)洗钱犯罪的专门的法律法规，包括《支付清算组织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指引》、《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其中，中国人民银行于2012年4月制定的《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取代了之前制定的《支付清算组织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指引》。中国人民银行甚至于2012年1月发布了《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防范包括洗钱在内的支付风险，但是该管理办法至今尚未正式生效。因此，目前我国专门规制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洗钱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为了有效地防范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洗钱的风险，有必要结合互联网支付系统的洗钱风险、洗钱模式以及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建议，对该办法进行补充和完善。(一)对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的非面对面性质洗钱的预防为了防止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的非面对面性质洗钱，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明确《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关于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识别与验证义务的规定。尽管《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第10条、11条、12条、13条、14条、23条、24条对网络支付机构的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做出规定，但是并不完善。首先，第13条未能防止洗钱者在未开立支付账户的情况下通过分解交易金额洗钱。根据第13条，允许未开立支付账户的客户办理支付义务，而且不仅不要求在单笔资金收付金额为人民币1万元以下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下时登记本人的身份基本信息并核对信息的真实性，更未规定当日累计资金收付金额为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时登记本人的身份基本信息并核对信息的真实性，不足以防止洗钱者通过拆分交易、分解交易金额以达到逃避身份基本信息登记的目的。因此，为了防止洗钱者在未开立支付账户的情况下通过分解交易金额逃避身份信息登记，建议将第13条修改为“网络支付机构在向未开立支付账户的客户办理支付业务时，如单笔资金收付金额或当日累计资金收付金额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的，应在办理业务前要求客户登记本人的姓名、有限身份证件种类、号码和有限期限，并通过合理手段核对客户有效身份证件信息的真实性。”其次，未对代替第三方开立支付账户时的客户身份识别与验证义务做出规定。尽管第11条对为客户开立网络支付账户时的客户身份识别与验证义务进行了规定，但是并没有明确规定在代替第三方开立网络支付账户时，需要获得第三方的同意，并对代理人与第三方的身份进行识别，登记他们的身份基本信息，通过合理手段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述，利用第三方(包括稻草人)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资而洗钱，是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洗钱的三大类型之一。而且犯罪分子也经常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的非面对面性，利用盗来的身份或虚假的身份开立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用来作为清洗非法所得的中间账户，一旦非法资金转移到了这些账户，犯罪分子或其同伙就会从自动取款机上将其取走，或者将其用于购物(通常是在互联网上)犯罪分子还可以利用盗来的身份或虚假的身份开立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同时进行犯罪活动(如诈骗)和洗钱。因此，有必要在第11条后面增加1款作为第4款：“网络支付机构为代理人之外的第三人开立支付账户时，应当识别代理人与第三人的身份，登记其身份基本信息，通过合理手段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并确保获得第三人的同意。”(二)对利用第三方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资而洗钱的预防为了防止利用第三方(包括稻草人)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资而洗钱，进一步降低互联网支付方式的风险，要根据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入资金的方式规定不同的反洗钱义务。《管理办法》并未对此做出规定。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入资金方式的多样性可能会使第三方共犯随心所欲地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入资金，也可能被犯罪分子用来欺骗第三方帮助为其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提供资金。与利用银行账户、借记卡、信用卡转账或个人对个人转账(利用个人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相比，利用现金、预付卡、现金券、电子货币等可匿名的手段向网络支付账户注资具有更大洗钱风险。因此，有必要对向网络支付账户注资的方式做出规定，可以规定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只能使用可以受金融机构的客户正当注意措施约束的注资方式，比如利用银行账户、借记卡、信用卡，而排除使用现金和其他可以匿名的注资方式。或者规定在使用现金、预付卡、现金券、电子货币等可匿名的注资方式向网络支付账户充值时，如果金额较大或者认为可疑时，应当识别客户身份，登记客户身份基本信息，通过合理手段核对客户基本信息的真实性。由于《管理办法》第15条已对预付卡出售时的购卡人身份识别、身份基本信息登记、有效身份证件的核对及身份证件复印件或影印件的留存做出了规定，因此有必要对网络支付账户的现金充值进行规定，在《管理办法》第11条之后增加1款作为第5款，规定“个人客户向支付账户单次充值金额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的，应核对客户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或影印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通过开立多个支付账户逃避收付金额达到一定数量时核对客户身份证件并留存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或影印件的要求，《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网络支付机构为同一客户开立多个支付账户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建立支付账户间的关联关系，按照客户进行统一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防止利用第三方(包括稻草人)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资而洗钱。(三)对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者或其代理机构洗钱的预防为了防止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或其代理机构洗钱，除了要慎重选择具有良好声誉与健全有效的反洗钱机制的代理机构，还有必要对服务提供者与境内外代理机构(如零售商、金钱汇付企业)的职责进行规定。尽管《管理办法》第8条对支付机构与境外机构建立代理业务关系时充分收集有关信息、评估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措施的健全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规定，并要求以书面协议明确本机构与境外机构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并未明确本机构在境外代理机构未履行反洗钱义务时应承担的责任。正如上文所述，鉴于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所具有的较大洗钱风险，有必要使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承担严格的反洗钱义务。因此，有必要在《管理办法》第8条后增加1款作为第2款，规定“支付机构应承担境外代理机构未履行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义务时的法律责任”。尽管《管理办法》第四章对可疑交易报告的义务进行了规定，但是第34条允许支付机构制定符合本机构业务特点的可疑交易标准，并未统一规定上报可疑交易的标准，更未对网络支付机构上报可疑交易的标准进行规定。尽管这种规定有利于支付机构根据本机构的客户特征和交易特点，制定合适的可疑交易标准，但是缺乏统一的可疑交易报告标准，不利于有效地预防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洗钱。犯罪分子可能会利用支付机构在可疑交易标准方面的差异，选择利用不易被上报和发现的支付机构进行洗钱。而且缺乏统一的可疑交易上报标准，无法严格确立支付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因此，有必要针对网络支付机构制定统一、具体的可疑交易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管理办法》没有确立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的大额交易上报义务，但是第11条第3款确立了进行大额交易时需要核实客户身份并留存客户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或影印件的义务。根据第36条，如果在审核大额交易客户身份时有合理理由判断交易与洗钱、恐怖融资或其他犯罪活动相关的，应该将可疑交易上报。这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报告大额交易的作用，又减轻了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审核大额交易的工作量，提高了上报交易的质量。这在赋予支付机构较大上报自由的同时，也增加了发现和查处支付机构参与洗钱案件的难度。因此，建议在完善《管理办法》第11条第3款将“出现下列情形时”修改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的基础上，专门规定网络支付机构报告大额交易的义务，大额的具体标准可以在第11条第3款规定的大额标准的基础上，规定一个更高的标准。比如，可以规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其总部以电子方式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大额交易报告：1.个人客户之间，或者个人客户账户与单位客户账户，单笔或者当日累计收付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交易;2.个人客户全部账户30天内资金双边收付金额累计人民币2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3.单位客户账户之间单笔或者当日累计收付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4.单位客户全部账户30天内资金双边收付金额累计人民币5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5.交易一方为个人客户、单笔或当日累计跨境收付金额为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交易。一、公民怎么反洗钱公民反洗钱如下所示：1、积极配合金融机构识别客户身份；2、不要随意出借身份证；3、不要随意出借自己的账户；4、不要用自己的账户为他人提现；5、为了规避监管标准，拆分交易只会弄巧成拙；6、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7、支持国家反洗钱工作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8、勇于举报反洗钱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2种观点： 洗钱是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涉及毒品、黑社会、恐怖活动、走私、贪污贿赂、金融犯罪等方面的洗钱行为将受到惩罚，包括没收犯罪所得、刑罚和罚金。洗钱数额达3000万及以上将被认定为“情节严重”，将面临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和相应的罚金处罚。法律分析洗钱是一种犯罪行为。触犯了刑法规定的洗钱罪。根据我国刑法：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一)提供资金帐户的;(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三)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洗钱数额3000万应属于“情节严重”，洗钱数额特别巨大，应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拓展延伸洗钱行为的法律风险：揭示隐藏的犯罪手段洗钱行为的法律风险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洗钱手段日益隐蔽，给打击洗钱行为带来了巨大挑战。洗钱行为不仅损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还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合法化资金来源。为了揭示隐藏的犯罪手段，我们必须加强法律监管和防范措施。首先，要完善洗钱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对洗钱行为的刑事处罚力度。其次，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建立起严密的洗钱监测体系。此外，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境洗钱活动。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能够更好地揭示洗钱犯罪的隐藏手段，保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结语洗钱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违反了我国刑法中关于洗钱罪的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对于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了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从事洗钱行为的人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洗钱行为不仅危害金融体系稳定，还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合法化的资金来源。为了打击洗钱行为，我们应加强法律监管和防范措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并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境洗钱活动，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一)提供资金账户的;(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3种观点： 互联网支付的洗钱风险互联网支付可能被用于洗钱已引起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反洗钱国际组织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注意。中国于2007年加入了该组织。该组织主张采用以风险为本的方法，制定、实施预防洗钱的法律法规。其于2012年修订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建议》确立了全球预防洗钱犯罪包括网络洗钱犯罪的标准。根据其第1条建议，国家应识别、评估和理解其所面临的洗钱风险，并采用风险为本的方法确保其预防或减缓洗钱风险的措施与识别出的风险相适应。特别是第15条建议明确要求国家和金融机构识别和评估与新产品开发和新商业做法的发展以及新技术或发展中技术的使用有关的洗钱风险。互联网支付的洗钱法律防范(一)对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的非面对面性质洗钱的预防为了防止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的非面对面性质洗钱，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明确《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关于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识别与验证义务的规定。尽管《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办法》第10条、11条、12条、13条、14条、23条、24条对网络支付机构的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做出规定，但是并不完善。首先，第13条未能防止洗钱者在未开立支付账户的情况下通过分解交易金额洗钱。(二)对利用第三方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资而洗钱的预防为了防止利用第三方(包括稻草人)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资而洗钱，进一步降低互联网支付方式的风险，要根据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入资金的方式规定不同的反洗钱义务。《管理办法》并未对此做出规定。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入资金方式的多样性可能会使第三方共犯随心所欲地向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注入资金，也可能被犯罪分子用来欺骗第三方帮助为其互联网支付服务账户提供资金。(三)对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者或其代理机构洗钱的预防为了防止利用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者或其代理机构洗钱，除了要慎重选择具有良好声誉与健全有效的反洗钱机制的代理机构，还有必要对服务提供者与境内外代理机构(如零售商、金钱汇付企业)的职责进行规定。尽管《管理办法》第8条对支付机构与境外机构建立代理业务关系时充分收集有关信息、评估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措施的健全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规定，并要求以书面协议明确本机构与境外机构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