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卫士

生命的卫士

——廖信荣的村医生活

我叫廖信荣，生于1977年3月19日，中专文化，贵州省遵义县三岔镇红星村人，在红星村担任乡村医生已15年。我有幸成为中国医疗系统服务在最基层的130多万乡村医生中的一员，我与乡村医生们一起，共同维护着8亿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共同守护着8亿父老乡亲的生命重托，共同捍卫着8亿父老乡亲的生命尊严，这是我们作为乡村医生的责任和使命，是我们存在的价值，是我们的本分，所以，我做梦也没想到会走上这样一个平台，我的父老乡亲会给予我这么多的厚爱，党和会给我这么璀璨的荣誉，在这里我首先要深深的感谢父老乡亲，感谢党，感谢。（真诚的鞠躬）

我出生在一个极其不幸的家庭。含辛茹苦的父母生养了我们姐弟三人，令人痛心的是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先天性残疾：哥哥是软骨病，至今瘫痪在床；已不在人世的姐姐不仅智障，还和我一样是“O”型腿。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的，就给我起了个绰号“拐脚”。我的童年，经历了正常小孩无法想象的辛酸与痛苦，我的心理无法不承受自卑的磨难。

小时候我的家乡十分落后，交通不便，偏远一点儿的乡亲就医往往要走上一两个小时的崎岖山路，才能到村里赤脚医生那里简单的看看病，拿点药，不少乡亲常常因为医疗条件差或延误诊治而死去。那个时候，我的内心深处，有一颗种子在倔强的破土和生长：长大以后我要当一名好医生，为姐姐、哥哥、我自己，还有众多的父老乡亲们看病，解除患者的辛酸、痛苦与磨难。

1995年9月，我初中毕业如愿考上了遵义县中医学校。在中医学校读书期间，我像一只贪婪的蜜蜂，拼命地吮吸着医学的营养，努力的掌握着基本病、常见病的医学知识，得到老师、同学的肯定。1998年6月，毕业后，我在遵义市一家私人诊所跟师学艺。1999年春节，家中的爸妈、哥姐食物中毒差点儿丢了性命。于是次年初，我回到老家租了间房屋，开起了自己的诊所。从此，我开始了乡村医生的生活。

15年来，我担负起本村与邻近村民的医疗救助和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各种公共卫生任务，多次被县、镇评为“优秀乡村医生”，2012年获遵义县“十一五自强残疾人模范”荣誉称号。

1999年诊所开业之初，村民们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没有几个人愿意来找我看病。但我并没有气馁，日诊临床夜读书，刻苦学习，勤奋钻研，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医学知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人们相信了我。

那是诊所开业一个多月后，一天，李家湾村民周万容带着孙子来看病。还在诊室外，我便见那孩子面色苍白、精神极差，走近一看有黄疸，我意识到，这孩子可能得了蚕豆病。我询问周万容，孩子吃胡豆没有？周万容说：吃了，我马上作出诊断：这孩子患了蚕豆病，需马上转诊救治。周万容开始不信，经我再三解释，他才带孩子到县医院治疗。事后周万容告诉我，医生说幸好转诊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也让我更加明白，没有扎实的医学理论和过硬的技能，救死扶伤就是一句空话。

作为乡村医生，翻山越岭、顶风冒雪、披星戴月出诊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村民们那家有病人，或打电话或带口信，我都会及时赶去。记得那是1999年深秋的一天下午，山村，被灰蒙蒙的天空笼罩着，雨，淅沥沥的下个不停，这个时候，高丰组的钟承明上气不接下气的找到我，说他老婆病重，我带上药箱，心急如焚的往钟家赶。雨天，被牛踩过的山路真是难走，加上我这双残疾的腿，比正常人走起来更是艰难，越赶越觉得身体难以承受。扑爬跟斗的总算赶到了

钟家，钟承明的妻子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看到我，气喘吁吁的说：这么远的路，又下着雨，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怎么能不来呢”！？我一边说着话，一边给她看病，开了药、守着输完液，看着病人好转了，我的心才放下来。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钟承明要送我回家，可他还得照看病人呢，我坚持没让他送。屋外，伸手不见五指，秋风，萧瑟的吹着，雨，哗哗的下着，电闪划过夜空，雷声沉闷的响着，山村笼罩在风中雨中，闪中雷中，吞噬在夜色里，我，打了一个冷颤，独自一人打着电瓶灯，踩着泥泞的山路，高一脚、低一脚往家赶，正当翻过第一座山时，一股凉风吹来，电瓶灯突然熄灭了，一个电闪，把山和树变成幽灵一样的剪影，随之而来的是闷闷的一声雷响，我的心不由自主的收紧了，感觉毛发竖立，虚汗自溢，完了完了，要是灯坏了，怎么走回家啊！我慌乱的对电瓶灯一阵拍打，它居然神奇般的亮了，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正常人只需40分钟走完的路程，我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回到家中已是十一点过钟。焦急等待的父母妻子见我平安回家，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行医的这些年，每月都要出诊十多次，就是晚上有时也要起床4、5次看病，冬天有时我都合衣而睡，揪心的事也不少，不管多远，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不能忘记作为村医的本分。正是因为我热情和蔼、随叫随到，而且用药合理、价格便宜，在四邻八乡逐渐赢得了较好的口碑，周边村甚至外乡镇的病人都慕名而来。

“德艺相兼凭医道施人道，中西结合以善心治冠心。”这是我自己撰写的一幅对联，也是我行医的准则。我觉得，作为一个医者，不但要有高尚的医德、过硬的技术，还要有人道主义思想；不但要医治病人的身体，也要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有句俗话这样说到，黄金有价药无价。意思是说，医生的药是没有定价的，看病拿药多少钱，医生说了算。但我行医这些年，从来没有漫天要价的事情。相反，对很多家庭经济困难的村民，我只收成本费甚至不收。村里有个姓胡的老人，儿女都不管他，来看病时先开口：“廖三，我没得钱，但实在受不了了，你就行行好！”每次我都说，没有关系的，我给你看病抓药就是了。

我总觉得，病人只要找到我，为他治病就是我的责任。

这些年，我用了四五个笔记本记录医疗欠款，至今差不多有一万多笔了，每年至少免收了3000元以上的欠款。我觉得，不收那些家庭困难人的账，我更心安。

2010年春，82岁的留守老人张志全气喘吁吁地来到诊所，坐在沙发上我还没来得及给他看病就呕吐一地。老人面如死灰，心跳130次/分，血压180/90mmHg，体温39.8，呼吸36次/分……患者病情严重，我来不及细想，马上对症处理，控制了老人的病情。事后有人问我，你就不怕老人死在你那里吗？是啊，当时老人的病状，死亡的机率是很大的，如果老人真死了，难免面临医患纠纷，可我不能不治呀。

在现今医患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太多的人不愿意赞美医生，更多的是口诛笔伐。但是，我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却一直没有这种感觉，感受到的都是病人的信任和依赖。因为我不会给病人开大处方，能吃药的决不打针，能打针的决不输液。我总觉得，如果单纯地去追求经济利益，我会良心上过不去。行医与我不仅是职业，更是一种救助与守护。

在行医之余，我还自学了针灸的子午流注、灵龟八法开穴等疗法，在村里，大家最信服我的针灸术，有人谬赞说，你的针灸术，比好多大医院医生的水平还高。大家喜欢我用针灸给他们治疗，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针灸治疗是免费的。来诊所看病的，特别是腰酸腿痛、面瘫、久治不愈的慢性病病人，我就用针灸给他们治疗，差不多每天都有三四个。有人开玩笑说，村里几千人，差不多都被你扎遍了。

这两年，我已完成了本村《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对每一户村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谁患过哪些慢性病、谁对哪些药物过敏、谁家有几个小孩、谁有没有烟酒嗜好、谁有什么饮食习惯等等，我心里都一清二楚。于是，我在给村民看病时，就对一些心理健康存在问题的

人进行心理疏导。作为医生，我知道，一颗健康的心比健康的身体还要重要。对我的病人，我像爱我的家人一样爱他们。

村民们夸道我的，除了我的医术，再有就是大家都认为我是孝子贤弟。哥哥是个全身瘫痪的残疾人，吃喝拉撒睡都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多年来，都是我和妻子照顾他。母亲患有冠心病，父亲5年前得了直肠癌，双老不但不能劳动，也需要我和妻子照顾，全家7个人的生计，就靠我和妻子承担。在这里，请允许我衷心的感谢我的妻子：感谢她能看得起我这个残疾人，感谢她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切。

2013年，镇领导找我谈话，叫我到镇民政办去当残疾人专职委员。我婉言谢绝了，我知道，爸妈、哥哥需要我，乡亲们更需要我。我还是乡亲们的义务“笔师”，在村里，我的毛笔字算是写得好点的，哪家有红白喜事，贴对子，就为人家写上几笔。

回首15年的村医生活，虽然经历过太多的生老病死酸甜苦辣，但我无怨无悔。我觉得，能让身边的人都健康快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现在，请让我为自己15年的村医生活祈祷：感谢它让我不停地体会到患者康复后带来的喜悦；感谢它让我看见了自己来自于人类最原始、最本真、最质朴的善；感谢它重塑并锻造了一个身高只有1.42米，双腿残疾人的自尊；感谢它把我从自卑的泥潭中拖出来；感谢它让我深刻领悟了身残智不残的真谛；感谢它让130多万村医看见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把自己置于脚下，把病人焐在心头，把生命举过头顶，这是每一个医生的职责和使命。还是这个瘦弱矮小的身影，还是那个陈旧的药箱，红星村的山间小路上，我，一个乡村医生的路还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