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着中国历史教材研究刍议

●史学论坛

吕著中国历史教材研究刍议

王

家

范

２０００６２）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摘

要：将吕思勉先生的中国历史教材编写成就，置于近代历史课程改革的总体背景之中，着重考

察并探究其教材编写理念的创新，以及编写体例与剪裁手法方面的特点，为目前中学历史教材编写的改革思路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吕思勉；中国历史；教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ｕｔｔ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ＬＵＳｉｍｉａｎ’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ｈ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ｏｂｅｓｉｎｔｏｈｉｓｎｅｗｉｄｅａｓｉｎ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ｉｓｓｔｙｌｅａｎｄｅｄｉ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ｏｍｅｕｓｅｆｕ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ｏｆ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ＵＳｉｍｉ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中图分类号：Ｋ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５６３６（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０４－０７

今年是吕思勉先生逝世５０周年。大家想到纪念他，说明先生的事业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传世的，一定有长久的价值在。先生为人淡泊宁定，以教书、编书为生命的寄托，毕生才力专注于此。以一人之力，孜孜不倦编写各类学校中国历史教材，高小、初中、高中、大学都有①，既成完整系列，又有教参、教法、演讲、问答配套，一直坚持到底的，在百年史学名家里，惟吕诚之先生一人而已。②

限于篇幅，本文只是对吕著教材的初步探析，先以２０世纪前半期中学历史教材为中心，一则托出吕先生教材编著的时代意境，兼而提示当下中学历史教材改革当注意的历史经验。

历史教材的前世今生

历史教材，特别是中学历史教材，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十分难写，除非纸上谈兵，看人挑担不吃力。还有一点，历史课程在中学的地位虽不高，社会的关注度、教材的政治敏感度却不低，很少能有令各方面都感到满意的教材。这种特殊的难处和困境，虽不能说从来如此，但也非自今日始然。

旧时仕宦读书人家，历史知识都是通过经史古籍的阅读或他人教授途径得来。是时有官学，有书院，有私塾，虽说都是以读经、讲经为本，但必兼而讲史。梁启超说过，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什么学问最发达？史学。史学的核心是什么？政治，

资治通鉴”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更是读书人多数必读“。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无不与史学相关。“

作者简介：王家范（１９３８—），男，江苏昆山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式高等小学历史教授书》（六册，与庄启《

$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吕先生编著的大学与中小学中国通史教材，按时间顺序先后有：#

传合著，１９１６－１９１７年中华书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历史讲义》（１９２０年，未刊）、《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１９２３年上海商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１９２４年上海商务书店）、《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本国史》（１９２４年上海商务书店）、《复兴高级务书店）、《

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二册，１９３４年上海商务书店）、《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１９３５年，上海商务书店）、《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上册１９４０年，下册１９４４年，开明书店）、《初中本国史补充读本》（１９４６年（四册，１９３５年上海中学生书店）、《

上海中学生书店）等，另有许多提纲、教学参考与演讲、问答等通史教学样式。

$作为史学名家编写中学历史教材的，据笔者阅读所得，还有顾颉刚（初中，１９２３年）、陈登原（文言体，高中，１９３３年）、周予同（初%

中，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金兆梓（初中，１９２３、１９２８年）等。

４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的。宋代以后，已经感到正史材料太繁，为节省时间，普及到一般人，逐渐有“纲鉴”一类的编年体历史简本。待到清中后期，

纲鉴易知录》竟成为一般人阅读最多的“通史教材”《。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是帝王将相史，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总之民主的意识、群体的

梁启超《新史学》正是针对着旧史的教育，发出严厉的批判，火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向核心内容，斥责旧史本质是王朝史，

意识不容易成立。二是指向体裁和写法，陈旧、繁琐、难读、无感触。①

有赖晚清政权被迫实施新学制，历史终于从经史之学中开始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正式课程，这在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都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②从１９０４年公布的中小学堂《章程》对课程门目地位排列看，历史课在修身、读经、中文、算学之后，名列第五。兹将晚清奏定各中小学堂历史课程每周授课时数（钟点）列表于下：学堂等级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等学堂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③

第五学年

１（乡土历史）２（中国史历史）３（中国历史）

１（乡土历史）２（中国历史）２（中国史及亚洲各

国史）

１（本国史）２（中国历史）２（中国本朝史及

亚洲各国史）

１（本国史）２（补习中国历史）２（东西洋各国史）

１（本朝史）

２（同前学年）

学制改革产生的另外一种影响，则是清政权所远未料想到的，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历史教科书的出现，间接为“新史学”提供了施展身手的舞台。原先政府方面是想在兼有教育领导机构职能的“京师大学堂”内设编书处（后转为学部，改名“图书处”史学课本”位居第二，），负责中小学课本的编纂，计划门类里“

拟以编年为主，删除繁琐，务存“

部编教材”纲要”；入至民国，自汤化龙任教育总长后，亦曾设编纂处欲出版“，因政事混乱以及机构无能，前后均以流

%产告终。$兴许应了“坏事变好事”的说法，民间编著新式教科书的风气得以乘间而起，除了目前最难搜寻统计的各校

先锋模范”作用，终于形成气候，而商务印书馆的反应最是灵敏，抢先占夺阵地。自编讲义外，其间出版商则充当了“

作为开明且精明的出版商，商务印书馆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和出版了政治意向不同的各类历史教科书，它几乎浓缩了一个时代教科书演变的全过程。随后则有中华、开明、世界以及中学生书店等出版商跟进，形成与商务竞争的氛围，也出版了不少好的教材。

反映清廷编写意图的，最早应是１９０４年底由商务推出的姚祖义初小、高小两种《中国历史教科书》历朝国，从“

%统”提起，以“救国保种”为中心思想，按朝代顺序简述大事，实是据旧式“纲鉴”缩编，应急的痕迹很深。&

在“新史学”方面，最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恐怕要数夏曾佑的《新编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原计划五册），商务于１９０４年推出第一册，后来只出了三册，到隋朝绝笔。夏氏教材最能反映新旧转折中的历史教科书编写特点。用新思想、新观念重写中国史，在第一章的前五节里体现得较为鲜明。“世界之初”简述世界人类起源说。“地之各洲人之各种”反映了世界全局的眼光，此为过去不可想象。“中国种族之原”古，是借西方人类学讲述本土民族的早期状态。“今世变之大概”世运”之变化，把中国历史分，笔者认为是夏氏教材中最富灵气的精彩之笔。夏氏强调讲史要在揭明“历史之益”属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一类，则与为三期，每期中又分二至三期，数千年史线索、特点表述明白易晓。“

新史学”主旨仍有相当距离。笔者以为夏氏中国史教材，不免有新语点缀旧词之弊，偶有数处新意，却遮不住旧史的“

%底色，不能算已全备“新史学之资格”。(

以中小学教材编著总体状态而论，从１９０４年到１９２０年以前，尚属初级阶段，应急、抢先、跟进，有一定的声势，数量不小，但给人于新旧交替的完成尚需时日的印像。大约进入到上世纪２０年代之后，比较适合中学教学要求、有史学革新精神的教材开始逐渐出现，如顾颉刚、王锺麒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１９２３年，三册，商务）、金兆梓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本国史》（１９２３年，二册，中华）、《初中本国历史教本》（１９２８年，三册，中华）两种等；吕思勉《

先生的创造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容后详论。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梁启超：《)

%戊戌变法前后，有识之士就已经开始呼吁国人自编本国史，如常州人屠寄，清廷当时根本不予理会。吕先生曾从屠寄问学，民族史的研*

究就是受屠寄的影响。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编上册，第１７９－、《、《，收入朱有瓛主编《%分见《+

１８２页、１９３－１９６页、３８８－３９０页，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大学堂编书处章程》江梦梅《前清学部编书之状况》陆费逵《与舒新城论中国教科书史书》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收入舒新城主编《%分见《$

第二册，“十四、教科书”，第２５４－２６４页，中华书局，１９２８年。

爱国保种”注释白话中国历史教科书》。需要注意的是，此书与%与此书类似的，还有《&（冰壶主人编，会文堂书局，１９２３年）。教育目标定为“姚祖义一类教材也用了一些新词，但仅为点缀。现在有些研究者望文生义，被这种手法迷惑，以为真是用了新思想编教材。第二册（１９１４年１０版）、第三册（１９０９年５版）。中国历史》第一册（１９１０年９版）、%笔者此处述评，所依据的是夏氏《(

５

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新教材始出，就遭遇到各方人士的关注，报刊杂志不时刊文或组织讨论，不乏尖锐的批评。这里举两种类型的批评，借以略窥当时情境：

１９１８年，刚从西洋归来的蒋梦麟，对中国历史教本的批评较之梁启超当年更为激烈。他说：自汉至今，中国之历“

史不能脱儒家重古轻今之观念。故今所谓中国历史者，俱已往之陈迹，昔日之糟粕耳，愈识往古则愈昧于今日……其泥古余焰犹滔滔于吾国今日之学校。著作家本此恶习，集往日之糟粕而美其名日新历史；教员本此恶习，聚臭腐之糟粕以酿新酒；学子之爱之者，无异饮酒鸩毒而甘美酒也。”这话不可谓完全无的放矢，毕竟刻薄而偏激。他提出教授历史当以学生的人生需要为主体、以平民的生活为中心点，尽量开拓政治以外的文化史方面的内容等，在当时属“超前意识”，对今日也仍有启发性。但也有一些主张脱离中国历史、特别是历史教学实际，食洋不化的气味也不必为之讳。①

顾颉刚也不满意当时的教材现状，但比较务实，不好大言。１９２２年，顾先生说“现在没有一部较好的中国史教科书，想是大家承认的”，他的批评与建议深入肤里：事项的开发，把进化的迹象指示出来；

（１）历史教科书只讲政治，材料自然偏枯。要重视政治以外的社会

（３）历史教科书不可能不写人物，但

（４）现在的

（２）历史教科书不在于材料的繁富和章节的整齐，而在连用材料，理出承前启

后的径路来，重视对“世运”的揭示，让学生把握历史的大势，有长远的眼光；

不应成为名家的传记，讲人物要以会通时势和辨明世运为选择的前提，叙述的归宿也应该放在这个地方；上，宁可使历史系统不完备，却不可使选择的材料不扼要、不生动、无意义。②

历史教科书文字太呆板，总想做成全部正史的缩本，以为“文省而事繁”才是本事。新式历史教科书的最大本事在剪裁

蒋、顾两先生的批评，代表了当时有识者希望教材有全新的面貌，抱着一种急切的心态。实际上历史总归是历史，教材的编写不可能丢弃旧的基地，一夜间改天换地。它首先发动的只能是一种史观的冲击，然后在旧壳中慢慢孵化出新的发现和新的认知，最后才是体系的大变化。应该平实地说，新的变化已经发生，特别是新的用语被广泛使用，但与全书内容的选择、陈述之间处在油与水不相融洽的状态，大多数很生硬，甚至完全是外加上去的。

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就逐渐进入了成熟期。凡事都有积累的过程。吕思勉先生学术上的圆

熟，包括教材编写的杰出成绩，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状态。

吕著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理念

现在我们能查阅到的，吕先生最早编写出版的学校历史教材，是与庄启传合编的《高等小学校用历史教授书》，由

$

中华书局于１９１７年初版发行。#

教材全以朝代顺序展开，重点讲代表性人物，兼及若干重大事件，每一大时期另增“政教学术”的概括陈述（像是出于吕先生手笔）。后者为旧式“纲鉴”体所不备，在当时应属新设置的体例。教材正文全用浅显的文言文，教育主旨在编辑大意”中表达为“学校设历史科之目的，在以过去证现在及将来”（吕先生常用语）；教材第六册最后一节“中国“

历史结论”显示的教育意图则比较正规：爱国之心。”

后一教材理念，很能代表近代历史教材编写的主流，民族复兴或者说民族主义精神是普遍强调的教育主题。教本理念设置有一定的高度，并不代表一定有深度和说服力。我注意到在“编辑大意”中第二项即是“教授要旨”，表达为述全课精义，及史事因果之关系”“，后一点是吕思勉一生所强调的史学认识方法论基础，但因教本立意不甚深刻，局促于借人物或事件托出“中国历史的荣光”，在中国历史的光荣与近世耻辱间缺乏内在因果关系的渗透，变成了仅仅因为近世所遇之敌与前此所遇者”相异（“历史结论”中的提问语），这样肤浅的表面叙述，民族复兴之路也无从揭出。这一“

缺陷，在吕先生随后的教材编写实践里，终于找到了解决的方案。

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是为“高等小学”，约略相当于后来初中程度的学生使用的教材，重在给予感性的体验，有点像讲故事，颇符合教学对象的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过高要求是不恰当的。编写者强调教材编写“力求简明精要”，这种不把历史的完整系统和通贯要求作为目标，以叙述人物为主、兼及重大事件的剪裁手法，也为今天初中教材的编写提供了某种启示。在今天，为了与高中不相重复，多学科知识传播需求量越来越大、历史课时较少的情况下，这种方案也不是不可考虑的策略选择。

截止１９２０年前，吕先生在各类学校已经有了１４余年的史地国文教学经历。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编写的新式

授以中国历史结论，以统括前此所授各课，且使知爱敬中国之历史，以兴起“

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教育杂志》第１０卷第１期，１９１８年。，发表于商务《１９１７年，蒋梦麟从美国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蒋梦麟：《%

国，先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１９１９年初就聘为北京大学教育学教授。所著《中国近代史》开一新境界，不属本文论列范围。

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教育杂志》，《$顾颉刚：《&１４卷第４期，１９２２年。因原话太长，此处由笔者据语意归纳概括而成。

$笔者看到的是１９２６年１４版，据版权页确定其初版日期。全书六册。此书属于今天所谓的教师参考书，但教材正文附于相关章节说明之#

前，由此可读到原教材全部内容。《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不载，家中亦无藏，故笔者目前难以查考，只能据常理推测，暂定教材也是由两人合著，吕先生为第二作者。先生此时供职于中华书局任编辑，故有此编。

６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通史《白话本国史》的“序例”写在１９２０年底，出版正值先生到达“不惑”之年。吕先生在世界观和社会观念方面，既接受“经世”传统和康梁的维新改良思想，同时热心阅读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产生了好感，在史序例”申述本书特点，突出“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和学与时事的看法方面，居于当时思想先进者之列。因此“

在社会进化方面着想”的新眼光，而在第一章“历史的定义”里写下了一段当时极具新意的概括：“

历史者，研究人“

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上古史”十章里就即刻有鲜明的体现，其。这一理念，在第一编“中汉族的由来、汉族以外的诸族、中国古代的疆域、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古代的宗教和文化六章，全是面貌一新的教学内容。借助人类学、社会学，将中国上古史置于人类社会变迁的整体过程之中，既求同也求异，不悉废上古传说的史料价值，加以精审考辨而立新论，极显功力。因此，先生说起来，抑止不住内心的自得：中上古一段似乎以前出版的书，都没有用这种研究方法的。”①

白话本国史》名为“自修适用”《，实际上是可供大学专业用的通史教材。这从全书内容详备、史料细致备注以及特别讲究学术的新发现、知识的准确性方面，都可以体会到先生的这一意图。有了这样的治史积累，到１９２４年初版的

#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显然在众多的中学教材中脱颖而出。这本教材用浅显文言写成，一再重版；到１９３４

其“

年，又以《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新版问世，文体改用白话，内容也有不少改编，更为精炼流畅。下文两书一并陈述，旨在说明吕先生的教材编写理念的发展。

那个时代的人，对历史教育的特性保持着一种严肃的态度，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可以脱离历史过程空洞说教，用史事注释理论概念的做法更不能接受。这样，新的理念如何与历史的特性相融洽，就成为突破的关卡，要求有一种新思路，有一种切入的办法，以便找到从瓶颈口冲突而出的力量。

吕先生在１９３４年为“复兴版”高中课本重写的“例言”里，特别说到教材的难写。以前就有“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之叹，现在又因观点的不同，史料时有增加，可能涉及的史实不胜其多，如何避免头绪纷繁，教材精简而扼要，最费心思。中学生更是非为专门研究而学，要在仅少的时间内，达到“探原于既往以说明现在”的新式教育目标，又不能失之繁芜、艰深，谈何容易的事！这似乎说的只是有关史实的选择和剪裁。其实不然，以历史课程的教育目标而论，先生认为利用历史以激发人民的爱国心，或陈古鉴今提供今人经验，都要与史实相合为限，归之于思维方法的更新。但归根到底，历史教育与政治宣传、其它社会学科毕竟不完全相同，说理必须由历史事实内在渗透出来，具体生动，事理不违，读者自然会感动愤发。不讲究详略取舍，史事随意拿来，叙事烦冗而言不及义；或离开历史事实，强贴理论标签，空发主观议论，都不能感动学生，教育效果事与愿违。直至今日，吕先生说到的这两大毛病，在中学历史教材编写里仍有一再重犯的现象。

吕先生新的通史编写理念，据现在读到的资料，着中国社会进化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其因果关系来展开，

白话本国史》是第一次作正式表述，这就是：历史教育应该围绕《

以过去证现在及将来”“，最后是为了明白社会发展的方向。抓

住了这个主干，枝叶才能纷纷摇动，选择和敷陈史实的全局也就活了。吕先生在“复兴版”高中教材的“绪论・第一章”中，再次强调“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并针对着旧史学与前此的历史教育观念的似是而非，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讲道理，使学生领会为什么旧观念不对，新的学习观念应该是什么。把艰深的学理，用通俗易懂的笔法敷演，

绪论”本身也是中学历史教材的一篇范文，值得学习。“

笔者深有感触，认识吕先生的编写理念，也是在近几年多少知道了编写中学教材种种困苦之后，反复读吕先生的文章，才逐渐有亲近的感觉。光读先生的教材，不体会先生那种高瞻远瞩的认识高度，还是不容易读出先生教材编著的高明和奥妙来的。

今天编中学教材的，都以大学教师为主干。他们或许经史学职业严格训练的缘故，因此把知识的系统性和单纯知识传授的观念看得很重，总是盖过了中学教育的目标要求，把大学专业教学与中学历史课程等量齐观，中学教材就成了大历史事实”看得比较透彻。他学通史教学的“压缩饼干”，繁、难、旧、散之弊也就难免。吕先生却能够跳出来，把“史也者，记事也者”说，从前人所谓“，这话看起来没有错，但千百年来，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实在记不胜记，不能尽记、也不必尽记。真正必须知道的是，现在的社会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凡是“使社会成为现在的事情”，在社会变迁中有地位的，有重要价值的，就应该是教材优先选择和应用的史材。但仅仅知道这些事情，不求知道所以然，对认识的帮助仍然很小。例如过去的历史书专重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却不知道这些特殊的人物和事件总在发生在普通社会上，是那时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的结果。社会在不断地变迁，有怎样的社会，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而重大事件看起来像“山崩”那样激烈，却是由社会的长期“风化”积累而成的，不知道根源在哪里，应付的法子一定的是错的。因为过

白话本国史》，现有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最新重印本，恢复了过去删略的内容。#《$

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国难”后的第１１版，迄今尚无重印本。《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笔者看到的是１９３２年“，今重印#《\"

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题名为《中国史》。这样的改名大概是考虑便于发行，却忘记了高中生和高中教师也是一个庞大的读者群。用《高中本国史》原名，在市场上别出风格，或许更能吸引眼球。

７

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去没有“社会”这个概念，不知道社会是动态的、不断在变迁，遇到时局艰难，便误以为只要古代的某某出来，只要用过去的某某方法，就能解决问题。常常用陈方换新药，社会的进步就很缓慢。所以历史教材不可能不讲人物和事件，就看从什么角度选材，怎样讲清人与事同社会进步的因果关系，然后才能提高学生认识社会的能力，为学生将来应对社会挑战提供现代意识和观察问题的正确方法。

我们也常常说，历史可以提供各种丰富经验，开卷总是有益。吕先生的看法也有异于此。他说，从前的人误以为知道既往是怎样应付的，就可以为将来办事提供准则，把历史作为守旧护符，这是误用了历史。若真知道了历史，便知世界上无一事不在变迁进化之中，虽有大力莫之能阻，于是历史是维新的佐证，而不是守旧的护符，才能知道国家和民族应走的道路，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也正因为这样，讲清史事的因果和所处的地位便显得很重要。社会是整体的，任何现象必与其它的现象有关系。这因果关系看似复杂，但其中必有影响力大小的不同，有时此重彼轻，有时彼重此轻，但以物质为基础，经济发展的力量总是历史变化的原动力。有这样的历史认识，就可以改变许多陈旧的认识习惯。例如近代以来，因为西学的引入，许多人误以为东洋和西洋有多大的差异，自古即然。真知道历史的人，见解就应该不同，西洋现在的风俗异于中国，实从工业革命而来，其富有组织力、溺于个人的成就等，都是由这种社会环境造成的，是近几百年才有的事情。再如，中国的旧史学一向以政治为核心，习久了就误以为政治才是社会的原动力，国家的治乱兴亡全由于政府中几个人措置的得失。时局不行，换些人就可以了。真知道历史的人，便懂得制度建设比人治更重要，制度变了，人也会变；制度不变，新的局面就不会出现。制度变迁的后面，又是由经济变迁慢慢推动的。新思想往往有超前的性质，但必待到社会条件具备了，这思想才会产生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的力量。①

钱穆的弟子，著名史家严耕望非常推崇吕先生。严先生对中国通史教学也有精辟的见解，认为通史必须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有一贯的体系、一贯的精神。这两个“一贯”，在吕先生的编写理念里都得到了体现，所以吕先生无愧是百年来少数能达到这样高境界的一位史学名家。

吕著中学历史教材的剪裁手法

前辈史家屡言，通史难在“别择”与“剪裁”编写通史永远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上，张荫麟甚至说“，因为它还是一门人文艺术。编写中学历史教材则有四难，一是史材的选择，二是史实的连贯，三是文字的表述，四是符合中学生接受能力和心理特点的实际，要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编写理念虽好，如果得不到如上四种力量的支持，不能引起学生情感的愉悦，学生无学习兴趣，那么道德、情操、爱国主义、世界主义……等等的教育目标定得再好，不就掉在半空中，华美而不实？

史材的选择是编写教材的基础。因为史料漫无涯际，应有尽有。做专门史的经常把材料“竭泽而渔”当学问的极致，引以为骄傲。题目小些，是可能做到的。写通史、编教材，举不胜举，不说篇幅不容许，真堆叠起来，又成何体统？所以在编写之前作者必须心中有一个算盘，这就是大局观，亦即是吕、严两先生经常强调的要有“历史通感”。

这里说的大局观，笔者以为是指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其中尤以明晰发展演变的内在线索脉络，以及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征最为关键。前面曾说过，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最富灵气的就是他的历史分期看法。吕先生的各

#种教材，都无一不是先揭明对历史分期的看法，置于教材之前，让学生有个大概的历史轮廓。\"不同于夏氏的，吕先生

梳理线索，重在看清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风气等等事项的变化，让学生理解今日之中国何以会这样、将来向什么地方发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历史分期似乎是个人的学术观点，至今很难有完全的共识，但它却是教材编写必不可少的“设计路线”标尺”，是用以选择史材并以此连贯史实、安排章节的“。合之则取，不合则舍，轻重缓急有准，教育目标与编写理念也就容易落实到教学内容上去。

编写过教材的都知道，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谁也跳不开，大家都必须写到。但像流水账似平淡地写，不过是一些历史知识点。有大局观，就会有意识地把他们安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脉络里，不仅有所选择，而且能够确定其地位和作用，明了人与事之所以然，这就成了一种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鲜活思想，帮助学生透过人与事理解社会何以有时进步，有时迟缓，历史“感性”的知识，就上升为认识社会的“知性”觉悟。

先举“新莽的改制”一章作例子。开头引言是这样写的：

当秦汉之世，实有一从东周以降，悬而未决的社会问题。制民之产，在古代的政治家，本视为第一要事。先富后教”“，

有恒产而后有恒心”“，民生问题不解决，政治和教化，都是无从说起的。汉代的政治家，还深

为学十六法》，分列子目，归类检阅，不必再#吕先生在治学经验和教学方法方面多有独到的见地。最近张耕华教授将这些相关文论编成《$

到《吕思勉遗文集》和《吕著史学与史籍》中一篇篇寻找。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以上引语归纳自先生各个时期谈史的文章，可参张编，不再分注。

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例言”就是谈“本书的分期”复兴高中本国史》绪论”中专立，开卷“，长达５页。到新版《，索性放在第一编“#吕先生的《\"

一章。本文限以篇幅，不再详录，请参见张耕华为上海古籍版《中国史》所写的“导读”评论。，在第三节，对分期作了具体的介绍，并有分析、

８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知此义。“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天下安”天下大器”不可轻动，才有此，乃后世经验多了，知道“等姑息的话。汉代的人，是无此思想的。多数的人，对于社会现状，都觉得痛心疾首。那么，改革之成否，虽不可知，而改革之事，终不可免，那是势所必然了。①

为什么要写这段议论？因为在吕先生的历史整盘棋谱里，

王莽改制”是中国历史又一个转捩点。原始土地公有制虽然“

到夏商西周已经发生了蜕变，但国家还是尽力保证每户农家都有一份农田（即授田制）。战国以来，这种古制被土地私有、豪强兼并破坏了，到西汉初便出现“贫无立锥之地”的极端。从此，民生问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所以到了西汉，许多人感到不安，主张应该恢复授田古制，方案一个接一个地提出。王莽只是将前此众多议论和方案，转变而为实际行动，决心用行政手段加以贯彻。改革不但没有得预期的结果，反而闹出滔天大祸。这失败决非王莽一个人的失败，这是先秦以来言“公产”改革者共同的失败。西汉以后则主张姑息保守成了大多数，以为“天下大器”不可轻动，彻底改变社会组织业已无人敢提，解决人生的问题遂转而求之于个人，于是后来有玄学、佛学、理学的迭相兴起。②我们看众多通史教材，直至当下，多数也还是纽结在王莽改制是耽于空想、还是虚伪作假的个人品质之辨上，未曾从政治风气变迁的大关节上着眼，就见得先生史识的高明，确是极少数能达至疏通知远意境的史学大师眼光。

再举王安石变法的事例。“复兴版”高中本国史在“变法和党争”与“宋的制度与社会”两章里都谈到了中国史上著名的这次“改革运动”，可见先生也把它看得很重要。新法内容的概括，先生写得很简练，这还不是最妙处。谈到变法的失败，我们就看到如何将人物与事件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识其因果关系的高明手法了，兹转录于下：

王安石的新法，范围既广，流弊自然不能没有的。例如青苗，以多散为功，遂不免于抑配（强迫摊派）。抑配之后，有不能偿还的，又不免于追呼，甚至勒令邻保均赔。保甲则教阅徒有其名，而教阅的人，反因此而索诈，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宋朝当日，既处于不能不改革之势，则应大家平心静气，求其是而去其弊。而宋朝人的风气，喜持苛论，又好为名高。又因谏官权重，朋党之风，由来已久。至此，反对新法的遂纷纷而起。反对无效，则相率引去。安石为相，前后凡七年，终神宗之世，守其法不变。１０８５年，神宗崩，哲宗立。年幼，

$太皇太后高氏临朝，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宰相，新法遂尽废。#

笔者如果记忆无误，在１９７８年前，各种历史教材，包括大学通史，没有这样谈问题的，都把失败归之于保守派的反对。待宋史专家王曾瑜出，新法的负面情况才考辨得让大家信服，此前似乎没有人注意过吕先生却是发声最早的。后一点，即北宋官僚士大夫阶层的风气，也少有人注意。如果把这些见解，只是当作对一个历史问题持有独到的史识，那还是把吕先生教材编写的意义看轻了。先生的意思，唯因过去的改革都失败了，

中国的社会，将来总是要有大改革的”“，这

就是大局观。这种认识，又是密切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的。笔者以为，这就是由阅读历史感受智慧愉悦的范熙宁”改革的：例。为了说明这一点，再引先生另一讲义为证，也是谈北宋“

在宋朝，既有这种大改革的见解，自然有人要想凭借政治之力来实行；而在旧时政治机构之下，要想借政治力量来实行改革，自然免不了弊窦……新党的所长，在于看透了社会之有病而当改革，而且有改革的方案；而其所短，则在于徒见改革之利，而不措意于因改革所生之弊。旧党攻击因改革所生之弊，是矣；然而只是对人攻击，而自己绝无正面的主张。然则当时的政治是好了，不需改革了么？明知其不好，亦只得听其自然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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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史材剪裁、史实陈述能够穿透古今的力度就显示出来了，前面吕先生一再说“以过去证现在及将来”的编写理念，由此倍感亲切，可以心领神会了。所以一本教材水平的高低，究竟不是技术或手法的问题。教材的文字叙述，表面看不过是对众多历史事实的取舍，这里多了，那里少了，其实最后还是掂量得出编写者通贯历史能力的高下，以及教材思想含金量的多少。满溢水份，言不及义的，算不得是好的教材。因为学生除了知道某人某事以外，思想收获寥寥。

社会在变化，知识在更新。这种更新，可以说是进步，但有得必有失，也会以牺牲某些旧知识作为代价。只要看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晚清民国那一代人，他们或多或少都还是读过其中不少古籍原著的，像吕先生那么淹博精通自是极少数。以今天的状况，再来读吕先生的几本中学教材，程度都显得比较艰深了。假若我们完全跟着他，恐怕会落得个东施吕著中国通史》效颦的笑话。我甚至发此感慨，大约吕先生的小学教材，正合今日初中之需，其余依次降一级。像《，

$

我在硕士研究生那里试着集体阅读和讨论，也还不甚成功。&

中国史》第四章，第５０－５１页，２００６年版。笔者以为吕先生看得是深透的，例如“均田制”，绝不可能按此重新分配全国$见上海古籍新版《’

土地。当日鲜卑族南下，只是在特殊场合实行，是人类进化史上偶而出现的“返祖”现象。入主中原，自然没有能力完全照此办理。吕著中国通史》第５章、第３０章。上述文字，乃笔者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是采取寓理于事的写法，要明白先生的大义，可参阅《$《(

综合两书大意而成。

$见上引书，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吕思勉遗文集》下，第６９页。$吕思勉：《%（１９３５年光华大学讲义），载《

吕思勉遗文集》上册载有先生１９４４年写于常州的《本国史提纲》吕著中国通史》对读，也包括本文。如果把这篇文稿与《$笔者后来才发现，《&

说到的几本中学教材，就比较容易把握先生对中国历史整体把握的思路。建议读者可以找来一读。吕先生在１９３５年由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四册），文字与内容程度，我读下来，颇值得今日高中教材取法，因篇幅不能讨论。希望教材研究者注意，并作推介。

９

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学习前辈的历史经验，当“师其意而用之”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笔者觉得吕先生的《，编写

(

中学教材的人是应该找来认真读的。’这是他一生学问与事业历练的心得。文内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

学问在空间，“

不在纸上”，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中学历史教材随时而进，如果不注意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状况，没有时代精神和现实感觉，要求教材与学生发生情感的共鸣，很难。我甚至以为，编写者对现实的理解有多深，对历史的理解也会有多深；反之亦然。好友徐震赞诚之先生：

达人情，明时变，故善言经世”“，这就是先生的

教材能够拔萃乎民国、久传于当代的根本原因，也是先生编写历史教材留给我们的真精神。

（上接第７８页）

纪》，杨周翰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序第１８页。然而，笔者认为，事实却并非如此。

牧歌》农夫集》埃涅阿斯纪》这三部主要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对战争的厌恶，表达了对和平的急切盼望之情，预、《、《②维吉尔的《

言新时代的到来；李维的《建城以来史》则开宗明义地指出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求传统美德的回归。

③有些学者坚持认为奥古斯都的事业是复原事业，而且仅仅是一种复原事业，认为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古代的罗马国家。而另一

一种由罗马军队的首领些人则认为应该给奥古斯都加上革命改制者的头衔，认为他能够假托某种古代的典制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政体、统治的真正的君主政体。还有一些人又采取介乎二者之间的态度。

④庇护制度在罗马的历史久远，早在共和之初就已十分普遍。奥古斯都庇护元老和骑士阶层，为他们提供了帝国的公职，消除阶级之

娱乐也是他庇护的实际场所。庇护者的意愿对作家创作时材料、类型、审美以间的敌意，他还通过＂面包和剧场＂庇护罗马平民，此外，建筑、

及政治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作家，就像是职员，与其庇护者有着亲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罗马社会的核心。

⑤梅塞纳斯（ＧａｅｕｓＣｉｌｉｎｉｕｓＭａｅｃｅｎａｓ，公元前７４／６４年－公元前８年），来自伊特鲁里亚，他是伊壁鸠鲁的信徒，属于骑士阶层，有着优雅

的品位，作为非正式的内部大臣，他的见多识广的才智和积极的工作为奥古斯都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的主要职责是一名外交官，他曾作为代表签订了布鲁迪乌姆和塔伦图姆的重要条约。

⑥波利奥（ＧａｅｕｓＡｓｉｎｉｕｓＰｏｌｉｏ，公元前７６年－公元５年），公元前４０年罗马执政官，远征伊利里亚后即隐退，他建立了罗马第一个公众

图书馆。

安东尼，最后投向屋大维。他首先是一位出⑦麦塞勒（ＣｏｒｖｉｎｕｓＭａｒｃｕｓＭｅｓｓａｌｌａ，公元前６４年－公元８年），政治上先后投靠过布鲁图、色的将领，在东方和高卢统帅过军队，同时，自己也撰写多种著作，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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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４０７－４１５页。(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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