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
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论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物形象分析
作 者：孙雯
学 校：新疆电大塔城分校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年 级：2012春
学 号：1265001203079
指导教师：孙厚明
一、作家及作品
二、作品中蒋纯祖的性格特征
2013年11月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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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主义的蒋纯祖
（二）“旷野”中的蒋纯祖
三、作品产生的社会影响
论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物形象分析
摘要：路翎和他的长篇小说在现代文学之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其作品中的人物更是以别样的个性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上独树一帜。《财主底儿女们》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长篇小说，小说中的蒋纯祖是财主蒋捷三的第三个儿子，作者以巨大的篇幅描写蒋纯祖在抗战中曲折的遭遇，用细腻的心理刻画展现在激荡的旷野中的蒋纯祖。路翎通过塑造在大动乱中具有浓厚个人主义思想的蒋纯祖，充分的体现了对于人性解放的渴求与希望。
关键词：《财主底儿女们》 蒋纯祖 个人主义 旷野
论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物形象分析
一、作家及作品介绍
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兴，江苏南京人。是“七月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1937年在赵清阁主编的《弹花》上发表散文。1939年至1948年，先后做过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队员、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理员等。40年代初创作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通过一位下层妇女的悲剧表现了下层人民的强悍与在愚昧困扰中的斗争。194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 《财主底儿女们》，是一部以江南一家大地主大资本家家庭的风流云散为中心，力图反映“一•二八”以后的十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提出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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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路翎通过塑造在大动乱中具有浓厚个人主义思想的蒋纯祖，充分的体现了对于人性解放的渴求与希望。
二、作品中蒋纯祖的性格特征
适逢抗战爆发，蒋纯祖被卷进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经过长长的流浪旷野的旅程，目睹着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悲剧，蒋纯祖告别了他的少年时代，带着“爱一切人”、理解一切人的“生命底意义”的思考，以独战英雄的姿态正式投入社会生活。
（一）个人主义--蒋纯祖
他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信奉者，他将面临来自于各种形式的试图消解个体独立性与完整性的力量，并以极端的方式进行反抗。希望于借取个人主义对个体的自觉性和对社会的反抗性，以弥补传统文化的缺憾，确立个体的尊严和地位，通过蒋纯祖的生活，作者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追求。
蒋纯祖的个人主义对民族主义话语光环之下的集团力量进行了挑战。在演剧队里，集合着一群为了“民族底最高命令”而走到一起的年轻人，弥漫着文艺团体所特有的浪漫、热烈、兴奋的空气，“演剧队里面的人们，无穷地热爱着这个最高的命令，同样无穷地热爱着他们底自由的热情的生活；像蒋纯祖一样，他们在内心把这两件东西和谐了起来。”既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工作，又能够充分享受自由、奔放的生活，这是蒋纯祖所追求的，也是大多数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怀着这种向往，自信“在新的生活里获得了位置……蒋纯祖向前走去，追求青春的，光明的生活，追求自身底辉煌的成功”。然而，很快他就被卷入一场严重的斗争中，充分领略了集团力量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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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演剧队里的 “带有权威底神秘色彩的小的集团”的不敬，甚至以“个人底傲岸的内心”蔑视这个小团体的权威，蒋纯祖成了被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最高原则”、“民族底最高的命令”的名义之下，以王颖、胡林、张正华为代表的演剧队内部的小集团有预谋有组织地发动了对蒋纯祖的声讨，在这种对个性的压抑和打击中，分明可以看到封建专制怎样以假革命的名义借尸还魂；在一连串大得吓人的“罪名”中，潜藏着的是对反抗权威的愤怒和报复。而那种压制个体，一切服从最高组织原则的群体主义，特别是那种以思想围剿的方式对个体的批斗和围攻，成了几十年后那场浩劫、那场封建大复辟的预演。对此， 蒋纯祖以个人主义为武器进行了猛烈的回击，坚决维护自己的尊严：“应该把同志当做同志”、“不必以 权力出风头”、“压迫了别人底心，什么批评也不行的！”“你们是最无耻的宿命论者！”显然，言词中传达出来的是对尊重个体、人人平等的呼唤。
蒋纯祖的个人主义表达了对浮华都市里的，以 及自己身上的庸俗主义的反抗。演剧队面临解散，蒋纯祖加入一个更大的剧团。在这里“那种火热的理论的斗争是不复存在了”，似乎充满了自由的空气，个人的竞争、名演员的性格和琐事便成了主要的东西，战争初期的热情迅速消失，剧团的工作逐渐商业化，生活开始放荡、沉沦。然而，人们却善用严肃的理论装扮自己庸俗的生活，形成一种“假作严肃的局面”，连从香港飞来的、“带着这个时代底全部的豪华和绝顶的风骚”的女明星也迅速地学会了这一套，对记者说她“已经逃出了黑暗的孤岛，来到了自由的中国，愿意从此和大家共同努力，以挽救祖国的危亡”。最终一切严肃的理论都被庸俗化了。在这种环境中，蒋纯祖也受到了浮华生活的诱惑，并且一度不能自拔。但是对于“时代的理论和热情”有着真诚信仰的他，很快就起而反抗了，先是不能忍受感情生活中的虚伪、堕落，结束了一场恋情，接下来就抛弃了这座昏沉的城市，去往中国的乡间。
蒋纯祖的个人主义还要与乡场上的愚昧、野蛮、残酷的封建力量和保守势力进行抗争。在石桥场，蒋纯祖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突然地他觉得他得到了一切”，他充满热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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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间做着自己的工作，并确立了这样的目标：“是消灭一切丑恶和黑暗，为这个世界争取爱情、自由、光明。”同时认为凡是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目的的力量，他就要，否则就不应该要。尽管生活清寒，困难重重，但他觉得这里是他生之地和死之地。他蔑视乡间的平庸、迂腐、保守的生活，在与同事、学生的交往中，他把人的启蒙与个性的启蒙带给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希望他们走向“人底完成”，然而结果却令他失望。在成为小学的校长之后，他雷厉风行地对小学校进行了整顿，不惜触犯乡场要人们的利益；为了使一个十六岁的女学生免于成为泄欲工具，他甚至煽动起了一场暴动，最终，却使这所学校更快地瓦解了。面对严酷的现状，他沉痛地呼唤着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表达了对压抑人的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的强烈不满。
个人主义者蒋纯祖以独战英雄的姿态与各种蔑视人的个性、扭曲人的心灵、践踏人的尊严的力量进行斗争，焕发出了动人的魅力，当然，蒋纯祖也是不完美的。他无法处理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孤独混乱沮丧；他对人民没有全面的认识，仅仅看到在人民身上残存的几千年来被奴役的创伤，因此一方面他想应该为人民，为未来工作，另一方面他只感到个人的热情，不知道与人民有怎样的联系；他自私自利，不愿对别人承担责任；他身上带着旧家族的影响，苦闷的性情和阴晦的生活观念，时时妨碍着他的奋斗；他还极具动摇性，无法控制自我情绪的起伏，忽冷忽热，也不能断然拒斥环境对他的诱惑，忽左忽右；他有时非常敏感脆弱，甚至打算放弃自己的追求，这些都足以使他遭受失败。正如胡风所说：“而在那个蒋纯祖的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底号召：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真正的个性解放，不但要和封建主义做残酷的搏战，而且要和身内的残留的个人主义的成分以及身外的伪装的个人主义的压力做残酷的搏战。”然而他敢于宣称 自己信仰人民，敢于投身实际的生活，从少年时代开始直到生命结束，表现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极为宝贵的品质。尽管中间他曾经发生过动摇，但最终有所彻悟，在严格的自我剖析中回归人民和生活。
对于蒋纯祖而言，这种彻悟和回归也许太晚了，因为此时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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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者依然让他做出了这样的回归选择，目的显然是希望为后来者标识出正确的道路。他一直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从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旷野，从武汉到重庆，从城市到乡场，他永不停息地追求着能够使个体生命迸发出光华的、健康的、有价值的生活。然而，现实的中国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正如作者借人物之口所发出的惋惜一样：“只要有一个好环境，他就能够发 挥他底才能！他是多么用功，当然他有些骄傲，但是这只怪环境，因为没有人懂得他底价值……”。
是的，在充斥着乡场上赤裸裸的封建主义、生活里的保守主义和庸俗主义、文化上的复古主义、权威官场里的教条主义的中国，又处于民族战争的严酷状态之下，没有多少人还能够顾及个体的价值，更没有多少人还能够理直气壮地维护个体的价值。蒋纯祖不无感慨地认识到：“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的吧，但是压死了，压死了！……不容易革命的呢，小的时候就被中国底这种生活压麻木了……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没有人底觉醒……”显然，作者是深有同感的。
（二）“旷野”中的蒋纯祖
在“旷野”中，即使最强的人与其他人的差别也没有大到足以使其他的人完全畏惧和绝对服从的地步——任何专制暴君必须依赖体制和组织，尤其是政府形式的体制。而“旷野”中还没有建立这样的体制。
在“旷野”中，蒋少祖终于完成了他的“成年礼”。他观察、他思考、他被卷入，他必须介入斗争——哪怕不是为了善恶，而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但善恶依然是存在的。善念依然隐蔽地存在于人们的心底，只是在一种边缘处境中变得相当复杂。人们的回忆模糊了起来；回忆里的那一切，都好像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心中是确实地存在着他们各自的感情，希望，和信仰。是这些感情，希望，和信仰在战栗。在赤裸的荒野中，人们竭力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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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因而更加赤裸，经受着严重的考验。蒋纯祖看见，一个兵士，吃了面饼没有给钱，并且打那个要钱的小贩，接着他看见，另一个褴褛而矮小的兵，目睹了这场行凶，走近来，替那个行凶的家伙付了钱，阴沉地走开去。蒋纯祖对行凶的兵和给钱的兵同样怀着敬畏。他没有像平常一样经过那种道德的激动，在哭泣后，在遇见那两个兵士以后，便信仰一切人都应该凶恶，或应该被凶恶伪装了。他是失去了他对善良的自然和单纯的信念，陷入一种深沉的思索。这种内心的思索，对于蒋纯祖，是比他此刻将如何行动这个问题更为重要。蒋纯祖是那种诚实的青年：诚实于他认为对于生命是重要的东西。现在，在远处的爆炸声中，在冷风中，在绝望中，他认为这个世界的善与恶的问题是最重要。他认为，正是因为没有理解这个问题，他的某些行为才那样可耻，正是因为不明白善与恶，他的心才如此绝望。失序的“旷野”是对政治的最大考验，也是对道德的最大考验。
旷野上的蒋纯祖，令人想到法捷耶夫小说《毁灭》中的美谛克。甚至连两个人的处境都那么相像。他们都是知识者，处在跟他们的出身、教养极其不同的人们中。在《毁灭》里，那是一支“溃灭”中的袭击队；旷野上蒋纯祖所跟随的，也是一支小小的队伍，所谓“乌合之众”。
旷野上的蒋纯祖忠实于他自己。旷野上的漂流，才是蒋纯祖性格历史的真正起点。蒋纯祖在精神上比周围所有的人优越。在这里最显眼的，是他的要求“爱一切的人”、理解一切人的“生命底意义”的思想。以“自己底心灵”为“最高的存在”的蒋纯祖，一方是把一切个人感情(主要是爱情)都视为“小布尔乔亚”的恶劣根性，习惯于在绝不相容的对立中思考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演剧队的领导者——冲突是无可避免的。这种冲突，以演剧队的批判会为顶峰，构成爆炸性的场面。
在这片“旷野”上，蒋纯祖不再遇到人们称为社会秩序或处世艺术的那些东西了。但这同时使蒋纯祖无法做那种强暴的蹦跳；他所遇到的那些实际的、奇异的道德和冷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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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的权威，是使他常常地软弱、恐惧、逃避、顺从。在这一片“旷野”上，在荒凉的、或焚烧了的村落间，人们是可怕地赤裸，以致于使这个青年想到了社会秩序和生活里的道德、尊敬、甚至礼节等等底必需。
当然，这里的自然状态只是暂时的存在。异族的入侵是造成这一切的最初的原因，虽然还不是直接的原因。直接卷入这一切的是中国自己的士兵和老百姓。造成这崩溃的不仅有军队秩序的解体，也有乡村政治秩序的解体。或者说，它不足以抵御那失去秩序的、先前的士兵；或者它从来就没有强有力地存在过。
三、作品中人物产生的影响
通过蒋纯祖的生活和奋斗，作者思考的“是在血与火的背景下主体精神的喷发与人格的重建，是走向民族解放的时代大潮的个性解放”。作者认为对于背负着沉重的传统因袭的中国而言，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在抗战时期依然是非常迫切和不能放弃的，而后来的历史发展无数次印证了这一认识的正确。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到了路翎的深刻之处，对于这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极其晦涩的、贯穿了过多的理性思考和议论、可读性不强，并且有些杂芜的作品，胡风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时间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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