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文学考研知识分享8

‘走出文学’……‘走进文学’就是注重文学自身发展la律，强调形式特征、审美特征；‘走出文学’就是注重文学的外部特征，强调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心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联系，统而言之，从文化角度、而不只从政治角度来考察文学。”①他还指出：“我们不同于文化学家之处就在于，我们并不是研究文化本身，而是研究整个文化氛围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因此特别注重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②

另一方面，“文化”经常是抽象广泛无处不在的，而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角度则必须付诸具体实践，也就是主说，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角度必须是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在这一学术难题面前，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自然地将广阔的文化视野集中到了文化史的核心部分思想史方面。这主要是因为深受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直接启发和深刻影响。此书在冬去春来、冰封乍解的1979年即获得出版.随后多次重印，可以说是新时期人文学术领域的一部标志性的著作，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研究生都是从阅读这样的著作开始逐渐走向学术研究的，当然也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三位提出者。这一点.他们在交代这一概念的缘起时就作了说明。钱理群说《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是我读研究生期间读到的感觉比较有份量的一本书。他里边谈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时代中心环节是社会政治问题。我觉得这个特点从近代、现代一直延续到当代。尤其是对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文学的兴奋点一直是政治。这就显示出一个时代的完整性，也①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著：《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②?同上书.第77页。

就是说，对二十世纪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许多根本的规定性是一致的”①。黄子平也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地承担起了对于它自身来说也许是过于沉重的思想启蒙任务，这就使它不能不加入了许多非文学的成份，不能不处处‘照顾’我们民族过于低下的平均文化水平——这种情况，越是在历史转折时期越是严重，以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多次向一般的4宣传’工具方面摆动(例如，抗战初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等），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文学自身审美品格的发展……”?。他还在文章里提到:“借用李泽厚的术语：社会历史如何积淀到心理之中。”?可见，从思想方法到基本概念(如“积淀”），从知识背景到话语方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都曾明显地受到李泽厚的影响。

其四，系统论方法及其他科学方法。钱理群说:“一九八五年据说被文学理论界称之为‘方法年’。有人把方法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构成世界观的方法论,对我们来说就是唯物辩证法;第二个层次是一般科学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第三个层次就是具体科学方法,比如说归纳法、演绎法呀等等。”?这种统而言之的概括表述其实不具备什么充分的准确性，但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在方法论方面寻求创新与突破的努力。就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在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三者之中，系统论是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新方法，尝试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文学研究、作品

①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著：《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二t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②同上书?第60—61页。③同上书.第76页。④同上书，第.92页。

分析的著作和文章均出现了多种。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思考也深受当时颇为流行的系统论的影响。陈平原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一个不同于古代中国文学的文学系统。因此文学史的分期应当以文学系统的变换为依据。比如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头再细分，就要以里头的子系统的变换为依据。”?非常明显，这是深受系统论影响的话语表达。又比如，他们曾指出：“雅俗之争，普及与提高之争，‘主义，与‘艺术，之争,宣传与娱乐之争，民族化与现代化之争，贯穿了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它们之间的张力也左右了本世纪文艺形式辩证发展的基本轨迹，各类文体的探索、实验、论争，基本上是在这一‘张力场’中进行的。”②由此不仅可以再次看到广阔的宏观视野和雄浑的学术气魄，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运用了“张力”和“张力场”这样的物理学术语。这也是当时学术风气的一种反映。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和论述、对话，从基本观念到具体方法，从思维方式到话语表达，经常可以看到系统论等新的科学观念的影响。这也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的整体学术氛围和传统学术方式、学术话语的转换。

其五，自觉的文学史理论观念。非常明显，长期以来，在文学史的编写实践和文学史的理论探索之间.中国文学史研究界是长于实践而短于理论的，甚至经常是在缺少应有的理论自觉、缺少足够深厚清晰的理论观

念的情况下进行文学史编写的，加之多种非学术因素的经常性影响，于是造成明显的文学史编写中单一化、粗糙化等令人担忧的局面。对此，陈平原指出：“在每

①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著：《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988年版?第94页。②.同上书，第19-20页。

一个层次上,方法都不可能是凝固不变的。但是我们现在谈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涉及的恐怕多半还是具体科学方法，即文学史的研究方法。”钱理群接着指出：“在我们这里，‘文学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尽管每一本文学史专著的绪论、导言里头都要讲一讲研究方法，讲一讲文学史分期的依据，但是真正把‘文学史理论’作为专题深入探讨的文章，好象还没有见到。所以尽管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讨论起来也是有困难的。”①他们所以产生如此清晰的文学史理论的自觉，除了对几十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和编写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化、高产量低质量等普遍性问题的感同身受以外,还当与美国学者雷?韦勒克、奥?沃伦著的《文学理论》一书的影响有关。这本由刘象愚等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84年11月出版的文学理论著作，令许多在没有清晰的文学史观念或单一的文学理论观念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心胸开阔，灵感顿生。比如.此书的核心内容“文学的外部研究”与“文学的内部研究”以及“文体和文体学”、“文学的评价”、“文学史”等,均对许多中国文学史研究者、编写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作为年轻学者崭露头角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思考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有关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此书的直接影响。

其六，以文学语言为媒介的艺术思维立场。这可以理解为是基于对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中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重主题内涵轻文体形态的弊端的认识而提出的一种反拨与纠正，也是使文学史研究回归其自身内部的一种努力。他们指出：“从

①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著：《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太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988年版.第93页。

‘内部’来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个文学进程中的辩证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未尝出现过像本世纪这样激烈的‘形式大换班’，以前那种‘递增并存’式的兴衰变被不妥协的4形式革命’所代替。”?关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陈平原还曾具体解释说:“不能把形式看成是单纯的表现技巧，而应当看成积淀着丰富内涵的‘有意味的形式同样，内容也总是形式化了的。对于文学作品来讲，内容与形式全都统一在其独特的语言结构中。因而形式革命也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更，而是联系着思维方式、社会心理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只有打破内容与形式关系上的二元论，才能真正理解‘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清晰地意识到使文学史研究回归到艺术形式和语言结构，重视文学的文体形态与艺术思维的统一关系，是我们的文学史理论观念和写作实践在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现象之后，在新的文化环境和学术风气中的一次显著进步。这种努力虽然还仅是理论层面的，但其蕴含的实践价值却显而易见。二、理论缺失与局限

后来在回顾那段学术经历时，陈平原曾这样说:“当初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学术准备其实是不足的。只有在意气风发的80年代，才会那样大胆地提出问题。”?值得注

①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著：《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②同上书，第82页。

③.陈洁著：《陈平原：书生意气长》，《中华读书报》2〇〇7年3月28日第5版。

意的是，原来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概念”现在改称“设想”，这假如不是无意，就可能是一个有意味的改变；至于说对此“学术准备其实是不足的”，是在“大胆地提出问题”，实际上对于如此庞大的问题，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很难说自己的学术准备已经充分，这种学术准备甚至是难以进行准确评估的;还有，提出这个学术设想是在“意气风发”的年代，这不仅是指研究者的年龄尚轻，而且是指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氛围,那的确是一个令人经常心怀向往的时代。重要的是，这样的表达可能不完全是对早年学术经历的自谦之词，可能反映了一种更加深刻、更加理性的学术反思和思想清理。

今天应当指出和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和当年的提出者自身带有的学术局限性。这是伴随着这一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设想必然存在、必定产生的局限性，只是有的在当时就已经被提出者比较清晰地意识到，有的则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之后才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

首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观念与学术实践之间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既是由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和转换过程的必然难度所决定的，又是由这一学术概念或设想本身的特有难度所造成。显而易见，从理论基础、学术目标、研究视野等方面来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包含着丰富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实践价值;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厚广阔的理论眼光和知识视野，而且要求对古今中外多个学术领域具有优良的把握和运用能力，还需要相关学术领域取得相应的研究进展并形成对这一领域的有效支持。因此，这样的学术构想与一般的阶段性或通史性文学史写作实践大不相同，也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个案研究、思潮流派研究迥然有异。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看，都可以说这样的学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