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出发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必然性

的必然性

——相龙

早在明朝中叶，即16世纪50一60年代到17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到了18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初期的清朝，有了进一步发展。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逐步加深，中国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受破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开始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

20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联合起来，用极其野蛮、残酷的法西斯手段统治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使中国经济不能发展，政治上不能进步，人民处于贫困落后和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更是异常残酷。地主阶级占有农民收入的大部分，对农民享有种种超经济特权。高利贷者、买办官僚资本和封建主义结合在一块，压榨农民的血汗。这样，使中国农业经济日益凋蔽，广大农民日益贫困和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异常的深刻、尖锐，是旧中国所有矛盾当中的基本矛盾。

《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侵略，干涉中国内政，控制清，经济上加紧掠夺，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清腐朽本质日益暴露：相继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签订《辛丑条约》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两大社会矛盾汇流；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扶植的清朝统治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民族资本主义比较迅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成长，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物质的和阶级的基础；反帝反封建成为和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和必然：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证明改良道路走不通；义和团运动遭，表明农民阶级难担救国大任；资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 中国历史逐渐发展为资产阶级，为顺应这一趋势孙中山组建了资产阶级派，组织团体，逐步发展为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广泛传播民主思想，逐步发展为三民主义；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最终赢得了武昌的胜利，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势力的破坏，袁世凯篡夺了辛亥的果实。

在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从西方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并随即掀起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试图在中国传播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把中国变成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当时的国际环境规定了中国走不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历次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在当时的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中国要，就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在当时的世界，中国所能走的道路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民族民主。

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但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是中国人民的正确出路。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

已经有人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是否适合于中国，开始考虑中国是否还有别的道路可走。

辛亥的失败和运动使中国人深切地认识到： ①.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取得胜利； ②.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③.帝国主义和国内势力都是中国的敌人

正当先进的中国人为拯救民族而上下求索的时候，发生了十月。十月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有史以来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体系，是当代先进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自由与进步等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十月胜利中看到人类的希望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决定人类命运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正如所说：“十月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帮助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人的路一一这就是结论。”因而从“”运动开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了一大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党。从此，中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一中国党的领导下，先后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抗日战争和全国战争四个阶段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

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必须从中国实践的客观要求出发，认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与世界历史文化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民族若是失去了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将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更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文化走在其他民族的 前面。

从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来看，中国近代社会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与文化的变革状态。然而，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国际文化环境却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文化环境上，近代中国面对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况，特别是西方“船坚炮利”的直接轰击，使中国在 文化上失去了主动性，也危及了它的同一性。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中明显带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这对其他民族及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首先，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扩张行为和意识。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西方文化视一切其他民族文化为“落后”与“劣等”之列。其次，从文化本性上来说，虽然教文化在本质上是讲求和平与仁爱的，但由于其经典中将世界分为“异教世界”与“教世界”，并且认为两者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对“异教世界”的征服就具有了“神圣”性质，这种宗教文化和观念对西方的海外扩张起了很重要的支配作用。这两个特征对近代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否定性，使它不可能再像同化佛教那样以一种渐进的、温和的方式消融西方文化。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中国文化的落伍与中国旧制度的陈腐是同一的，因此必须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寻求中国文化的再生之路。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民族在其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的产物。它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管她背着怎样沉重的包袱，

以及传统具有怎样的顽固性和保守性，但当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时，它就会被迫地或自觉地调整自己文化的内部结构，以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要求。新文化运动，就是在中华民族危机严重，长期积弱，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形势下所引发的一次大调整。它把我国近代以来渐进的批判传统，引进西学的文化结构的调整，引向一个空前广泛而自觉的社会文化运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希冀通过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同的文化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铺平道路。然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历史时代上的差异，使前者面临着比后者更加复杂、艰难的历史课题。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新的文化危机和冲突。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扩大，并且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十月的成功实践。世界范围内的这种文化冲突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的结局粉碎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幻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迷梦，他们吸取对西方文化具有强烈批判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造就中国“新文化”的开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本身就反映了处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冲突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是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所决定的特质，另一方面也透射出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先辈们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从文化本性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看，中国人的探索过程和挫折，也说明了这种传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为从对“西学”的感性认识开始到“中体西用”的主张，实际上都未能很好地解决西方学说与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才真正切准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而且在文化本性上真正地利用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