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世纪以来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现状及困境

王书文　李　越

（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自1915年朱世溱在《申报》上连载《欧西报业举要》始，我国的外国新闻史研究已逾百年。从早期的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的系统学习，到全面研究苏联新闻经验，再到新时期以来的多元化研究取向，我国的外国新闻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现状如何？取得了哪些成就？又存在哪些研究困境？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并提出了一点自己的思考，以期对当下的外国新闻史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新世纪；研究现状；困境中图分类号：G219.19 文献标志码：A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进入繁荣

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外新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时期，我国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框架逐渐清晰，研究视野逐渐明确。但是相较于硕果累累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而言，外国新闻史的研究依然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种种困境。

一、外国新闻史研究现状（一）从宏观到微观：国别史研究框架确立长期以来，我国外国新闻史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

以先进新闻传播为主线的论证框架，［1］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知识社会学、新闻文化史等研究方法的传入，我国的外国新闻史研究也发生转向，学者们多操持与专题史研究蔚为壮观。［2］

使得外新史中的国别史

到目前为止，已有68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事业以专著、论文的形式进入我国学界的研究视野。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

方汉奇老先生将中国学者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朱世溱的《欧西报业举要》在《申报》上连载到新中国成立；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第三阶段为改革

开放至今。［3］

这三个阶段，尤其是前两个阶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外交逻辑。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的视野和框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学术研究的倾向性明显，客观性受损。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学术研究环境相对宽松，意识形态的管制有所放松。国别史的研究框架得到确立，研究的重点也进一步转移到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探讨上来。（二）从阶级斗争史到媒介史：研究源头上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历史书写范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也辐射到了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框架上，具体表现为由阶级对抗史转向技术发展史。我国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渐渐摆脱叙事微观视野的束缚，研究兴趣开始聚焦到媒介技术、组织及其对人类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上来，开始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统领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外国新闻史的长度由此延伸，新闻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得以昭显。外国新闻史研究由此契合了技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时代特色，这同时也

使外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有了工具理性色彩。

［4］

这一时期，技术的发展与变迁开始成为外国新闻史研究的关注点，因此开始出现依据技术脉络梳理的外国新闻史研究成果，如郑超然等学者的《外国新闻

文章编号：1674-8883（2018）12-0075-01传播史》、陈卫平的《中外广播电视简史》等。研究技

术视角在外国新闻史研究中的确立，对于全球化语境下外国新闻史的理论发展和应用研究具有引领意义。（三）从“他者”到“交互”：全球化研究视域的确立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全球范围内的各种要素实现了自由而便捷的流动。互联网的发展实现了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共享。因此，外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开始逐渐摆脱空间上的束缚，进一步拓展到全球范围。在此语境下，以往单一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框架逐渐被解构，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范围内的交互式传播成为国内学者研究新的视野，新的全球化研究视域得以确立。

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也为国际传播、全球传播研究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理论前提。全球化传播视域的确立，使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角度日渐，分析框架日渐多元化，然而随着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不断引进和本土化的逐渐成熟，以及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我国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主体和话题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二、外国新闻史研究困境（一）缺乏整体的研究视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进入繁荣时期，此间各类研究、教学成果层出不穷。但是，我们同样要认识到，受外部环境条件及自身研究方法、范式等的制约，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的视野依旧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随着我国新闻事业日益表现出的独特性，以及新闻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照下表现出的特质，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的政治性、专业性以及边界性日益增强。

我国外国新闻史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新闻史”的范畴，将外国新闻史作为观照自身的“他者”的趋势愈发明显，将中国新闻传播活动与世界新闻传播活动割裂开来的取向愈发突出。即便进入新世纪以来涌现出了大量涉及外国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其视野也仅仅局限于“在华”，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缺乏整体性的考量。（二）缺乏适宜的历史观

我国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始终缺乏一种适宜的历史观，也有的学者将之上升到“范式”的层面，认为我国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始终缺乏一种明确的“范式”。所有关于历史的书写，都脱离不了具（下转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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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中的专门史”的立场，第9卷第12期 2018年06月Vol.9 No.12June 2018短视频后，可能重新进入直播间观看回放。以一直播为例，其母公司一下科技旗下的秒拍、小咖秀都是短视频领域的领跑者，3个产品相互促进，互相弥补不足，形成了一条良好的产业链，有效提升了一下科技的竞争力。

总之，“直播+”模式将是网络直播平台的一次新的探索，直播的实时互动性为相关领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直播平台也能借此提升用户黏性，是一种双向互利的形态，可以说未来的“直播+”模式将有无限可能。

三、行业聚合巨头独大，中小直播平台生存困难从目前的行业格局来看，BAT企业及其他互联网大流量平台纷纷通过上线新产品或投资直播公司的方式来布局直播领域，使直播成为资本市场又一个受青睐的对象。

总的来说，这些大平台一方面担心自己因跟不上直播时代的步伐而在视频、社交领域落后一步，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将自有平台流量不断注入直播产品，来抢占直播市场。通过对目前一些互联网大流量平台投资的直播产品进行整理，可以发现，BAT企业积极投资直播行业，阿里巴巴、腾讯在直播领域布局较广，而较早入局的欢聚时代、天鸽互动也在积极抢占直播市场，全方位布局直播平台。这些企业除了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外，还拥有更加丰富的内容资源和较大的流量，有利于网络直播的可持续发展。

而根据国家互联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笔者对比大小平台的优劣势，发现大型直播平台具有牌照齐全，资质优良、实力雄厚，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内容丰富，流量大，质量有保障的特

点；但相比之下小型直播平台由于时间紧迫、实力薄弱

的原因，具有牌照申请困难、资源不够充足、内容单一、流量小、打伦理边界的擦边球等特点。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发现，从长远来看，大平台对进入市场的资质、内容审核技术等方面均拥有优势，小平台生存堪忧，因此，总体来说，整个直播行业将随着的不断收紧进行聚合，行业巨头仍将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小直播平台将面临被收购或倒闭的危机。

四、结语目前，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娱乐方式，而AI、VR等新技术的融入将带动产业升级，网络直播即将迎来“直播+”的时代。但是在网络直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行业巨头聚合独大，中小型直播平台也将面临新的生存困境。参考文献：

［1］ 刘山山.对当前直播现象的探析［J］.科技传播，2018，

10（02）：113-114.［2］ 周红.网络直播乱象的伦理思考与监管建议［J］.视听，

2018（01）：102-103.［3］ 张大卫.我国网络直播行业现状分析［J］.电视研究，

2017（12）：43-45.［4］ 薛雨潇，徐青青.网络直播乱象及原因分析［J］.今传

媒，2017，25（11）：44-46.［5］ 鲜宁，张静.浅析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直播乱象［J］.今

传媒，2017，25（11）：-55.作者简介：陈宇缇（1995—），女，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2017级研究生，从事新媒体研究。

（上接第75页）体的“范式”，新闻史亦然。然而新世

纪以来，随着知识社会学、新闻文化史等观念的流行，以及学界将新闻史作为社会史进行研究，力图打破窠臼的尝试，我国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虽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在具体的价值观和历史观上，我国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一直缺乏明确的定位。

新世纪之交，国际国内的学术思想前沿都发生了一个不期而然的变化：一度风行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江河日下，直至宣告破产。国内学者也纷纷开始对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史观进行反思和质疑。而对于究竟应当以怎样的历史观、价值观去进行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国内学者们表现出了迷茫，正如李彬在“外国新闻传播史2014年年会”的主题报告中所言：“究竟应该以怎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新闻观统摄外国新闻史研究及其著述，笔者自己又不是特别明确，与其以其昏昏，使人

［5］

昭昭，不如明哲保身，急流而退。”

（三）历史分期上的模糊如上所述，当下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缺乏一种适宜的历史观，而这一弊病也导致外国新闻史研究上历史分期的模糊，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历史分期标准。比如在郭亚夫和殷俊所著的《外国新闻传播史纲》中，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分界点，将人类新闻传播事业史大致划分为“近代新闻事业阶段”与“现代新闻

［6］

事业阶段”两个阶段。而刘笑盈的《中外新闻传播

史》根据国际新闻史的发展线索，将国际新闻史从15世

［7］

纪中期至今划分为4个大的发展时期。

历史分期根据社会历时性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宏观的社会背景为我们建立起相应的理解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我们更准确、更系统地去理解历史事件。历史分期对于我们外国新闻史研究具有相同的效应，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我们进行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前提，是我们外国新闻史研究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参考文献：

［1］ 陈力丹.关于世界单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J］.全球

传媒学刊，2016（3）：24-27.［2］ 秦琼，彭涛.世界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创新——《再读外

国新闻传播史》［J］.新闻界，2017（1）：102-108.［3］ 方汉奇.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09（1）：91-92.［4］ 程曼丽.时代变迁下的外国新闻史研究［J］.中国社

会科学报（新闻与传播学），2017（5）：1-2.［5］ 李彬，张珂.历史与价值：我对外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点

反思［J］.现代传播，2005（1）：150-151.［6］ 郭亚夫，殷俊.外国新闻传播史纲［M］.成都：四川大

学出版社，2004：5-8.［7］ 刘笑盈.中外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2007：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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