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Ｏ卷第３期 ２００９年５月 云梦学刊 Ｊ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Ｙｕｎｍｅｎｇ Ｖｏ１．３０．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０９ 入汉士人之精神困局与大赋之体的先导 余 江 （天津外国语学院汉文化传播学院，天津３００２０４） 摘 要：大赋发生于汉初，直接动因有二：其一，入汉士人出于天生的社会责任心，不忘刺世；又面对从未有过的盛世，油 然而生颂美。对汉大赋而言，文人徒有兼顾美、刺之念，终于只能将刺、关二端分置于大赋的评论和创作两个方面。赋家呈现 出了一种较为典型的具有倾向的双重人格特征，折射出入汉士人面对新的社会形势所选择的权变的处世方式。其二，真 正开启大赋体式的却是面对刘汉新政权尚能保持更多文人本性的陆贾。 关键词：汉初；士人；心态：汉大赋 中图分类号：Ｊ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６３６５（２００９）０３—０１０４．０７ 凡言辞赋者，大抵偏重于散体赋．是因为散体 赋乃赋体文学最具代表性的部分。汉初，在骚体赋 逐渐形成的同时，散体赋也在渐趋成型。但从一开 始，散体赋便呈现出与骚体赋的诸般不同：其一，骚 的矛盾心态、所选择的权变处事方式等大有关系。 其中，第四点不同尤其值得我们细加分析。 一、美与刺——兼顾与矛盾 汉初，黄老之学盛行，奉行“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思想的儒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基本处于劣 势，《汉书・儒林传》所记赵太后罢逐隆推儒术的赵 绾、王臧等人，弃用贬低道家学说的魏其、武安，即 为证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奉行“无为”的黄 老之术又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 间，儒学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和打 压。一方面，儒道两家的学术论争尚能得以进行。 《儒林传》就记载了齐儒辕固生与道家黄生辩证汤 体赋主要受汉初南楚文化的影响，是一种颇具南楚 地域特色的抒情文体；散体赋则是在大汉政权的强 盛日益体现，南北文化交汇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出现 的，是一种以状物叙事为主．而又兼具抒情和说理 功能的综合性的文体。其二．在继承前人文学成就 方面，骚体赋主要继承了《诗》、《骚》以来的抒情文 学精神和骚体文学形式，散体赋则熔铸了先秦包括 《诗》、《骚》、散文和民间文学等在内的诸种文学样 式的优秀文学传统。章学诚所云： 武的是非之事，还记载了辕固生甚至能与窦太 后辩论儒道两家学说的高下。另一方面。儒士中之 杰出者，也有以儒术积极参政议政，并取得一定成 古者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 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属也；恢廓声 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 功的情况。如：叔孙通为刘邦制礼定制，使一切行事 皆按儒家礼仪。令群臣诸侯“莫不震恐肃敬．……无 敢喧哗失礼者”。让出身卑下的刘邦初享了身为帝 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０１ 即是就散体赋兼综南北、融汇古今而发的。其三，骚 体赋一般体式较短小，行文较整齐，内容较单一，以 致后世承其余绪者有“小赋”之名：散体赋则一般不 拘篇制，韵散结合，运笔自由，时空容量大，体现出 王的威仪嘲（《叔孙通传》）；陆贾曾“时时前说，称 《诗》、《书》”，纵论文武长久之道，终令“高帝不怿， 有惭色”，并得以奉旨著作《新语》翻（《陆贾传》）；贾 了当时日趋成为主流的八方荟萃、气度恢宏的大汉 文化特征，故多有称汉代散体赋为“汉大赋”者。其 四，骚体赋出现的最直接的动因，是汉初士人抒发 “贤人失志”情感的急切需要：汉大赋的形成于汉 谊则上《过秦论》、进《治安策》，为统治者谋划儒家 理想的政治模式，一度深得汉文帝的欣赏，“谊之所 陈，略施行矣”，几乎至于位列公卿【２］（掼谊传＂。儒术就 在儒士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渐渐显示出了其与 封建统治的天然适应性，即如叔孙通所言“夫儒者 初．则与当时士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３－０２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２００６年度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０６２２１０）。 作者简介：余江（１９７０一），男，江西余干人，天津外国语学院汉文化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第３期 余江：人汉士人之精神困局与大赋之体的先导 难与进取，可与守成”［３］（（叔孙通列传”，并且这种适应性 也越来越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最终导致汉武帝“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式出现。 儒术在政治统治上的优势渐趋凸现的同时，其 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理论对当时文人创作的影响也在 不断得到加强。其中，尤以儒家关于文学艺术的社会 功能观影响最为深刻。 儒家关于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的探讨由来已 接受对象的范围随之扩大；其社会功能，既可作为 驭民的工具，更被用来作为谏君的手段；艺术的教 化也由仅强调“化下”，而增加了“讽上”的功能，屈 原的作品即颇具这种新的意义。人汉以后，更多的 出身不高的士人成为了艺术创造者队伍的主力，又 加上儒士天生的从政渴望，使得儒家的艺术的社会 功能观，更多地强调了对统治者所能产生的辅政效 果。后来的汉儒还借用《诗经》之“风”来指称艺术 久，并不断得到发展。孔子在论诗的作用时说：“诗，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 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４】‘‘ 货》 这实际也可视为 对一切文学艺术作用的分析，其中“可以观”、“可以 群”、“事父”、“事君”等内容更反映出了儒家对文学 艺术之社会功能的早期认识。其后，儒家诸贤及其 经典著作继续从不同角度对此展开了不断深入的 探讨。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通过与齐宣王的 讨论 指出了艺术审美活动的社会性。苟子则在其 《乐论》中说： 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 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 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 而不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 人之善心．使夫邪汗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 立乐之方也…… 指出艺术对于人们的情感欲望有一种规范引导的 作用。又说：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 谨为之文。乐中平和而不流．了肃庄 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 并进一步指出了“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风易俗”，实际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对人们情感的陶 冶作用。后来的《乐记》则几乎在照搬《乐论》的基础 上，继续强调了艺术对人们情感的影响、变化、陶冶 和培育功能： ……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咩谐 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 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 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 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先秦时，无论诗、乐，其制作、收集、使用，一般 皆由统治者掌握，艺术被视为驭民的辅助工具，故 早期儒家所强调的艺术的教化作用，基本上只是强 调由上化下。战国末期开始，个体的文人作家的出 现。使得艺术的创造者的身份开始下降，艺术作品 所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并解释说：“风，风也，教 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 上。” 毛诗序） 下对上强调“刺”，自然是与儒士乐为 “帝王师”和以批评、规范政治为己任的本质特性有 根本的关系。 但是，汉初文人进行创作的指导思想并非惟有 “刺上”之一端。刘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政权，其非凡的繁荣景象和强 盛气势在汉初就已日益显现出来了：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 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 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 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 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 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 义而后绌耻辱焉。Ｉ３ｌ（《十准书＂ 是时汉东拔减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 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 主妻鸟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 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ｆ２１（（匈缸侍上）’ 大汉帝国的盛况在不断地对当时的士人形成强烈 的刺激，令他们感到无比的欣喜和自豪。心中的感 慨与赞美之情油然而生。陆贾即说： 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 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自 天地剖泮．未始有也。『３１（‘ 责 传＞ 东汉班固也有一段文字反映出了汉初文人对当时 社会由衷的珍惜与赞美： 周秦之敞，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 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 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 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嘲（（景帝纪＞） 于是，汉初乃至盛汉文人的创作指导思想中，便又 自然而然地加进了“赞美”的责任，以历史的眼光来 看，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反而更反映了文人赤诚的 云梦学刊 ２００９正 社会良心。然则，所谓“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两端”［６１， 说的虽是论诗的标准。却也正可用来说明汉初文人 可兼得，终置己于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 不过，在汉人论赋的言论中，于美、刺二端无论怎么 矛盾，基本上却是以重刺轻美的观念为主流的。 二、权变——自存、应时与坚守 的创作心态。班固在其《两都赋序》中说赋应该是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实 际上是更明确地指出了赋的创作初衷不外乎“刺”、 “美”两端。 入汉士人出于天生的社会责任心。不忘刺世； 又面对从未有过的盛世，油然而生颂美。这本不足 然而，“美”和“刺”毕竟是一对矛盾体．虽然兼 顾二者的观念入汉不久便被纳进了文人的创作指 为奇，二者虽为矛盾，却也并非必然不能共存；然对 汉大赋这种文体而言，文人徒有兼顾二者之念。终 导思想之中，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这种兼顾从 来就未曾真正实现过，美、刺二端在评价文人创作 的天平上也从来就未曾真正达到过平衡。 从两汉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汉初散文、骚 赋及汉末小赋、文人诗似更偏重于刺，盛汉大赋则 偏重于美。汉初文人鉴于春秋以来的战乱割据和暴 秦速亡的教训，往往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充沛的 情感蕴含于文字之中，故当时文章，大多反思历史、 指切时弊，急切、激越之词时时溢于言表，贾山、贾 谊、晁错等人政论而兼史论之作，是为代表；而抒发 “贤人失志”之感的骚赋，则充满了幽怨悲苦，反映 出文人理想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至汉末， 日趋黑暗的政治、残酷的士宦斗争、原先代表着士 人人格价值之所在的“经明行修”的选士标准的日 益淡化，引发了士人们更深的怨愤之情，从蔡邕、赵 壹等人的小赋以及“古诗十九首”中即可见一斑。盛 汉大赋的偏重于美，则除了因国家的强盛由衷而发 之外，尚有更深层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有待 下文详论）。 从汉人论赋来看，同样可以见出文人对美刺二 端欲兼顾而不能的尴尬。以扬雄、班固为例，二人同 列于“汉赋四大家”，他们的赋体创作实践无不极尽 铺陈、溢美之能事，而他们的赋论却常常会置自己 于左右为难、无法摆脱的泥沼中。扬雄先是以为“辞 莫丽于相如”圆（《扬雄传赞”，“长卿赋不似人间来，其神化 所致邪？”用于是，“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扬堆传》 ； 后来却认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并彻底否定“辞人之赋”．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 “壮夫不为也！”【Ｂ］班固既赞赋为“雅、颂之亚也”【９］， 又在评司马相如之赋时．先引司马迁之言．“相如虽 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讽 谏何异？”后却引扬雄观点，“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 一，犹驰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亦戏乎！”【２】（‘鸲相 如传） 还说“……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 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喻之 义”［２】（‘艺文志”。扬、班皆在论赋时欲守美、刺二端而不 于只能将刺、美二端分置于大赋的评论和创作两个 方面。评论则多以讽喻之不足否定颂美之过度。创 作则为夸饰、褒扬而无所不用其极，如此针锋相对、 不容调和的矛盾行为却同出于文人自身．说明当时 文人呈现出了一种较为典型的具有倾向的双 重人格特征。究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人汉士人面对 新的社会形势所选择的权变的处世方式 刘汉的大一统，给士人们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 的新问题。 天下已由乱而治。自春秋以来漫长的诸侯纷 争的状况戛然而止，同时也宣告了士人“自由时 代”的终结。君臣二维关系的确定。使士人实现理 想、匡救众生、展示才能的舞台只剩下别无选择余 地的唯一。士人在君臣关系中由过去“合则留，不 合则去”的相对主动，一变而为几乎绝对的被动。 生当其时、君臣遇合从此便成为了士人能否实现 个人价值的关键。于是，当士人与统治者无法达成 协调时．便纷纷有了类似于贾谊的无法排遣的“盛 世之叹”，如其《吊屈原赋》云： 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 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 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汗渎兮．岂能容夫吞 舟之鱼！横江湖之缱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以往人多以此为贾谊责屈原之语，其实，贾谊倒未 必不知屈原之心，所以作如此言，只为借古人以自 寄：负长才而不见用，偏值天下一家之世，恨不能如 原之时．裂国分域．可以任其所适耳——正是曲折 地表达了以“生不逢时”和“怀才不遇”为核心内容 的所谓“治世之叹”，较之屈骚所表现的幽怨，更多 了“恨”与“愤激”的意味，实乃汉初处于不适应期的 士人们所共有的“时代之叹”。 士人们的生存环境在稳定和优化的表象下隐 藏着比以往更多的不如意甚或是更凶险的危机。动 辄以“帝王师”自居。并与之“坐而论道”。对士人而 言，早已成为美好的“战国旧梦”，不复存在。汉初统 治集团的集体质木少文和军功之臣把持政权，导致 第３期 余江：人汉士人之精神困局与大赋之体的先导 】０７ 士人遭受到前所未有过的轻侮和否定。刘邦骑周昌 项上【 】（＜周昌传”、骂娄敬“齐虏”【 】（‘娄敬传＂、拒与郦食其 言 ＜郾＿生列传＂、憎叔孙通儒服［３】（‘叔孙通列传＂、溲溺儒 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 及汉并天下．则说上日：“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 成。臣愿征鲁儒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又认为“礼 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于是“采古礼与秦 冠 《郦生列传”、斥陆贾说《诗》《书》［２］（‘陆贾传”，文帝则 贬贾谊至藩国【 】（‘屈原贾生列传＂，景帝则牺牲晁错以谢 仪杂就之”，终令刘邦真正“知为帝之贵也”。随后即 尽进诸儒生弟子为官。观叔孙通其人，并非天生的 “谀儒”，当别人责其向秦二世进谀言时，他说：“公 不知，我几不免于虎口！”随后就去秦至薛，实乃出 于自保不得已而为之也。其依楚制装束，是为建立 诸侯［２］（‘晁错传＂、视司马相如若一介武夫口］（‘司马相如传） ……即使在藩国，虽然承战国余绪而养士之风 颇盛，士人也只是用来作为点缀，并不被真正重 视．枚乘等人先后谏止吴王、梁孝王不轨意图皆不 见纳【 】（‘ 枚路传） ：邹阳更见谗于梁孝王而遭下 狱 ‘贾邹枚路传＞）……如此种种遭遇，在持续不断地打 击着士人们那满怀的希望。 随着集权的日趋加强，封建统治的残酷性 更日益显现出来。汉初虽行分封制，但出于大一统 政治的目的，刘邦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以各种 莫须有的罪名剪除异姓诸王，以致“迄于孝文，异姓 尽矣”翻（＜异姓诸侯 表第一”。此后，高后、惠帝继续抑黜同 姓诸侯，又“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 之机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 而藩国自析”［２】（＜异姓诸侯王表第 ”。诸侯王不断被罢削， 一方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量寄居于藩王门 下的士人们，不但失去了生存的依靠，更有可能随 着他们主子的倒台，而遭忌惮，甚至受杀身之祸。 “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 】（《卫青传＂，武 帝认为“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怵于邪说，而 造篡弑”【２】（＜武帝纪＂，以致“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 诛。党与死者数万人”［２】（‘武帝把＂，其惨烈之甚不亚于 暴秦之“坑儒”。另一方面，武帝时期专门针对游士 制定了所谓的“左官律”和“附益法”①，目的即在于 加强对游于诸侯之门的士人的人身控制，并用强制 手段和观念性的引导迫使士人与诸侯分离。这就使 得即使幸免于难的士人，也彻底破灭了欲借藩王羽 翼效战国“自由”遗风的美梦。 依附朝廷虽然凶险，但寄身于诸侯更无希望， 为了生存，士人们也只有选择朝廷，只不过在向朝 廷靠拢的过程中，士人们始终处于一种战战兢兢的 状态，而应时权变，尽力揣摩和迎合君主的心思，被 证明是这时最安全和最有效的处世方式。最有名的 例子，自然非叔孙通莫属。 据史载［２］（《叔孙通传＇）．叔孙通先以进谀言得免于秦 二世，又从项梁、依楚怀王、事项羽，最后降刘邦。入 汉，“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 王喜”。初降汉，率儒生弟子百余人，然无所进，专进 “群盗壮士”，为弟子所不解，通乃谓日：“汉王蒙矢 与刘汉沟通的桥梁。其先进群盗壮士，后进儒生弟 子，乃应时所需、以退为进。由此可见，叔孙通所为 实为无奈的自存自进之举。又，叔孙通关于礼因时 世人情而变的观点，杂采古礼与秦仪为刘邦制朝仪 的做法，及其对不愿从征的鲁两儒生所作的“若真 鄙儒，不知时变”的批评。和诸弟子对叔孙通所作的 “叔孙盛圣人，知当世务”的评价，则说明叔孙通洞 察时事，并深悟应时而变的道理。另外，叔孙通弃儒 服、采古礼。后又谏止刘邦废嫡立幼，谏惠帝立原 庙、献果宗庙，可谓宁舍儒家形式，而坚守儒家精神 的作为。叔孙通堪称尽得权变之道，他既退让妥协， 又坚守进取，还能抛弃“迂儒”的不化思想．应时而 动，不但使得自己的才能因此得以施展和被承认， 先后被拜为博士、奉常、太子太傅，号为“稷嗣君”， “盖言其德业足以继踪齐稷下之风流也”嘲（‘叔孙通传＞裴 骝集躺 广 。更惠及他人，使其门人弟子也皆因其而 终于封官得赏。 叔孙通权变的处世方式，被事实证明是初逢一 统盛世的士人们颇为行之有效的共同选择，虽充满 无奈。却也有些许自愿，或者还有战国纵横家善于 应变的处世作风的影响（赋体源于纵横说或许也 应有这方面的含义）；而他具体的所作所为，更成 为了当时士人与统治者结合最为成功的典范．为 众多士人所企羡。这种在当时较有普遍意义的士 人心态，自然而然地投射到了文坛，导致儒家文学 的社会功能观中关于“兼顾美刺”的主要思想。最 终在赋体文学上出现了失衡：创作时，润色鸿业、 欲讽反劝、曲终奏雅，侧重于美，对儒家诗学原则 来说确乎是一种妥协和退让，甚或是一中谄媚．为 儒家本性所不容；在评价时，则倾向于“刺”．其实 只不过是充满强烈的人世思想的儒家诗学原则在 赋论中的一个侧面反映，或者说是一个无奈的坚 守，虽然它并不能阻止在创作实践中倾向于“美” 的事实不断发生。这或许也正可以用来解释。在漫 长的辞赋发展史中，创作的繁盛和评论的贬低长期 云梦学刊 ２００９矩 同时存在的主要原因。 三、“陆贾扣其端” 据《汉志》载，汉初赋家唯有陆贾、朱建、赵幽王 刘友和贾谊四人而已。关于陆贾与汉初辞赋文学的 关系，从以下两条材料即可知非同寻常。其一，《文 心雕龙・诠赋》日：“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 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是说陆贾开 汉代辞赋创作之先河。其二，《汉书・艺文志・诗赋 略》分赋为四类，首列屈原赋之属，次列陆贾赋之 属，再列苟卿赋之属，后列杂赋之属。以陆贾标列一 类赋，且居屈原之后、苟卿之前，足见其对后世辞赋 创作的影响何其重要。并隐然指出了陆贾是在屈之 抒情骚赋、苟之状物小赋之外，别开另一派辞赋的 鼻祖。 关于陆贾的辞赋创作实践，《汉志》著录有“陆 贾赋三篇”，惜俱已亡佚，虽然无法让今人领略到其 辞赋作品的真实面貌．但我们至少可以说，陆贾确 乎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成为了一派汉赋之祖，其作品 逾二百多年，至班固之世，犹见三篇，且仍堪当一类 之首，足见其成就不菲。而《文心雕龙・才略》所日： “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 富也矣。”则既是再标陆贾“首发”之功，又明确指出 在跨越四百余年后的刘勰之时，陆贾至少犹有《孟 春赋》一篇为世人所能得见；而其中“奇采”和“辩之 富”之谓。更似在说明陆贾赋的主要特点是胜在辞 辩，再联系《汉志》同列于“陆贾赋之属”的扬雄等人 的赋作特点来分析，则可知汉魏六朝之际，说陆贾 扣辞赋之端。大抵就是指骋辞大赋而言的。 但毕竟由于陆贾赋的尽失，以致后世几乎忘却 了陆贾的“辞人”身份，我们要说明陆贾的确是足以 以汉大赋作家之祖彪炳赋史，更多的还是要联系史 载陆贾的生平言行来加以分析。 陆贾是汉初士人的杰出代表，在他身上集中体 现了入汉之初士人的精神品质和理想追求。《汉书》 本传开篇即说：“陆贾，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 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传末又“赞”日：“陆 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 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其最优乎！”纵观陆 贾一生。政治上由最初的“客”到最终的“太中大 夫”．并不汲汲于一时的功名利禄，与刘汉集团始终 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模式，一方面，反映了 陆贾善于自保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初 离“自由时代”的士人与大一统政治刚开始接触时 所共同表现出的欲就还退的慎戒心态。同时，这种 游离的身份。也是陆贾较之叔孙通之流能更多地坚 守儒家精神大义的结果，并反过来，让陆贾在风云 变幻的滚滚时代大潮中得以保持一份难能可贵的 “清醒”．拥有一种相对的为士人所共同追忆和 向往的精神自由．从而遥领两汉四百余年以弘扬和 固守儒学大义为主题的士林精神演变的历史，具有 了开启两汉士风的先导作用。 与叔孙通的“以迂为进”以致流于“谀儒”的做 法不同，在面对最高统治者时，陆贾从未曾表现出 “依附”之心，而是始终高标儒之精神大义，践行着 “以道事君”［４】（《先进 ’的儒家最高理想追求，甚至时而 表现出超迈于人主刘邦之上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 量，以一种坚韧、大气、凛然不屈的鸿儒品格，理所 当然地肩负起了对刘邦进行精神劝导的时代重任：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 “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日：“马 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 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 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 向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 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日：“试为我著 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 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 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日《新语》。［２】（《陆贯侍）’ 陆贾的反复陈说。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质木无 文的刘邦对儒士的鄙睨态度，并开始表现出了一种 与其开国帝王身份相符的全新的精神风貌。不仅令 陆贾作《新语》，以期从中获得治邦的启示，更 在后来越来越明确地表现出一种对自身少文的深 刻反思和对文化精神的觉悟与认可。在敕书太子 时，刘邦就曾坦言日：“吾遭秦乱世，当秦禁学，自 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 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ｏｊ（《卷十）’刘邦能如 此自剖其精神转变的进程，实属难得之极。而在高 帝十二年（前１９５年）十一月，刘邦过鲁，以太牢祠 孑Ｌ子．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尊儒祭孑Ｌ的 先例。陆贾以肩负和倡行儒学大义为己任的做法， 不仅对提升汉初帝国精神和开启大汉文化气象具 有重要的意义．更对儒家学问最终得以成为封建统 治哲学，甚至影响后世长达两千余年，居功至伟。 如果说叔孙通的坚守儒学精神是“策略”的。 以自存为前提的，那么，陆贾的倡导儒学大义就是 无所顾忌的，颇具战国诸子游士的遗风。其实二人 所为，正是汉初士人主要的两种生存状态的具体 第３期 余江：入汉士人之精神困局与大赋之体的先导 反映，陆贾的状态虽更符合士人的本性，却毕竟不 辞严、气势如虹，足可反映出陆贾“名有口辩”【２］（《陆贾 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刘邦以后，帝王气度的不复从 前，封建的日益成型和加强．更凸现出叔孙通 方式的现实可行性，即如稍后的贾谊．才虽不弱于 传》 和“其辩之富” 《才略） 的特点．与稍后谏刘邦以 《诗》、《书》的那段话（前已引）形成辉映，其传世名 著《新语》中也不乏类似的理直言高之辞，皆可见出 战国辩士骋辞进言、力陈己见之遗风，对当时士人 文风、尤其是赋家创作深有影响。 其二，陆贾说辞洋溢着一种高远恢宏的“大汉 陆贾，却也只能是空怀报国之志，落得个抑郁早逝 的结果。纵观两汉士人心态，莫不徘徊于陆贾和叔 孙通之问，两汉赋家更是大都不得不效仿叔孙通 模式，而心陷矛盾和无法排解的痛苦深渊。 陆贾不仅对萦绕于两汉赋家心灵深处的对儒 学精神的那一份执着具有深远的影响，更从文体 创作范式上对汉大赋的最终成型产生了具体和直 接的影响。陆贾赋作虽已不得见，但其不凡的文学 才情还是不乏佐证的，最典型和最直观的例子莫 过于陆贾于汉高帝十一年出使南越时所发表的那 一段著名的说辞了。当时，刘汉初定中国，尉佗称 王南越，陆贾奉旨前往封赐，“尉佗魅结箕踞见 贾”，态度极其傲慢无礼，其粗鄙无文较刘邦有过 之而无不及，陆贾遂慷慨陈辞如下： 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 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 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诸侯豪杰并 起，唯汉王先入关，据成阳。项籍背约，自立为 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矣。然汉王起巴 蜀，鞭笞天下，劫诸侯，遂诛项羽。五年之间，海 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 南越，而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 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 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君王先人冢 墓，夷种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即越杀 王降汉，如反覆手耳。……皇帝起丰沛，套暴 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 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 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 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万， 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如汉一郡，王何乃比于 汉！【２Ｉ（‘ 贾 》’ 陆贾凭这一段说辞顺利履职、不辱使命，先令尉佗 “蹶然起坐”谢“失礼仪”之罪，终令尉佗赐宴赠金、奉 约称臣，从中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随后出 现的汉大赋文体的影子： 其一，刘师培《汉书艺文志后》云：“骋词之赋， 其源出于纵横家。”从这段说辞便依稀可以看出汉 大赋中充盈的纵横之气的某些端倪。通篇文字义正 气象”，实际上是开启了两汉文学、特别是汉大赋的 “崇汉”主题。汉初陆贾前后，效纵横遗风、逞口舌之 能，建功立业者，非独陆贾一人，据史载，有名者尚 有韩信登坛拜将之辞ｆ２】（＜韩信 ）、郦食其说齐王降汉［２】 （《睇食其传》ｊ、蒯通说韩信反汉［２］（《蒯通传》］、娄敬说刘邦迁都 及和亲匈奴［ 】（《娄敬传》）。韩信失之骄横、郦生失之狂 放、蒯通失之阴鸷，三人竞逞心智，终止祸败流转， 相继陷人死地，韩信遭斩、郦生被烹、蒯通几被烹。 娄敬之说辞，则属天下公言，以守正为主，纵横锐气 稍弱。与此四人相比较。陆贾说辞，不仅挟风裹势， 气韵流动而激越，将源于纵横家的言辞之利提升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自有一种响逸而调远的非凡效 果；而且，既不同于专逞才智的奇诡之辞，也不同于 平实无奇的说理话语，陆贾说辞以庄严而简括的语 言对刘汉之兴起和存在的理由与意义作了“正义 化”的说解。堪为汉人自觉阐述楚汉历史所作的最 早的经典性表达，也反映了当此新的历史关键时 期，心与时代潮流同步律动的掌握先进文化的士人 们自然流露出的宏阔胸襟，和由衷生发出来的豪迈 气象。这种胸襟和气象，表面上似乎不免流于夸耀 和颂美，实际上则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表征．投射 到两汉文学上便形成了“崇汉”的主题，具体表现形 式不出于陆贾说辞弘扬中国威仪和颂赞大汉天子 盛德等基本模式。如陆贾褒中国而贬南越，讲究华 夷之别，后来司马相如则于其《天子游猎赋》中贬抑 齐楚“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 辟，而人无所食也”，是褒天子而贬诸侯，二者颇有 异曲同工之效。而与陆贾称颂刘邦“继五帝三王之 业……自天地剖判未始有”等语在精神上一脉相承 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如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 有云：“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 乡风而听，随流而化， 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 用，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其《难蜀父老》又 云：“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 恩汪减，群生霈濡，洋溢乎方外。”扬雄《长杨赋》亦 云：“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英 华沉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谈 １ｌ０ 云梦学刊 ２００ 年 王道者，则樵夫笑之。”班固《东都赋》亦云：“四海之 【３］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因相与嗟叹玄德，谠 【４］孔子．论语【Ａ】．诸子集成【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６． 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日：‘盛哉乎斯世’。”张衡 【５】诗经【Ｍ】．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６】程廷祚撰，宋效永校点．诗论十三【Ａ】．清溪集卷二【ｃ】．合肥：黄山 《西京赋》还日：“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 书社．２００４． 而为家，富有之业，莫我大也。”……足以见出陆贾 【７］葛 洪．西京杂记卷二【Ｍ】．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６． 说辞的先导意义。 【８］扬雄．法言・吾子［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Ｃ】．上海 其三，陆贾说辞以“我”为主、以南越王为“客”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的对话形式，对汉赋虚设宾主、以问答展开全篇的 【９］班 周．两都赋序【Ａ］．萧统．文选卷一【ｃ】． 【１０］章樵注．古文苑（影印本）【Ｍ】．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唐宋编・集部． 结构形式也不无直接影响。 【ｌ１】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 综上所论，如果说，叔孙通和陆贾分别从两个 不同角度开启了两汉赋家的精神世界，并昭示着两 注释： 汉赋家无法释除内心困局的大致构成的话，那么， ①所谓“左官律”，《汉书・诸侯王表第二》颜师古注云：“服虔日：‘仕 陆贾则对汉大赋文体创作的某些基本范式具有了 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也。’应劭目：‘人道上右，今舍 不可否认的创始之功。然则，说陆贾“扣两汉辞赋之 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师古日：‘左官犹言左道也。皆僻 左不正，应说是也。汉时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为尊，故谓降秩 端”，实为千古中的之论。 为左迁，仕诸侯为左官也。”’所谓“附益法”，颜师古注云：“张晏 曰：‘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日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 参考文献： 师古日：‘附益者．盖取孔子云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之义也，皆 【ｌ】章学诚．汉志诗赋十五【Ａ］．校雠通义卷三【Ｍ］．粤东菁华阁刻本，清 背正法而厚于私家也。”’ 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 【责任编辑余三定；责任校对鲁涛】 ［２］ｔｉｔ固．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Ｇ ＩＮＧ ＯＦ ＨＡＮ ＦＵ ＹＵ Ｊ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ｉａｎｊ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２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ｕ，ｔｈｅ ｒｈｙｍｅｄ ｐｒｏｓｅ，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１］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ｗｏ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ｏｓ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ｕ，ｔｈｅ Ｈ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ｗｅｒｅ ｂｏｍ ｗｉｈｔ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ｒｉｉｔｃａｌ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ｔｅ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ｙｔ ｉｎ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 ｂｏｔｈ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ｓｃａｒｃｅｌｙ ｃｏｕｌｄ ｎ１ｃ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Ｍｏｓｔ ｏｆ ｈｔｅｍ ｊｕｓ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ｅａｕｔｙ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ｏｎ ｏｔｈｅｒｓ’ｗｏｒｋ．Ａｍｏ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Ｂ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 ａｌｓ’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ｉ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ｗｈｏ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ｆ． 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Ｆｕ ｗａｓ Ｌｕ Ｊｉａ．ｗｈｏ ｋｅｐ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ａ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ｍｅ ｂｅｇａ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ａｒｌｙ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ｍｅｎｔａｌｉｙｔ；Ｈａｎ Ｆ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