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和学生一起“会读”《礼记》
2010-12-24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与哲学学院教授) 中华读书报 点击: 297
我的读书总是与教学密切相关。这学期我上两门课,一是为博、硕士生开的“《礼记》会读”,一是为大一新生开的“国学通论”。“会读”课,顾名思义是围绕若干文本,师生一起读原著(含注疏),一起讨论。这门课我们已持续开了十几年,每次所读篇目不尽相同。《礼记》的教材,我选用的是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刊记)中的《礼记正义》。“会读”的过程中,我主张慢读和细读。少则得,多则惑;一经通,数经通。师生一道先啃经典,连注疏校刊一起读出来,打好基础。参考书基本只列四种:元人陈澔《礼记集说》、清人孙希旦《礼记集解》、近人钱玄《三礼通论》和钱玄等编著《三礼辞典》。从文献学上看,《礼记》晚于《荀子》,但很多地方可与《荀子》、《大戴礼》及汉初诸书相通,又有一些与今天考古发掘的新出简帛文献有相关性,所以凡读到相应部分必先做文献学的比较,引导学生们去查找,做文本比较。
在读、讲《礼记》的过程中,我关切或诠释的有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礼记》中所蕴含的儒家宗教哲学的内容及其意义。通过阅读,从精神信仰的层面肯定儒学具有“宗教性”。“宗教性”与“超越性”是不同而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从本体——境界论或价值论上去看,儒学当然是具有超越性的。
第二,《礼记》中所蕴含的儒家政治哲学的意义。我不反对从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平等观和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来讨论儒家。儒家在分配上的“应得”和“配得”,以及机会公平和对“最不利者”的关爱及其制度建构方面,可以与西方相呼应。儒家正义论最有特色的内涵,乃实质的正义。儒家对政治权力的源头、合法性、权力分配与制衡等,有其系统论说、制度与实践。儒家重视社会力量的培植、社会自治、士大夫参政及言路开放。儒家的“道德的政治”就是要坚守政治的应然与正当性。政治权力的根源在天、天命、天道;其根据和本位在人民、老百姓、农工商;其基础是广阔的民间社会空间、民间力量及其自治,其指导、参与、监督与言责则在士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包含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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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实践、民俗诸层面)的许多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思考与创造性转化。
第三,《礼记》中所蕴含的儒家生态伦理哲学的意义。三《礼》中的许多篇章表明,中华先民与先秦儒家对生态系统的认识是在容纳天、地、人、神诸多要素的“天地”概念下展开的,是一种整体论、系统论的观念,以“和”为条件的不断创生是其对这个生态系统的根本认识。三《礼》对“天地”的创生现象持有价值判断的观念,肯定天地万物皆有内在价值,要求一种普遍的生态的道德关怀,而对人性、物性的辨证认识又同时清楚地表明了一种生态伦理的等差意识,或曰不同伦理圈层的区分意识。儒家从工具价值的立场取用生态资源的同时,并不忽视动植物等的内在价值。从儒家“天人合一”的理念看,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新的伦理范式,其确立的基础必须建立于对人性的重新反思之上。
第四,《礼记》中所蕴含的修养身心性情、培养君子人格等教养的意义。《礼记》中有关人的教养与人格成长,特别是君子人格的养成的智慧,体现了儒教文明的特色。儒家教育是多样、全面的,其内核是成德之教,其目的是培养君子,成圣成贤,其方法是用礼乐六艺浸润身心,以自我教育与调节性情心理为主,其功能在于改善政治与风俗,其特点是不脱离平凡生活,知行合一、内外合一的体验。在当代建设现代公民社会,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过程中,尤其需要调动儒家修养身心与涵养性情的文化资源。
第五,《礼记》中所彰显的“仁爱”及其推爱方式与基督教“博爱”的异同。以“仁爱”为核心价值的儒学精神,在今天与未来的世界上,在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的建构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仁爱”与基督教“博爱”的价值有很多可以沟通之处。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关系方面,儒家有极其重要的资源,尤其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恕道”、“推爱”“推恩”的方式,值得珍视。“爱有差等”是具体理性、实践理性,恰可证成普爱。儒家强调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主体性,但儒家人己、人物关系,是交互主体性的。成己、成人、成物等是仁心推扩的过程。这对今天的人际交往与文明对话有其积极意义。
今天,从理论上理解《礼记》,不能不读一点西方哲学方面的书以作比较,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罗尔斯《正义论》与《作为公平的正义——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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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赵林《西方宗教文化》、哈佛燕京学社与三联书店编《儒家与自由主义》等,但我们不能受其限制,因为中国经典、中国精神有很多是西方的东西涵盖不了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礼记》,我还参读了皮锡瑞《经学通论》、杨宽《西周史》《战国史》、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陈其泰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杨天宇《礼记译注》等著作。近期我与胡治洪兄合编《儒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礼学研究专号)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刊载彭林等三礼专论二十余篇,也足资参考。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 林杏子
从娃娃抓起,培养国学的读书种子 ——在武汉大学国学院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前辈师长与各位专家学者:上午好!
借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中国哲学史学会与敝校共同举办“近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缘,在开幕式上同时举行简短的武汉大学国学院揭牌仪式。首先向各位长辈、远道而来的海内外学者,学校、兄弟学院及各部门的领导与朋友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充斥灾屏的电视剧,常常有“你的家父”、“你的内人”、“你到我的府上来”等等莫名其妙的荒唐对白。有些讲《论语》、《老子》等中国经典的人,竟连起码的注疏都不读,胡编乱造,望文生义,如有人讲《老子》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时,把“太牢”,即古代最隆重的、用牛羊豕三牲的祭祀活动,讲成坐大牢。北京市有的地方用繁体字作标牌或出布告,把“海淀”写成“海澱”,“太后”写成“太後”。 至于对我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戏说、歪讲、曲解、庸俗化等,更是屡见不鲜。有的地方甚至要把西门庆拿来作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钓饵。
无论是从捍卫汉语言的纯洁性的角度,还是从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起码尊严的角度,我们确实深感忧虑。糟糕的还不只是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儿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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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年的健康成长,一代代人的心理调节与人格成长。武汉市大方学校、武汉市积玉桥学校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适当让儿童、小学生、中学生读一点传统蒙学读物、家训与《四书》等,甚有裨益。
目前我们很警惕中小学教育变成以升学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大学教育则变成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教育,知识教育太过,道德教育又是教条化的,缺乏适合于儿童、少年与青年成长的生动活泼的方式,而社会风习的负面又给了他们坏的榜样。
我历来主张应对国民增强民族历史记忆的教育,其中,国民教育中历史文化精神的教育尤为重要。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国学教育的主要方面,一是国学常识、知识,二是以仁爱为核心的做人之道,是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我这里所说的仁义礼智信等德目,当然是通过了创造性转化了的、富有时代内涵的新的精神价值。我想,不妨多选用一些《论语》、《孟子》、《史记》中的格言与志士仁人的故事,做语文与道德教材的部分内容。在初中阶段,学生应系统完整地学习过《四书》。这种人文理想与人生意义的教育需要社会、家庭、学校教育的配合,靠亲师长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我希望小学、中学语文教材中适度增加古代文言文与古诗词歌賦的比例,按循序渐进的原则,由少而多,由简而繁,到高中三年级,文言文应占到百分之六十的比例。在简繁体字的问题上,任继愈、袁晓园先生长期提倡“识繁用简”、“识繁写简”,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在课程设置上,小学生与低年级初中生应恢复毛笔字的训练,这有多方面的意义。小学生通过练毛笔字等在身心方面得到陶冶,另一方面,这也是保护、传氶文房四宝的必要途径。日本通过让小学生每学年看一场歌伎来培养受众,保护这一剧种,这一经验值得重视。
以上所说会不会增加中小学生的负担呢?我看不会,可以减掉一些不起作用的教育内容,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又可以增加趣味性,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乐学。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绝对对立起来,不懂得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可以作为健康、正面、积极的力量参与现代化的建设,可以提升人的文明程度与修养境界,因此把传统文化作为负面糟粕,故在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民国时期与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也可以找当时大学的大一国文的教材来看。几代人下来,今天中国人阅读古书的能力严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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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孔子学院遍布全球,但孔子学院不能只停留在教一点现代汉语上。孔子学院的老师应起码懂得一点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程朱陆王,儒释道的基本文献及其精神。
武汉大学有国学的传统,近代以降有黄侃等国学大师及章黄学派的统系,有熊十力、闻一多、吴宓、李剑农、杨树达、高亨、范寿康、朱光潜、刘赜、刘永济、黄焯、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程千帆等大师,一直高度重视小学(古文字学)、经典新诠与中西学术互动。传统中国学术强调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而现代教育体系则造成文史哲的分家。为了培养中国传统学术的读书种子,自2001年起,我与同仁联合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宗教、外国语等多学科的学者在国内率先创办国学本科试验班。我们这一试验班不同于现行大学文科的以原理、概论加上通专史的课程设置,而直接设置中外经典课程,取小班授课、经典导读的方式,当然也适当保留一定的概论与通专史课。我们强调夯实国学基础,旨在培养一些对我国传统经、史、子、集的基本知识、基础典籍和治学门径有深刻理解,能熟练阅读中国古典文献并予以现代诠释,至少掌握两门外文,且熟悉当今世界人文学走向与国际汉学最新成果的复合型人才。我们所说的国学,是开放式的现代新国学,包含借鉴海外古典学与人文学各领域的方法与成果。自2005年开始,我校开始挂靠相关学科招收国学方向硕士生。2006年,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指出:“武汉大学国学试验班在国内是首创。”2007年,为了更系统地培养国学人才,我校以交叉学科的名目自行增设了国内首个国学博士点与硕士点,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批准,目前已经招收了两届硕士和博士生。硕博士点设经、史、子、集、佛教与道教等五个方向。我们的毕业生一部分继续深造,研究国学或人文学,一部分就业从事各项事业,他们认为国学训练使他们在做人做事上受用无穷。2009年,“武汉大学国学班的创建与实践”项目获得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在十年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我校综合分析当前国学学科的发展趋势,经过审慎的研究,于2010年3月正式成立国学院。正如陈来教授刚才在致辞中所指出的:“武汉大学成立国学院,可谓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在国家主管部门尚未正式设立国学学科的情况下,武大国学院是目前国内唯一具有国学本科、硕士、博士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研究单位。我们本着小平同志“不争论”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努力实践,培养了一些人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希望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运用文、史、哲、艺、外国语等院系的优势,整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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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一点国学的读书种子。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成立国学院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一事业坚持下去,真正培养一点国学的人才,把中国文化传承下去,并参与文明对话。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恳请各位批评指正。本次会议在27日下午安排了一场有关“国学教育、课程设置与学科建设”的圆桌会议,敬请各位发表您的高见。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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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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