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鸦片隐喻

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鸦片隐喻

鸦片本身不过是草本植物罂粟的提炼物,却因其药品和毒品的双重效用,从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属性。由于英国和中国因鸦片而酿成的战争更使它凝结了历史上一些神秘而沉重的元素,成为贯穿19世纪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意象:从柯勒律治服用鸦片酊后创作千古名诗《忽必烈汗》,到德昆西洋洋洒洒写就《瘾君子自白》;从艾略特《织工马南》里莫莉过量服用鸦片而死,到《月亮宝石》里富兰克林服用鸦片酊后的梦游;从《玛丽-巴顿》里鸦片成瘾的下层工人,到《埃德温-德鲁德之谜》和《道林-格雷画像》里光顾鸦片烟馆的上流人士,不一而足。鸦片因其频繁出现而产生特定的隐喻涵义,且影响深远。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公众对鸦片认识的加深,不同时期作品中的鸦片意象及其隐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鸦片战争使西方世界首次认识了正在走向衰落的中华帝国,此后的不平等条约更使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逐渐打开了中国一向封闭的国门,也使西方人构筑了以鸦片为核心象征的中国形象。谈及这次战争,人们的关注力似乎总是集中于问题重重的中国和深陷鸦片瘾的中国人,而忽视问题的其他方面:英国贩运鸦片对中国衰落的加速作用以及英国国内的鸦片问题。19世纪,尤其中后期,鸦片滥用成为英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据记载,英国每年进口成千上万镑鸦片用于国内消费,而1860年之前英国对鸦片的销售不加任何。鸦片几乎被普遍视为包治百病的良药,万能止痛药,就像今天的阿司匹林,是可以随便买到也并不昂贵的非处方药。这时的鸦片基本指药用鸦片酊,后来当鸦片变得可以像烟一样吸时,其功能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变成纯粹为追求感官刺激的享乐品,由药品转变为毒品。这个转变发生于19世纪,也体现于文学作品中。在19世纪,鸦片意象在英国大众的想象领域中曾产生不同的隐喻意义和联想:分别是浪漫主义的灵感源泉,工人阶级堕落本性的体现,以及来自东方的“他者”威胁的缩影。

一、浪漫想象的灵感源泉

19世纪早期,英国人并不认为服用鸦片与个人的道德有何关系,也没有认识到过度使用会危及身心健康,相反,由于一些著名鸦片服用者的榜样,鸦片被等同为获取超验性体验的独特途径和灵感之源。雪莱、拜伦、司各特等都有食用鸦片的经历,更不用提大名鼎鼎的柯勒律治与德昆西了。二人由于疾病或疼痛而服用鸦片酊,成为终生依赖者。不仅他们的传世之作与鸦片密切相关,而且二人还或隐或显地传达给世人如下信息:鸦片不同程度地增强了他们的情感体验,刺激了他们的灵感。柯氏声称《忽必烈汗》是他服用鸦片酊后梦境中产生的幻象,醒来后他匆忙记录,却因朋友到访打断思绪而忘记大部分,只记起现有的这个残篇。诗中忽必烈汗的御园风情万种,或神秘,或深邃,或美艳,或伤感,而这种浪漫奇幻的描写似乎并不是诗人自己有意识的行为,而是有如神助,这种自述不禁留给读者这样的印象:鸦片赐予他灵感,是促使他诗性大发的外界刺激物。对德昆西而言,鸦片更是其诗情的触媒,是他进入潜意识探险的工具。在《瘾君子自白》中,他描绘了服用鸦片后各种离奇怪诞的幻梦,也不无炫耀之意地谈及鸦片给他带来的各种难以言传的情感体验。他写道:“温馨的、令一切为之倾倒的鸦片” (de Quincy,38)是“从黑暗中心,想象世界的深处绽放的神圣花朵”。(de Quincy, 49) 他在作品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浪漫主义的孤獨英雄,一个敏感、不断探索、充满激情的诗人,一个利用鸦片进入奇幻世界、探索人类精神未知领域的先驱。在柯氏和德昆西的笔下,鸦片引导他们超越琐碎的日常生活,进入另一个丰富而神秘的世界。即使鸦片给他们带来了痛苦,这种痛苦也因其探险和猎奇意义而使他们在普通人眼里上升到英雄的崇高地位。

鸦片开启的这个新世界不仅带来奇幻的感官体验,而且充满东方的异域情调,既美丽又可怕,这是西方人对东方的浪漫主义想象。《忽必烈汗》自不必赘言,德昆西在《瘾君子自白》中的东方梦境里,经历了惊险恐怖的冒险之旅:“东方梦幻中,这些鬼魅出没、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让我着迷、陶醉,有时还会感到吃惊,有时甚至感到自己被一种巨大的莫名惊诧淹没了,其中还夹杂着我对自己经历的景象的恐惧、仇恨与厌恶。”(de Quincy, 73) 鸦片原产于东方,东方又是其主要消费地,在西方人的想象里,鸦片几乎是东方的象征,在德昆西眼里尤

其如此,甚至在他的现实生活里,也体现出这一点:当一个马来人路过他家时,他想当然地把鸦片作为礼物送给了这个饥寒交迫的东方人。德昆西笔下的鸦片可谓19世纪西方对东方文化想象的典型体现:神秘怪异、令人向往又令人恐怖;既能给人难以言传的幸福感,又会带给人地狱般的折磨。

简言之,在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由于一些著名文学家的影响,公众眼里的鸦片是灵感的来源,象征了神秘奇幻的东方。即使后来有关鸦片的公众发生变化,这种浪漫主义的鸦片意象并未完全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它持续了整个19世纪,德昆西也被许多人看做鸦片专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名的鸦片服用者基本属于有闲阶级,这种浪漫的鸦片观也仅局限于中上层,贫苦的下层民众服用鸦片却传递着一种截然不同的印象,并逐渐蔓延为社会问题。

二、贫穷阶级的麻醉剂

19世纪中期,鸦片的服用方式出现变化,增加了吸服的方式,开始出现单纯为了寻求鸦片带来的精神愉悦感而服用的现象,鸦片的效用不再仅仅局限于药品,比如,一些下层工人出于贫困或病痛,通过鸦片寻求逃避或麻痹。随着吸食人数增多,吸食鸦片导致的犯罪现象攀升,甚至出现父母为了使孩子安静而喂食他们加糖的鸦片酊,导致婴儿死亡的事故,报纸上关于鸦片中毒、服用过量或吞鸦片自杀等事件的负面报道增多,鸦片服用问题逐渐引起公众的注意,尤其引发中上层阶级对工人滥用鸦片问题的关注,但是,由于医学界对鸦片的危害认识不足,人们并不担心鸦片会对上瘾者的身体造成多大伤害,而是更多地关注鸦片上瘾给服用者的道德和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们大多认为鸦片会损害工人阶级的人性,腐蚀其道德,从而引发犯罪。在英国中上层阶级的思维定势里,下层工人一向是无知、懒散、肮脏的代名词,具有罪犯的非理性潜质,现在又被加上了鸦片瘾恶习,于是,在新的鸦片话语里,吸食鸦片成了下层人本性的表现,是他们进一步走向堕落和犯罪的诱因。但是,鸦片与道德堕落之间的关系并不适用中上阶层的鸦片使用者,有闲人吸食鸦片通常不会带给人负面联想,至多被看成个人

的怪癖。这种阶级偏见的形成也许是由于中上阶层大多有足够的财力购买鸦片,较少因鸦片而犯罪,即使出现问题也能被有效掩盖,造成的危害较少进入大众视野。

中上层人士担心鸦片瘾会削弱工人的劳动干劲,加重工人的犯罪倾向,也担心鸦片上瘾现象会蔓延到不同阶层,他们却忘记或忽略了鸦片服用最初并不是工人的专利。权力阶层通过占有社会话语权,把工人阶级悲惨生活的根源重新推及工人本身,而不是中上层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服用鸦片的真实原因被淡化或掩盖。这时的鸦片意象不再是浪漫的灵感之源,而呈现出明显的阶级性。

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玛丽-巴顿》针对鸦片话语的阶级偏见,对工人服用鸦片现象进行了较客观的探讨。她没有回避工人中的某些丑恶面,但对工人阶级的整体描写充满同情和理解:工人的形象是富有人性和人情味的个体,而非当时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刻板印象—具威胁性的乌合之众。约翰-巴顿脾气狂暴,常表现出攻击性,但小说家提醒读者,他是在鸦片上瘾后才性情大变,他本来脾气温和,待人慈爱。对极度贫困生活的绝望使他开始尝试鸦片,为的是寻求麻痹和遗忘。在中产阶级读者的想象中,工人阶级本性恶劣,道德败坏,盖斯凯尔夫人不认同这一观点,她客观地再现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以约翰为例反驳了当时普遍的阶级偏见,她甚至与读者直接对话:“当你严厉指责这种对鸦片的使用之前,想象一种无望的生活,每天都被对食物的渴望包围。想象你的周围弥漫着绝望情绪,看看你周围人们的眼神和境况,就知道他们挣扎在贫困和绝望的巨大压力下。难道你不会为暂时忘掉这一切而高兴吗?鸦片会带你片刻的遗忘。”(Gaskell, 1)她否定了许多读者心目中鸦片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了之前被浪漫化的鸦片隐喻。盖斯凯尔夫人并不是惟一对鸦片的阶级偏见提出质疑的小说家,艾略特在《织工马南》里也塑造了一个悲剧性的鸦片上瘾者,莫莉被丈夫遗弃,无力养活自己和女儿,无法直面现实的痛苦,开始迷恋鸦片带来的片刻愉悦和麻痹,以致无法自拔,惨死在冰天雪地中。艾略特没有指责莫莉,并不认为其鸦片瘾与道德有何内在关系,显然,她也并不认可鸦片等同于工人阶级劣根性的隐喻。

由早期浪漫化的鸦片意象到具有阶级意味的鸦片意象,变化悄然发生,《玛丽-巴顿》和《织工马南》代表了的转向,由于二位作者都是著名小说家,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她们的观点对当时的鸦片观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另一个影响来自中英鸦片战争。英国商人从18世纪开始向广东私运鸦片,到19世纪鸦片走私量剧增,不仅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且使大量国人染上鸦片瘾,毒害身体,腐蚀人心,败坏风俗,最终鸦片泛滥到不得不禁的地步。但是,英国人一向把鸦片称作药品,借此名称的差异,英国无视它对中国国民体质和道德风尚的毒害,坚称它输入中国的是一种珍贵的药材。虽然鸦片本是药物,但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并非把鸦片当做缓解痛苦的药品,而是用来吸服,伴随着缕缕青烟,鸦片成了追求感官刺激的工具,药品成了毒品。

中方坚决禁烟,英方执意卖烟,英国为了维护本国商人的利益,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发生在遥远的东方,英国国内对战争的关注度不高。英国支持鸦片贸易的人不遗余力掩盖战争的性,德昆西发表文章,指出中英冲突的真正根源并非鸦片,鸦片贸易的正义与非正义根本不是问题所在,所谓的鸦片战争根本与鸦片无关,而是中国对自由贸易侵犯的结果。鸦片战争似乎成了英国人的正义战争,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自由的西方与的东方之间的正义战争。(周宁, 106)英国赢得了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与中国的交往更加深入。因此,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媒体报道增多,引起比较激烈的反应。多数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鸦片贸易的不道德性和非法性,但是,反对之声此起彼伏:马修-阿诺德写道:“对我来说,这场与中国的战争真的非常,是最严重的国家罪孽,令我痛苦。难道不能通过或其他方式让人们清醒,意识到我们的罪恶?我真不记得历史上何时有过如此集非正义与卑鄙于一体的战争”。(Allingham)也有议员说:“从鸦片中获得的税收不应成为我们得意之情的源泉,因为这让我们对鸦片造成的中国人体质和士气的衰退负责。”(Great Britain)也许的决策者可以忽视这些反对声,但公众对此并非充耳不闻,公众对鸦片的属性、对鸦片战争实质的了解都在深入。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多年里,英国本土进口的鸦片量迅速上升,由于缺少立法方面的,鸦片在工人中的滥用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其他

阶层的使用情况也逐渐引起关注;另外,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负面报道的增多,鸦片对服用者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不良影响逐渐为人所认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鸦片贸易被迫合法化,英国社会却开始禁止非药用鸦片的买卖。

三、东方威胁的缩影

正义之士的呼声未能阻止非正义战争的步伐,有识之士的忧虑也未能阻止鸦片在英国各社会阶层的蔓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进一步打开,中英交往增多,伦敦东区出现了中国式的鸦片烟馆。吸鸦片的绅士和鸦片烟馆的形象也进入文学作品中,如狄更斯的《埃德温-德鲁德之谜》(以下简称《谜》)。

《谜》是狄更斯的最后一部小说,他去世时只完成了一半,留下了一个真正的文学之谜:埃德温是失踪还是死亡?是谋杀还是事故?谁是谋杀者?小说的主人公是埃德温的叔叔贾斯柏,他具有两面性,表面上是教堂唱诗班的指挥,颇得牧师的赏识和周围人的尊重,私下里,他鸦片成瘾,常出没于伦敦偏僻陋巷的烟馆,与落魄的下层人和贫困潦倒的东方水手混在一起。另外,作者留了足够多的证据和暗示表明,贾斯柏是杀害埃德温的真正元凶。

鸦片是小说的一个中心意象,作者既描写贾斯柏到烟馆吞云吐雾,也暗示他在家里偷服鸦片。通过塑造贾斯柏这个鸦片鬼的反面形象,狄更斯传达了他对鸦片的复杂观点:既有个人化的视角,也有对流行观念的内化。上文已述,由于德昆西和柯勒律治等著名例子,英国大众对上层人士吸食鸦片并无反感,认为偶尔吸食鸦片仅仅是有闲有钱人无伤大雅的怪癖,狄更斯的小说打破了这种流行看法,不仅揭露鸦片之害,更开创性地把读者的眼光引向上层社会的鸦片问题,首次较客观地塑造了上层鸦片鬼形象,有助于消除有关鸦片的阶级偏见。但遗憾的是,小说中也流露出典型的东方主义思维,加深了关于鸦片与东方性之间内在联系的偏见,暴露出作者的时代和种族局限性。

鸦片与东方的关系不是一个新话题。如上所述,在浪漫主义者的想象中,鸦片已几乎成为东方性的符号,德昆西多次描画其鸦片梦中的东方图景,《忽必烈汗》则是诗人东方梦幻的写照。除文人雅士外,一些传教士也记录下他们的东方见闻,这些游记或日记因其所谓的“真实性”更能蛊惑读者,加深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如麦都思在《中国:现状与前景》里描绘的现实中国完全是德昆西在鸦片梦境中想象的中國:黑暗、愚昧、沉醉、堕落、残酷、神秘、永无变化的停滞与单一。(周宁,87)虚构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都在构筑一个吸鸦片的东方他者形象,这一形象日益内化并凝固化,处于最东方的中国也成为西方人眼中“东方性”的极端代表。赛义德指出: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人具有“变色龙般的特质”,是集“感官享受、希望、恐惧、田园乐趣等”于一体的特殊混合物,即令人向往又令人恐惧(Said,119),《谜》体现了这种东方主义思维,其中的东方想象集中了当时公众意识领域中的东方性特点,如神秘、奢华、享乐、停滞、堕落、凶残、等。

小说开篇,狄更斯渲染了一个瑰丽的东方场景,华丽、懒散、充满感官诱惑,这是贾斯柏吸鸦片后的梦境,小说家一开始就建立起鸦片与东方的某种联系。紧随其后的场景描写贾斯柏在肮脏破败的鸦片烟馆里,与印度水手、中国佬(Chinaman)、下层女人等混躺在一起吸鸦片烟。贾斯柏虽然沉迷于鸦片带来的无比享受,抵制不住诱惑,但清醒时非常厌恶与自己为伍的这些人,对身边的烟鬼一阵暴怒的打骂,似乎自己的烟瘾是这些东方人之过。恶魔般的鸦片控制了他的灵魂和行为,在鸦片的作用下,他置自己作为教堂唱诗班指挥的尊严不顾,向侄子的未婚妻疯狂求爱,最后丧失理智,谋杀侄子。狄更斯似乎暗示,由于贾斯柏与鸦片的联系,他身上逐渐呈现出东方性特征,其和凶残本性日显,正面品质逐渐瓦解,他身上的那些与东方性相对的英国性,如理性、正义等消失殆尽。如前所叙,在浪漫主义时期占主流的鸦片话语里,鸦片被认为能够刺激奇幻的想象,上流文人吸食鸦片没有任何道德方面的负罪感,既使在《瘾君子自白》里,读者也感受不到作者的忏悔,没有把德昆西视为不可自拔的瘾君子,反而是以理性的方式分析鸦片经验的先驱。但是,随着社会中各阶层鸦片上瘾者增多,公众对鸦片控制人意志的力量认识加深,加之吸鸦片的中国人的枯槁形象在英国的流传,鸦片便不再是上层

人士无伤大雅的休闲道具了,其毒害性被认知,吸食鸦片行为本身被赋予道德性,甚至因其与东方的联系而带有一丝性与犯罪性,贾斯柏的形象进一步否定了浪漫主义的鸦片隐喻。

除了对上层人士吸食鸦片的真实呈现,《谜》也传递出狄更斯对东方性入侵英国本土的担忧,这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小说发表之时,中国男女僵卧吸食鸦片烟的形象在西方广为人知,成为西方人想象里中国人的刻板形象,这一形象汇集了沉睡、僵化、愚昧、停滞、堕落和毒害等多层含义,鸦片的东方性在这一形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令英国人恐惧的是,这一场景开始在英国本土上演,中国式的烟馆出现在伦敦,鸦片烟与中国佬给英国带来了莫名的恐慌。英国人服用的鸦片并非是中国人送去的,倒是英国人强行往中国贩运鸦片,但在英国人的想象中,鸦片却成了东方式的,甚至是中国式的罪恶。有传教士宣传鸦片对英国的威胁:“英国向中国贩运鸦片,如今中国人又将鸦片带到英国,对英国来讲,这是自食其果,鸦片正像瘟疫一样在我们的社会中蔓延,侵害我们的生命。如果我再三描绘中国人在伦敦抽鸦片的可怕景象,我是希望大家充分警惕,中国人正将带入我们的社会。鸦片起于中国,但不一定终于中国”(周宁,207)。这位作者和许多英国人一样,遗忘或忽略了鸦片并非起于中国这一事实,但是他的警告里关于鸦片在英国的蔓延带来的威胁却具有代表性,其观点不过是后来所谓“”理论的早期版本而已。

《谜》发生在拥有主教堂的保守小镇,是英国国教的传统领地,却被鸦片的烟毒所笼罩。贾斯柏与中国人、印度人与下层女人杂卧吸食鸦片的场景几乎是英国人想象里中国人吸食鸦片场景的翻版。狄更斯似乎在借用贾斯柏的形象变化和人生轨迹向世人发出警告,鸦片这个东方产物,不仅会腐蚀道德,更具有侵蚀英国性的能力,中国佬正用令人堕落的鸦片毒害英国,把东方性传染到英国。《谜》出版后,报刊上有关鸦片烟馆的报道数量剧增,肮脏、猥琐、堕落的中国人形象充斥媒体,在这种宣传下,在英国人的想象中,鸦片烟馆俨然成为中国入侵和大英帝国的先锋,直深入到帝国的心脏,吸鸦片的恶习不仅在毒害英国人,还在制造社会犯罪,鸦片这个东方瘟疫正在威胁着大英帝国。狄更斯对东方的偏见和敌意早在几年

前已有所流露。他创办的周报《一年到头》曾刊登一系列有关东方的文章,笔下的东方衰败落后,停滞不前,居民狡猾,徒有动物性而缺少人性,多有犯罪倾向。由于狄更斯有严格审查报纸上文章的习惯,可以认为,报纸上匿名刊发的这些文章能够代表他的个人观点;因此,贾斯柏吸食鸦片后所谓东方性的出现和英国性的丧失,并非偶然,而是狄更斯的刻意描写。

狄更斯把鸦片与东方性相联系并妖魔化东方的做法并不新鲜,只是当时流行的鸦片话语的反映,他的贡献在于:首次塑造了来自绅士阶层的鸦片鬼形象,继续了盖斯凯尔夫人等人的努力,进一步消除了英国社会中有关鸦片的阶级偏见。由于这些努力,公众对鸦片的认识走向理性和成熟。

除了上文分析的几位作家外,勃朗寧夫人、科林斯、王尔德等文人都曾触及鸦片吸食问题。19世纪的鸦片意象不再单纯统一,而是被赋予不同的隐喻涵义:曾成为一些上层文人寻求浪漫想象的途径,也成为一些下层工人逃避生活痛苦的麻醉剂,从而曾被视为下层阶级堕落本性的代名词;鸦片战争之后,它又成了东方性威胁的缩影,归根结底,鸦片意象的转变伴随着公众对鸦片的效用与危害认识的不断加深。到19世纪晚期,医学中对药物成瘾问题的研究取得新进展,鸦片不再仅仅被定性为药品,同时被视为毒品,对鸦片的使用也有了更系统和科学的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