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与文化符号分析

文化哲学与文化符号分析

众所周知，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有一个著名论断：“人是符号的动物”。那么，何谓符号？符号之于人意味着什么？从文化哲学视域观之，符号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的、约定俗成的对象指称，以及人类用以表达思想的工具。很显然，符号并非外在于人更不是与人相对立的外在世界，相反，符号是人与人的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此，关注并讨论文化哲学视域中的符号以及符号与其共生、共存的文化世界的关系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文化释义：解析符号的多维视域

毫无疑问，文化不是单义的而是多义的，文化的含义是多重的、复数的。在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甚至不同人那里，“文化”一词都有着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含义。诚然，历来有关文化的研究涉及范围很广，包含的问题也很多，而且，相关的学术著作和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都离不开对“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的回答。早在１８７１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就曾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此后有关文化的定义数目繁多，例如，注重成分罗列的文化定义、突出社会历史“发展水平”之表征的文化界定、看重文化功能和价值的文化界说、强调结构体系的文化定义、侧重于人的生存“样式”的文化概念等。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界定为“一个在满足人的要求的过程中，为应付环境中面临的具体、特殊的课题，而把自己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上的工具性装置”②。在他看来，这种“工具性装置”即文化，客观地讲，马氏关于文化的界说充分肯定了文化及其活动的工具性、功能性价值，对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针对功能主义文化释义的“主体”缺失问题，以康德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主张将主体引入文化界定之中，认为文化是有理性的

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的创造，主张从人与文化的关系去界定文化，强调文化具有属人的精神特征。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定义主要是从社会意识与社会现实生活关系的视角界定文化内涵，恩格斯在论述文化的范围时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作为‘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附带地出现过”①。事实上，文化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也构成了社会生活本身的重要内容。而除了观念形式的文化之外，也存在着器物形式和制度形式的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明确指出：“文化不是完全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的，它有物质载体，这种物质载体，不仅是语言、文字符号系统，而且表现为实物，但实物之所以表现文化并不在于实物自身，而在于它所表现的文化观念。……离开了作为观念形式的文化，所有实物都无非是僵死的材料，并不具有文化价值。”②由此看来，文化就是“由特定的符号（语言及其他象征）传达的，在人类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生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例如哲学、文学、宗教以及道德、风俗习惯等等，文化是观念形态。物质并不直接是文化，但可以作为文化的载体而具有文化的蕴涵”③。显然，这里就涉及文化与人的主体性、文化与符号的关系问题。格尔兹说：“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所指的，也不是模棱两可的，而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④也有人指出：“人类的文化活动和语言活动一样，可以理解为是符号活动。支撑这一观点的并不仅仅是由于文化对象可以作为符号理解这一点。即使从符号体系的作用这一层来看，二者在许多方面也都显示出有趣的平行。”⑤还有学者从哲学层面明确将文化视作一种符号体系，“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个符号体系，它给各种事物赋予了这些事物本身所不具备的各种意义，那么，这个符号体系就是文化”⑥。

（二）文化符号论：关于人的本质的文化哲学

在诸多文化释义特别是关于文化的界定中，文化符号论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卡西尔对符号和符号体系的分析和研究，特别是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为文化哲学视域的符号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卡西尔从符号功能论出发，试图找到整个人类文化得以建构的尺度和根据———文化的符号之“根”。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卡西尔把新康德主义狭隘的出发点，即科学事实，扩展成一种符号形式的哲学”⑦，这种符号形式的哲学，实质上就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阐释。而关于人的本质的追问与界定，自古希腊以来从未停止，历史上曾涌现出关于人是自然的存在、人是理性的存在、人是社会的存在等多种论断。在卡西尔看来，这些理解都是从实体性方面来揭示人的本质，他认为，应该从人所特有的劳动活动的功能性方面来揭示人的本质。人的劳动活动本身就是要通过一系列人所特有的文化符号形式展示出来，所以，人的本质在于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或符号化的存在。卡西尔强调：“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⑧在这里，“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论断，旨在强调一种功能性的符号运用在属人的意义世界中的重要地位。与以往文化符号学家的理路不同，卡西尔从符号的功能性和象征性方面去定义符号。在他看来，符号所包含的范围将把纯物理世界中的各种“迹象”、“征候”排除在外，只限于人类意义世界包括语言、科学、艺术、宗教、神话等在内的各种“符号形态”。而且，卡西尔一再重申：“所有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它方面能为知觉所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尤其当知觉作为对某种事物的再现或作为意义的体现，并对意义做出揭示时，更是如此。”①这样一来，在卡西尔那里，符号就包含着感性的形式与普遍的意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符号是感性的，它有感性的载体、物质的外壳，甚至有外物形象的模仿，但另一方面却又具有普遍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为别人了解，可以交流，因而它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②。而卡西尔更加强调符号与意义的关系，他认为，当人们运用“符号”来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世界的意义用“符号”展现并固定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卡西尔所意味的符号，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们能进入到‘人类意义的世界’中去，具有揭示人类意义世界的功能”③。与马克思

相似，卡西尔也把人与文化的本质和劳作“ｗｏｒｋ”联系起来，但与马克思强调的物质生产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不同，卡西尔所说的“劳作”是指人所独有的“符号”活动，他把人类文化活动看作符号化活动并据此来考察人与文化。卡西尔认为：“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艺术、历史都是这个圆周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④在卡西尔看来，正是有了人的“劳作”这种“符号”活动，“与其他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更为宽广的实在之中，而且可以说，他还生活在新的实在之维中”，且“在前一种情况下（有机体的反应），对于外界刺激的回答是直接而迅速地做出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人的应对），这种回答则是延缓了的———它被思维的缓慢复杂过程所打断和延缓”⑤。这里所说的人类思维的缓慢复杂过程，其实正是对象在人脑思维过程中的符号化过程，而“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这些条件”⑥。换言之，如果离开或者缺失了符号化的过程，“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柏拉图著名比喻中那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往‘理想世界’的道路”⑦。而正是这种人类符号的“劳作”过程改变了人的生活，使人真正进入到一个属人的文化意义世界。事实上，卡西尔文化符号论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将符号、人与文化三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哲学的角度把符号与人的创造性活动即文化创造联系起来。在卡西尔看来，“创造性就是一切切实可行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是标示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造他自己的宇宙———一个使人类经验能够被他所理解和解释、连贯和组织、综合化和普遍化的符号的宇宙”⑧。因而，人的本性就表现在人类创造性的符号能力上，表现在人利用符号创造的全部文化体系之中。可见，卡西尔是通过人的符号活动、符号功能把人类文化及其创造寓于符号的生成之中的。实际上，文化就成为人类利用符号实现“人的解放”的过程。人的解放是一个过程，人的创造本性的实现也是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因此，处于永恒变动过程之中的人类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

一般总是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综上观之，整个人类文化包括人类的一切文化现象无不是人类的符号化功能的展现，进而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或样式，在卡西尔看来，人类的认知“与艺术、宗教、神话等一同构成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精神”⑨，人类符号“劳作”的过程，就是人类文化实践的过程，而符号本身就成为连接人与文化的工具、手段和媒介。

（三）符号：人类文化实践的工具性存在

符号既是人类文化实践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得以创造、创新、延续的重要载体。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不仅离不开符号且正是以符号这种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而正是通过对符号的认知、把握、理解和运用，人们才得以获得、创造出不同形态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因此，在人类文化实践中，符号是一种功能性、工具性的存在，符号的意义也在于其功能性意义、工具性意义。首先，符号作为人类约定俗成的对象指称，其本身固有的特性决定了符号是一种功能性、工具性的存在。在人类文化实践中，符号与文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不能直接等同、相互置换，究其实质，符号只是作为人类文化创造和实践的一种工具而存在的。在这里，符号之于人类文化实践的工具性，就在于其使人具有了自由处理自身文化经验、事物关系的能力，基于这种能力，人类文化实践具备了能动的人类符号行为的属性，人类文化创造也表现为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当我们运用一定的符号所内蕴的“能指”进行文化交流、记忆的时候，符号作为工具的存在就充分展现出来了。在卡西尔那里，“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其实质就是人以特定的符号———工具为手段创造人类特定的文化世界。在人类特定的文化世界中，符号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成为人类文化创造的工具。美国哲学家米德指出：“只有根据作为有意味的符号的姿态，心灵或者智力才是可能的”①，在这里，米德特别强调的“有意味”的符号，实际上就是一种能够大大地提升人的文化创造力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可以被利用的工具，而正是符号的这种“能指性”、工具性使得人类的文化创造、创新和延续成为现实。其次，符号作为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人类文化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工

具性存在。在这里，尽管我们反复强调符号之于人类文化的创造、创新和延续的功能性价值、工具性存在，但是这并不是说，符号本身永远只是一种手段（事实上，符号就其产生本身而言就是一种目的性存在），而是说符号相对于整个人类文化实践而言是一种手段、工具和中介，换言之，符号的工具性只有与人类文化实践相结合才成为可能。因此，探究符号的实质，应重视符号与人类文化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规定。事实上，在人类文化实践的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包括文字、语音、图像、多媒体符号以及其它各种不同层次的专业符号，这些符号彼此勾连、相互影响，共同构筑起了一个可体验、可操作的符号系统，无疑，这些符号系统的历史形成、现实应用、未来发展等每一个环节都必然与人类文化实践须臾不可分离。再次，符号作为以人为主体的人类文化创造的成果，也是主体进行文化创造实践的工具性存在。作为以人为主体的创造成果，符号必然地也要进入到人类所进行的历史性文化创造实践过程中。人类文化创造实践在其内容的重新确定、传递与应用过程中都必须借助于符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符号是主体进行历史性文化实践的工具。我们知道，符号作为工具一旦被创造出来就获得了一定的物质形式并被人们赋予其约定俗成的意义指称。因此，当这种符号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便可以方便快捷地识别、接收、存储、传递某种特定的经验信息。也就是说，符号的出现，使得曾经抽象的经验信息得以被“翻译”、“解码”为具象的更易接收的信息，进而为人们所了解和掌握，而在这个貌似复杂的过程中，符号不仅成为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人进行文化存储、加工、巩固的有效手段，而且也充当了人类文化创造实践中的文化传递、交流的便捷工具。总之，把符号界定为人类文化实践的一种普遍的工具性存在，旨在强调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从而使得人真正生活在一个属人的文化意义世界。借用卡西尔的话来说，符号的运用，文化的创造，使得人彻底走出了为肉体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所束缚的狭小范围，最终找到了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