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浙派中医的由来与特色

1.2.3.4.5.

录

浙派中医的由来与特色.....................................................................................................范永升（1）温州医学史的两座高峰——永嘉医派和利济医派研究.................................................刘时觉（3）浙派中医教育及临床近现代化先驱——利济医学院堂.................................................朱德明（34）大医精诚仁术普安——记永嘉募办普安施医施药局.................................................王庆来（36）浙南马氏妇科经方流派用药特色溯源.............................................................................马大正（42）

浙派中医的由来与特色

范永升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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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医学史的两座高峰——永嘉医派和利济医派研究

刘时觉

（温州医科大学）

笔者2000年、2005年先后出版《永嘉医派研究》与《温州近代医书集成》，搜集相关资料，对温州医学史和医学流派开展研究，并正式提出永嘉医派的概念；经十余年的蕴酿，2014年著《浙江医人考》，又提出利济医派的概念，将永嘉医派与利济医派作为浙江的重要医学流派记录在册；2016年著《温州医学史》，更将这两个学派视为温州医学的两大高峰展开研究。永嘉医派与河间、易水鼎足而三，成为“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重要标志，最早的医学学派之一，由此形成南宋时期温州医学一大高峰；至晚清，陈虬创办的利济医院、利济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中医专业学堂，出版的综合性报刊《利济学堂报》是我国高校学报之始，也是中医药学报之始，由此而形成的利济医派成为温州医学史第二座学术高峰，影响所及，直至今日。

这两座学术高峰具有共同的学术特点：首先，都有公认的学术中心人物作为学派的学术领头人，有明确的师徒传承授受关系，或入门受教，或二传三传，或私淑其学，或父子授受，或家学渊源，世守祖业，火尽薪传，绵延不绝，由此形成学术流派；其次，有一定的活动地域，一般局限于学术中心人物的活动地域，而随着时间推衍，影响扩大，可以扩充，可以渗透，可以迁徙；当然，有共同的学术领域和研究方向，明确的学术思想特点，有继承有发扬，可墨守可革新，有论争有发展，从而推动学派的进步，进而推动整个医学学术的进步。

第一节永嘉医派

南宋“永嘉医派”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学派，这一学派以陈无择为龙头，其弟子王硕、孙志宁、施发、卢祖常、王暐为骨干，《三因方》为理论基石，围绕编著、增修、校正、评述、批评《易简方》，开展热烈的学术研究和论争。

“永嘉医派”活跃于淳熙至淳佑即大约公元1174-1244年间，正相当于北方刘完素、张子和、张元素、李东垣学术活动进入高潮，河间、易水两大学派形成之时，《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宋室南渡与金之立国正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与“河间之学与易水之学争”之同时，虽因国家，南北隔绝，学术上缺乏交流和联系，但“永嘉医派”的学术成就也足以与河间、易水鼎足而三，共同开创了宋金元时期医学学派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而在中国医学史占有一席之地。

一、永嘉医派的成员及其著作1.陈言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陈言，字无择，号鹤溪，又号沐溪，宋青田人，大约绍兴、淳熙年间（1131-11）在世。陈氏长期侨居温州，从事医学理论研究和临床工作，也收徒授业，开展医学教育，是永嘉医派的创始人。他的名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为永嘉医派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成书于淳熙甲午（1174）年，建立起以病因、脉象为纲领的方剂学分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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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全书十八卷，按病因分类，列一百八十门，载方一千余首，辨证论治，条分缕析，详尽细致，内容丰富，后世称赞此书“文词典雅，理致简核”。据《三因方序》所载，早在十四年前，绍兴辛巳（1161）陈无择即著有《依源指治》六卷，应是《三因方》的雏形。陈无择继续深入研究，不断充实完善，最终著成《三因方》。

陈无择另有《纂类本草》，署为“缙云先生”，成于乾道间，鹤溪道人为序。陈衍《宝庆本草折衷·诸贤著述年辰》曰：按《三因方》，鹤溪乃陈言无择之道号，即其所居地名也，属缙云郡，故题此书曰“缙云”焉。其书已佚。

2.王硕与《易简方》

王硕，字德肤，南宋永嘉人，陈无择的入室弟子，生平事迹不详，仅知“硕以武臣初官充监当差遣”，并非科第出身，大约当过监收酒税之类的小官。淳熙甲午（1174）前后，师从陈无择学医，与施发有交往，至少1210年前后仍在世。

《易简方》成书于宋宁宗庆元二年丙辰，即公元1196年，全书不分卷，首页载《直斋书录解题》和《经籍访古志》的有关记载；次页为日本宽延元年望三英的《重刻易简方叙》；后为王硕自序；正文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口父）咀生药料三十品性治”，载人参、甘草、附子等三十味药物的性味、功效、主治；其次是“增损饮子药三十方纲目”，是全书的主要部分，载方三十，附方一百，分别介绍诸方组成、功效、主治；以及“市肆丸子药一十方纲目”，介绍成药十种。书末是孙衣言《书王德肤〈易简方论〉后》和孙诒让《易简方叙》。

3.孙志宁与《增修易简方论》、《伤寒简要》

孙志宁，南宋永嘉人，陈无择的学生，在温州行医颇著声誉。其《增修易简方论》成于淳佑辛丑（1241），亦即《易简方》成书后之45年；更仿《易简》之意和李子建《伤寒十劝》，作《伤寒简要》以为羽翼。二书并行于世，为医学界所推重。

《增修易简方论》原书已佚，今本《易简方》保留其基本内容，《易简方纠谬》有批评，也可访知其迹，《医方类聚》、《杂病广要》等书也有一些零星条文。笔者从《易简方》及《易简方纠谬》、《医方类聚》、《杂病广要》中辑得《增修易简方》条文，裒集成书，虽十不及二三，也足以看出孙氏学术思想的轮廓来。

《伤寒简要》尚存，内容主要分为“十说”，分别分析伤寒的常见主症，立法处方，区别臧否，简洁扼要，确不违简要之名，切合临床，简明实用。

4.施发与《续易简方论》、《察病指南》

施发，字政卿，号桂堂，南宋温州医家，著有《察病指南》、《本草辨异》和《续易简方论》。他生于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正是王硕著成《易简方》之时；年青时儒而兼医，中年过后则专心医道，行医著书；与王硕有交往，据此推测有可能出自陈无择门下。施氏精于脉学，讲究辨证，出于对《易简方》“于虚实冷热之证无所区别，谓之为简，无乃太简乎”的看法，而于淳佑癸卯（1243）著成《续易简方论》。

《察病指南》是脉学专书，淳祐元年成书，三卷，卷上总论脉法；卷中辨明二十四种脉象的形象和主病；卷下则叙述伤寒、温病、热病等二十一类病证的生死脉法，及妇人病脉、胎脉和小儿诸病的脉法等，是脉学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启蒙书。施发并作“诸脉图影”，描绘脉的波状，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脉搏形象图。－4－

淳祐丙午（1246），赵崇贺《察病指南序》称“施桂堂察病证有书曰《指南》，考《本草》有书曰《辨异》”，则知施氏尚著《本草辨异》，惜今已佚。

5.卢祖常与《易简方纠谬》

卢檀，字祖常，号砥镜老人，著有《拟进南阳活人参同余议》、《拟进太平惠民和剂类例》和《易简方纠谬》，前二书已佚。与陈无择颇多交往，二人义属师生，情同朋友。卢氏学有根柢，对经典著作和陈无择的学术观点，颇多研究，也富有实践经验，在当时有一定医名。

《易简方纠谬》成于淳佑辛丑（1241）之后，日本文政十年（1827）张惟直作为“后集”与《续易简方论》合刊。这是国内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刊本，流传极少，孙衣言、孙诒让父子亟欲得之而无缘一见。

6.王暐与《续易简方脉论》

王暐，字养中，淳佑甲辰即1244年著《续易简方脉论》一卷，主要内容是介绍和讨论望、问、闻、切四诊，以及辨证方药等，卷末有佚失。

二、永嘉医派的学术贡献

永嘉医派最具特色的医学思想，应该是追求简约、切合实用。他们追求将高深繁复的医学理论削繁以达知要之目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太医习业》明确指出，唐宋方书之盛，“动辄千百卷”，“岂特汗牛充栋而已哉”？然“博则博矣，倘未能反约，则何以适从？予今所述，乃收拾诸经筋髓，其亦反约之道也”。

1.陈无择主张由博返约陈无择主张由博返约、、提纲挈要

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为永嘉医派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而成为永嘉医派的创始人。（1）创立三因说：陈无择综合《内经》、《金匮》的病因分类法，以六淫病邪从外来侵者为外因，以七情太过，内脏郁发者为内因，而不由外邪或情志变化而病者，为不内外因。其特点在于，把纷纭复杂的千千万万疾病，根据不同的发病原因加以归纳分类；然后辨证求因，审因论治，通过分析疾病临床症状，探知发病原因，归纳证候类型，推测病理机制，并以此作为论治的依据。

陈氏三因分类的主要目的在于走出一条方剂学的由博返约路径。

唐宋医学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出现大批大部头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都收方逾万，卷帙庞大。但方多药众，浩如烟海，反使临床无所适用，仍需通过实践重新检验，以致治疗成为检验疗效的手段。因此，对众多的方药进行筛选鉴别，确认疗效，使漫无边际的方书由博返约，以求规范化、实用化、普及化，则成为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三因方》主张以因辨病，按因施治，从脉象、病源、病候入手，使方药简约而有章可循，也是医学发展之一途。这一由博返约的方剂研究方向，后来成为永嘉医派学术研究和争鸣的中心议题。

（2）四脉为纲说：陈无择以“浮、沉、迟、数”四脉为脉学总纲，以“名、体、性、用”四字“读脉经，看病源，推方证，节本草”。

四脉为纲说又与三因病因说有机地相结合，构成为陈无择完整的医学思想。《三因方》将脉象分为七表、八里、九道三类，以浮芤滑实弦紧洪为七表病脉，微沉缓涩迟伏濡弱为八里病脉，细数动虚促散革代结为九道病脉，以七表病脉叙外感病，八里病脉叙内伤病，九道病脉叙不内外病，同时指出二十四种脉象所主病证以及与之相应的二合脉、三合脉的主病。此种分类方法将相关脉象与病因结合起来，既丰富了脉学理论，又为学者提供了脉学纲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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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项述药：陈无择倡言“分项述药”，在《纂类本草》中“取《本草》药物削冗举要，混合经注，各条以名、体、性、用四字而类之”。《纂类本草》已佚，我们就此可寻绎陈氏追求简约、切合实用医学思想。后来《三因方》以“功、能、气、味、性、用”分类，更有了进一步深入。

2.王硕追求易简

王硕著《易简方》，出于《易》所云“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虽其自称著书的目的在于应付“仓猝之病，易疗之疾”；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医学界追求“易简”的思想倾向。但他“削繁”而不“知要”，缺乏执简驭繁的思想和手段，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创新和方法上的改进，存在先天的方缺陷。

《易简方》全书仅一卷，内容确实既简且易，仅“取方三十首，各有增损，备咀生料三十品，及市肆常货丸药一十种”，以备缓急之需。他录方的基本原则是，一是常用的效验治方；二是“外候兼用”，即其运用范围要广，尽可能做到“病有相类而证或不同，亦可均以治疗”。

3.孙志宁增修《易简方》

王硕《易简方》追求易简，于认病识症和处方用药失于粗略，孙志宁为之增修，其要有三：一是增补方剂，他说，“余以《易简方》中诸症粗备，而于痈疽一症缺焉，故特立五香汤”，他的《增修易简方论》对王氏《易简方》广泛地补充内容，增添方剂，使之更切合临床需要。其次，对《易简方》正文详加注释说明，纠正其过于简略，语焉不清之处，使之更为清晰易懂。再次，还遵《易简方》立论之意，仿当时盛行的李子建《伤寒十劝》的形式，作《伤寒简要》以为羽翼。一时《增修易简方》与《伤寒简要》二书并行于世，为医学界所推重。卢祖常说，当时“习《易简》、《简要》为师，借法而求食”者颇众，产生很大的影响。

4.施发为《易简方》补遗拾佚

王硕《易简方》追求易简，而失于认病识症、处方用药，非议者首推施发、卢祖常。

施发批评《易简方》说：“其于虚实冷热之症无所区别，谓之为简，无乃太简乎”，“特以人命所关，不容缄嘿，于是表而出之”，“此予续论之作，所以不能自已也”。由此于淳佑三年癸卯（1243年）作《续易简方论》，对于《易简方》的种种不足，温言讽刺，规其过失，补其不逮。

《续易简方论》全书六卷，一一评述《易简》三十方及十个成药方，不及附方，说明今本《易简方》的附方为后人所增。中心内容一是评论，一是补充，其特点是评论全面，三十方不缺一个，批评为主而又不意气从事，不失客观；补充广泛，三十方涉及二十六处，补了一百五十八方，最多的一处补了33方之多。施氏精通脉法，注重辨别疾病的虚实寒热，因此对于《易简方》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王硕的认识。如治疗中风的“三生饮”，王硕说，治卒中昏不知人，“无问外感风寒，内伤喜怒；或六脉沉伏，或指下浮盛，并宜服之”。施发认为这种说法“其误后学者多矣”，因为外感、内伤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病证，“六脉沉伏”和“指下浮盛”是相反的脉象，这两种脉证，寒热之别有如冰炭不可同炉，“如或用此，是以火益火耳”。这种注重从脉象、病因辨证的思想方法，正是陈无择所积极提倡的，而王硕由于一心一意追求“易简”，追求方剂“病有相类而证或不同，亦可均以治疗”，因此损害了对疾病的认识和区别。“凡见中者，不辨其冷热，遽投三生饮……欲侥悻万一之中，而有时足以害人，皆王氏启之也”。若中暑噎闷，昏不知人，“其脉则虚弱而微迟，或者不审，以三生饮治之，祸不旋踵”。为此，施氏增补稀涎散和小续命汤以适应临床需要。

施氏的批评确实切中王硕一味追求“外候兼用”而不讲究辨证论治的要害。雨岩老人序《续易－6－

不问脉象，不讲究辨证的弊端上；而在批评、辨证的基础上补充治法、方剂，则完善了整个辨证论治

简方论》说，“其所攻旧方之短，盖无不中其肯綮”，故视其为“王氏忠臣”，并以为“得是书而用之，非识脉明证不可”，指出了本书重视脉证的辨证特点。后人亦谓，施氏于王硕“规其过失，补其不逮”，视为王氏之益友，诚为的评。这种不抱个人意气，客观冷静的学术争鸣完善了《易简方》的内容，也形成了永嘉医派的学术中心，促进了当时医学的发展和进步。

5.卢祖常极力攻讦

卢氏与陈无择年龄相仿，关系密切，对于王硕有长者的身份，因此批评毫不留情，严词推鞠，极力攻讦；对《易简方》逐件纠剔，一一抨击，尤为激烈，捎带着连孙志宁也受到痛骂。

他对《易简方》批评的立足点在于：良工为学不可不博，见识不可不广，人命不可不重，取财不可不轻，用药不可不防患，不如是不足以尽医道，因此不可妄求“易简”。这个出发点本也不错，可以匡正王氏一味追求易简而疏忽辨证论治之偏。如姜附汤条下论及伤寒下利，卢氏指出，仲景立法二十四条，朱肱分为二十五条，各随其所兼之证而著对病之方，非常详尽地列出猪苓汤、大柴胡汤、四逆汤等方剂，说明治法之丰富，但王硕欲合“易简”之名而不分脉证，只以“伤寒下利”四字总括，以白通汤一药总治，因此错误重重。这一批评就非常有力。再如柴胡汤条下论及伤寒劳复，卢氏指出，仲景立法三条，有汗有下，有枳实栀子汤证，也有小柴胡汤证，“未易不以脉证分而以一药治也”。不仅王氏失于简易，即孙志宁增修也不曾“与增一病对一法”，也难辞其咎。尽管语气强硬，言辞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也总还算是有理。如发汗而热未除，仲景、朱肱有桂枝芍药微汗，附子茯苓补阳，大黄芒硝泻实，知母干葛解肌，种种治法不同，卢氏以为“补泻汗下，霄壤辽绝”，而王硕仅以“参苏饮”一方统治诸症，是行不通的，正犯了“冷热虚实之症，无所区别，无乃太简”的病。表证不解入里，变证百端，岂可以一方统治？此外，王硕以养胃汤治疗四时瘟疫，卢氏说，“瘟疫为症，极为可畏，一家传染，或至一方”，数味平和之剂以治此重症，实有误人之虞，卢氏言之亦有理。

卢祖常言辞激烈而说理不足，远不如施发言辞平和，有理有据，因此，尽管卢氏年长于施，人们却称施、卢，而《易简方纠谬》也只能作为《续易简方论》的附录，改题《续易简方论后集》行世。

6.王暐《续易简方脉论》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王暐《续易简方脉论》与诸多《易简方》著作着眼于方剂的整理运用相异，自成体系，自有特点，篇幅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形成完整的理法方药内容和以诊法、治法为主的理论体系。这也可以视为对《易简方》不足之处的彻底纠正。

王暐开宗明义即提出：“医言望闻问切，神圣工巧是也……是道也，有如望山者，其高苍苍；望水者，其远茫茫，振屐而升，苍苍弥高，鼓棹而游，茫茫愈远，苟能超于心术之微，明其终始之道，则知人气终始与天道不远矣”，“四者具明，斯谓之神圣工巧。斯道未彰，不能自嘿”，强调了四诊重要意义，非常婉转地批评了王硕抽象肯定“医言神圣工巧，尚矣”，而在实际操作中强调困难，强调脉证难辨，放弃四诊，追求易简的观点。然后立四专篇，分别以《望色曰神》、《闻声曰圣》、《问病曰工》、《切脉曰巧》为题，讨论四诊，立论、内容都取自《内经》，虽无创新特出之处，但重视四诊本身就算得上王暐的创举。随后是《论治法》、《论针剌》、《引针补泻法》、《君臣佐使》、《汗补吐下》五篇论针药治法的专文，王暐以为，为医须先明虚实补泻，“欲其合法而不苟”，但“后人不知古人用药之意，不明奇偶制方，不按君臣用药”，因此，错误多多：“言其虚，遽用至热之药；言其热，亟用疏利之剂；不辨五脏虚实，循情补泻；不究冷热方宜，任便加减”。由此，根据《内经》的理论讨论治疗大法、针剌虚实补泻法、用药君臣佐使的组方之道、汗补吐下的宜忌运用等等。这样，王暐用简短的文字纠正了王硕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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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理论意识，缺乏辨证论治精神的根本错误，从而使《续易简方脉论》有了一个理论框架作为基础。

三、永嘉医派的诊疗特色

陈无择长期侨居温州，其弟子辈则是温州人，所以永嘉医派的医学思想和医疗实践深受温州地土气候、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1）陈无择创制养胃汤：当时，温州有乡绅余光远，用独创的炮制方法精心修制平胃散，并长期服用，结果身体康健，饮食快美，数次出任西南“烟瘴之地”的地方官而往来平安，并享近百岁的高寿。受此启发，陈无择领悟到胃气是人身的根本，“正正气，却邪气”是医疗第一要义，因此在平胃散的基础上增添药物，创制了“养胃汤”。温州依山傍海，冬无严寒，夏少酷暑，四季湿润，属海洋性气候，湿之为患尤多，故宜于应用除湿理气的“平胃散”和“养胃汤”之类方药。因此，陈氏此方一出，即广泛流传，风行一时。此后，他的弟子辈作《易简方》系列著作，都引载这个方子，还详细记载了“余使君平胃散”的独特的炮制方法，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温州医生至今在临床上仍习用平胃散、藿香正气散和养胃汤之类芳香化湿理气和胃的方剂，自有其地土之宜和历史渊源。

（2）王硕扩充养胃汤之用：王硕列养胃汤于《易简》三十方之五，经其发挥，主治范围远远越出《三因》的胃虚寒证，并不限于“似感冒非感冒”，“如疟非疟”者。王硕以为，不问伤风伤寒，可以为发汗；不惶内外，可以之养胃和中；更兼四时瘟疫，饮食伤脾，发为疟，均可为治。王硕大大扩充了养胃汤的用法，许多见解亦颇有独到之处：如其论养胃汤组方九品，并无一味发汗解表药而可治风寒表证，主要是藿香辛温芳香有发汗作用。卢祖常以为，这一见解是前人未曾语及，未见运用的，也是《易简》以前各种本草学著作所未见的。又如，他参阅《三因》“己未年京师大疫，汗之死，下之死，服五苓散遂愈”的记载，直接师承陈无择用养胃汤“辟寒疫”之意，提出以之治疗“四时瘟疫”的见解。王硕并言，“大抵感冒，古人不敢轻发汗者，止由麻黄能开腠理，或不待其宜则导泄真气，因而致虚，变生他证。此药乃平和之剂，止能温中解表而已，初不致于妄扰也。”至今温州中医界仍不轻用麻黄，甚至有畏用麻黄的倾向，可由此上溯至于宋。

（3）孙志宁主张快脾：孙志宁强调甘温补益之品有“恋膈碍胃”的副作用，主张辛温理气以“快脾”。《增修易简方论》真武汤条下，孙氏指出：“今人每见寒热证，多用地黄、当归、鹿茸辈补益精血，殊不知药味多甘，却欲恋膈。若脾胃大段充实，服之方能滋养，然犹恐因时致伤胃气。胃为仓廪之官，受纳水谷之处，五脏皆取气于胃，所谓精气血气皆由谷气而生。若用地黄等药，未见其为生血，而谷气已先有所损矣。”这成为其“恋膈碍胃”说的理论解释。《增修易简方》随处说到：“此须脾胃壮者可服，稍不喜食则不可用”；理中汤“药味太甜，当减甘草一半”，四君子汤“但味甘，恐非快脾之剂，常服宜减甘草一半”；十补汤“此等药愈伤胃气”；参苏饮“须谷气素壮乃可服”；二陈汤“恶甜者减甘草”；四物汤“既用蜜丸，又倍甘草，其甜特甚，岂能快脾”等等。反之，孙志宁强调辛温理气“觉快之药，自当用消化之剂，如枳壳、缩砂、豆蔻、橘皮、麦芽、三棱、蓬术之类是也”，主张用平胃散、二陈汤之类“快脾”，“快脾则饮食倍进”，“妊娠恶阻，古方用茯苓丸、茯苓汤，非快脾之剂，服者药反增剧，不若用此，极验”，即使病后恢复，也不偏废，平胃散“病后调理，亦宜服之”；“伤寒后不敢进燥药者，亦宜服饵”二陈汤，则“易得复常”。联系陈无择创制养胃汤的经过，永嘉医派诸医家对养胃汤、平胃散、藿香正气散等芳香化湿理气和胃方剂的喜好偏爱，孙、王关于“甘温恋膈碍胃”，“辛温快脾”的言论，也确有其地土之宜。－8－

1.鲜明的地方色彩

《局方》习用辛温燥热的用药习惯在永嘉医派有所表达，王硕尤为明显突出。《易简方》三十味生料药，辛温燥热就有二十味之多，包括温里祛寒、理气、活血、化湿、辛温解表、化痰等类，而补益药仅人参、白术、甘草、当归、白芍、五味子，苦寒药仅黄芩一味。所载三十方，大多性质辛燥温热，补益方仅四君子汤、白术散、建中汤等少数几个，而寒凉泄热方竟无一个。如此足可见王硕无法摆脱当时的大环境，不能不受《局方》的影响，也习用辛燥的特点。施、卢对《易简方》的批评却从不涉此，说明也是赞同并不反感辛燥温热的。

孙志宁在王硕《易简方》基础上发挥其学，辛温燥热倾向自不可免，但已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种习用风气的缺陷，这主要体现在讨论伤寒证治时殷切告诫慎用温热药和艾灸法。《伤寒简要》的内容分“十说”，除讨论伤寒病发热、潮热、发热恶寒、寒热往来、头痛等症状的鉴别诊断等“五说”外，孙氏以一半的篇幅告诫慎用温热药和艾灸法：“第四说”阐述伤寒手足厥冷各有阴阳，不得一律以为阴证；尤须注意鉴别热厥；“第五说”说明“伤寒腹痛亦有热证，不可轻服温暖药”，宜消息脉证而用黄连汤、大承气汤之类；“第六说”论“伤寒自利，当看阴阳证，亦不可例服温暖止泻药”；“第七说”“如理中丸、汤之类，切不可轻服，若阳病服之，致热气增重，多致变乱误人”；“第八说”“伤寒胸胁痛及腹胀满不可妄用艾灸”，以慎用温热艾灸讨论伤寒，在当时习用辛温燥热的大环境下，确实并不多见，称得上是一种“空谷足音”了，可以认为是对当时医学界习用辛温燥热的反思，对《和剂局方》和《易简方》喜用温热的纠正，也是讲究辨证论治精神的复苏。

3.从易简到全面周到

王硕《易简方》继承了《和剂局方》由博返约的研究方向，求易求简，走得更远，但缺乏执简驭繁的思想和手段，缺乏辨证沦治的全面认识，于认病识症和处方用药也就不能不失之于粗略了。因此，后续之人多所批评，施发、王暐规其过失，补其不逮，成为王氏功臣。

例如，王硕谓生料五积散“可以治妇人经候不调；产妇催生及胎死腹中；产后发热或往来寒热，不问感冒风寒，恶露为患，均可治疗。”施发针锋相对提出：何不量虚实之甚也。夫治产前、产后之病，自是不同。产前气血充实，如疏利发散之剂，因其所感而用之，但不致于妨胎足矣。产后气血虚损，当以滋养为本，或感冒，或恶露，而发散疏利之剂未免于用，亦须且战且守，而去其太甚者以防其损不足也。今欲以麻黄之药施于产后之病，岂所宜哉？产后亡血每至汗多，乃复以麻黄而发其汗，则必有郁冒之患。况产后发热与往来寒热非一种，当随其证治之可也。”进而提出辨证用药方法。

这方面的认识当数王暐最为周到，《续易简方脉论》虽选病不多，但论述简略，选方精当，而通过方剂的加减配伍的变化以适应证候的变化，体现辨证论治的原则。诸病首论病因病机，再及证候表现，一证一方，加减以治，虽简短扼要，却也理法方药俱全，颇有可法之处；其中以二个章节的篇幅立专方专论治疗“中风寒暑湿”和“五脏补泻”，以体现外所因和内所因的治疗特点。外因以六淫尤其风寒暑湿为中心，以桂枝汤、麻黄汤、六味香薷汤和香术汤四方加减为经纬；同时，内因致病则以五脏补泻为主方。诸病中属外感病者有中风寒暑湿、脚气、疟三篇，属内伤病者有咳嗽、七气、呕吐、水蛊胀满、消渴五篇，内外合邪则有泻痢一篇。

四、永嘉医派的历史影响

永嘉医派的《易简方》系列著作适应当时医学发展的要求和趋向，也适应了流行颇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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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崇尚温燥崇尚温燥，，又有所醒悟

1.后世评论

陈无择《三因方》之后，《易简方》系列著作先后问世，由于这系列著作既有其实用性，也正适应了当时医学界追求易简的风气，因而广受欢迎，竟至风靡一时，盛行域内。《处州府志》谓陈无择“作《三因方论》，研穷受病之源，用药之等，医者宗之，其徒王硕为《易简方》，并三论行于世”；最早载录《易简方》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易简方》“其书盛行于世”。僧继洪说，“今之为医者，所习多《易简》”。刘辰翁则将《易简方》比之于儒家的四书，说：“自《易简方》行而四大方废，下至《三因》、《百一》、《诸藏方》废，至《局方》亦废；亦犹《中庸》、《大学》显而诸传义废，至《诗》、《书》、《易》、《春秋》俱废。故《易简方》者，近世名医之薮也；《四书》者，吾儒之《易简方》也。”这一评论的要点有三：一是指明《易简方》对于医学界的价值有如《四书》之于儒家；二是，《易简方》的基本方法削繁就简，由博返约，也有如《四书》之辑要提纲；三是，医学界欢迎《易简方》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大部头的四大方及其他多种方剂学专著被废弃，这也有如《四书》流行而五经被冷落。这是非常难得的高度评价，三言两语就把意义、方法、结果都揭示明白，也暴露了当时学术界一意追求易简的浮躁心态。

后来，永嘉医派诸医家的学术矛盾日益突出，评论的中心议题转到臧否诸家，调和矛盾上来。僧继洪一方面引用施发有关三生饮的批评批评王硕，又调和两家言论，以为王硕不拘脉之语出有据，“亦未为全不是”，而施发“辨脉尤未详，攻王之辞亦有强而夺理处”，各打四十大板，“诸师《易简方论》交相诋诃，各有偏枯”，各有不及。吴澄的评论要点是，《易简方》有明显的局限，“非可通于久远而语于能医者流也”，受到施卢的批评也属理所当然，而增补其书的众医家也各有其理，但总不如言论微密，方剂该备的徐若虚。杨士瀛为王硕辩护，着重对于后人续作、批评发表评论，说：“《易简方论》前后活人不知其几，近世之士类以春秋之法绳之，曰《易简绳愆》，曰《增广易简》，曰《续易简》，借古人之盛名以自申其臆说。吁！王氏何负于人哉！余谓《易简方论》，后学指南，《四时治要》，议论似之，自有人心权度存焉耳。况王氏晚年剂量更定者不一，日月薄蚀，何损于明？若夫索瘢洗垢，矫而过焉，或者公论之所不予也。”

《局方》之学是南宋时期的主流医学，当然深刻地影响永嘉医派诸医家的学术思想；而永嘉医派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局方》。

永嘉医派与《局方》的相互影响，主要表现在方剂相互转引运用上。《易简》诸书中出自《局方》的内容比比皆是；而《局方》后来所增添的内容中，也有不少是经广泛应用而被接受的《易简》诸书的方剂。如《局方》首卷治诸风《淳佑新添方》中，首录王硕三生饮，而且最多争执的“无问外感风寒，内伤喜怒，或六脉沉伏，或指下浮盛，并宜服之”等语也照录不误；卷二治伤寒方，人参养胃汤和参苏饮同列《淳佑新添方》，此方出于陈无择《三因方》而王硕发挥其功用，卢祖常很详细地说明了陈氏创制二方经过，尖锐地批评王硕运用不当，因此，这两个方剂就成为永嘉医派颇具代表性的方剂。这些方剂都被《局方》及时收录，当然首先在于其良好的疗效和广泛的影响。

正由于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共通，《易简方》系列著作可以说与《局方》同命运，共兴衰。《易简方》盛行于宋元之际，与《局方》的流行同步，直至朱丹溪《局方发挥》出而整个医学始一大变，“局方之学”被废止，刘、张、李三家之学大行于世，《易简方》系列著作也就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

3.对丹溪学说的影响－10－

永嘉医派对丹溪影响主要体现在从气机着眼认识痰、郁诸证的病因病机，从而作为认病识病的2.与《局方》的互相影响

重要内容。

陈无择注重五脏虚实寒热辨证论治，认识到气机的病因意义，着眼点在于七情，故言“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者不同，各随其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王暐在《续易简方脉论》中提出气机顺畅为健康之本，气郁则百病生的观点，他说：“脏腑者，气之主也，脏气为阴，腑气为阳，阴阳升降，百脉调和，一气不和，百病俱作。是病生于气也。”气郁则积聚变化，生痰生饮，从而变生百病。这直接诱导产生了丹溪的痰证郁证理论。丹溪以为，痰、郁二证的病机中心是气，“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诸病，多生于郁”，可体会永嘉医派对丹溪痰郁证治学说的影响了。

当然，丹溪在痰郁证治方面更多创见，更多发展。陈无择郁证还只是囿于具体疾病如“气分”或“梅核气”之类；王暐则更多从病机角度来理解，“郁于内者，积聚为饮。饮留胸中，无所不至，或为眩晕搐搦，痰潮不省；或为胸痞气短，心腹作痛。证候多端，无非一气”。丹溪则广泛地以痰郁证理论来讨论疾病，如《局方发挥》所言“气之为病，或痞或痛，不思食，或噫腐气，或吞酸，或嘈杂，或膨满”，“饮食、汤液滞泥不行，渗道蹇涩，大便或秘或溏，下失传化，中焦愈停”，指出了气郁所致的多种疾病和症候；《金匮钩玄》专立六郁和痰门讨论其病症治法，具体内容散见全书，以痰为病因病机的就在全书139门中占了59门。丹溪痰郁证治认识更为深刻，在整个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也更重要和突出。

痰郁证的病因分析，陈无择以三因立说，以为气病均由七情内因，故称为“七气”，诸病“皆由七气所生所成”，立方曰七气汤、大七气汤等；王暐承陈氏余绪，也持七情致病说，他说：“是病生于气也。气分七情，喜怒忧悲思恐惊：喜则气散，怒则气激，忧则气聚，思则气结，悲则气急，恐则气却，惊则气乱。此一性不宁，七情变乱”，则生诸疾。丹溪则以为无论内伤外感俱可致气血运行失常而为气郁痰饮之由，“或因些少饮食不谨；或外冒风寒；或内感七情；或食味过厚，偏助阳气，积成膈热；或资禀充实，表实无汗；或性急易怒，火炎上以致津液不行，清浊相干，气为之病”，“若夫气血两亏，痰客中焦，妨碍升降，不得运用”，变生诸症。广泛的病因可以导致多种的疾病，所以丹溪的病因说与他对痰郁证的深刻认识相一致的。

痰郁证的治疗方法。陈无择仅立七气汤、大七气汤二方分别治疗“气分”或“梅核气”；王暐则立快气饮一方以治“七情内伤，阴阳痞塞，停饮怔忡，积聚腹痛”诸病，还提出了“善养生者，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心，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养生防病方法。丹溪的痰郁证治有丰富的治疗手段，是其杂病辨证论治的重要内容，已经形成了专门学说，从理法方药一致的基础上充实了祖国医学的有关认识，构成其学术体系的重要一环。这是陈、王或永嘉医派其他医家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丹溪《相火论》是讨论内生火热的病因病机的专论，曾以非常遗憾的口气言及陈无择的《君火论》，丹溪说：“以陈无择之通敏，且以暖炽论君火，日用之火论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后之人不无聋瞽也。悲夫！”其实陈无择之论君火，“乃二气之本源，万物之所资始”成于人生之初的生命之火，与丹溪“相火元气之贼”内生火热异。因此，陈无择的《君火论》启兆丹溪《相火论》，而丹溪吸收陈氏某些观点，又发扬刘河间的火热论，形成了内生火热的理论。

第二节利济医派

清光绪十一年乙酉，陈虬与陈黻宸、何迪启、陈葆善等人在瑞安创办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此为浙南之有医院始，比上海名医丁甘仁、谢利恒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早30多年，是我国近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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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中医专门学校。二十二年丙申，陈虬任主编，编辑出版《利济学堂报》，以浙南为基地，发行全国各地，远及京师。此为我国中医药学报之始，传播维新思潮，交流医学心得，兼及时事、洋务、农学、艺事、商务、物理化学诸多方面，亦我国综合性学报之始。所以，以陈虬为首，以利济医院、利济学堂为中心，医疗卫生、医学教育、医学编辑出版并举，开创了温州医学文化和医药事业的崭新局面，也成为中国医学史和医学教育史上的闪光篇章。

利济医院中以“道济群生，泽衍万世，津梁广启，执圣之权”十六字排列学生世次，道字为第一，济字为第二，以就本师递衍，依次以绍医统。尽管实际上招收的学员仅“道”“济”“群”三个世次，仍培养了一大批基础扎实，有理论水平有实践经验的医学人才，此后数十年间成为浙南中医力量的中坚。由此形成的医学流派，称之为利济医派。

一、利济医学概述

传统的医学学派都是以父子、师徒授受构成学术传承的主要构架，以朋友同行间的切磋为横向交流，与此相异，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采用现代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制度，有一整套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模式，形成专门机构，其内部组织、习医章程、教学计划、办刊宗旨、股份分派、人员组成、经济核算、运作过程等，都有规划设想，大多出自创办主持人陈虬之手，具有鲜明的特色。

1.规划

清光绪十年（1884）甲申，陈虬偕同陈黻宸、何迪启、陈葆善等人一边创建利济医院，一边撰写《利济医院议》，提出了创建医院和学校的详细计划。医院布局：设立前后二厅，左右长廊分为诊室、药房，建阁藏书，修置客房以待远来的病员，植花木，饰亭沼，为怡养地；师生：举通博学者主持医疗、教学之事，择取聪颖子弟十二岁以上者为学徒；学制：十年，五年习医籍，五年览群经，严立课程以教；诊费：平价便民，院中润笔之资视常行酌减，贫者则免；工作安排：午前在院轮值，午后各自出诊，日以十五人为限；工资分配：每人岁计所入提还二成归院充公费，其余则可归己，满十年者所入医资如不足三十六千，则院中代为补足；利润处置：二成归院充公费，公费除添给薪水外，以五成购书，以五成置产，药房以平价便民，馀资购置公产，以其息为舍药之资。这项具体规划。此为我国近代第一份建立中医医院和中医学校的计划。陈虬认为，创办医院其利益有八：“医道专精，贻误自少，利益一；书籍、师友，随处获益，修德进业，人得自立，利益二；院设药房，考验本草，得其炮制、收藏之法，不特伪药可捐，亦且深谙物性，别资启悟，利益三；院设客房，以便养疴，既可免其投亲租寓之烦，又可省其远地延师之费，况有花木亭沼颐养性情，病当易愈，利益四；减润出诊，病家既省医药之费，医者又得薪水之便，人己两利，利益五；学徒在院，一满十年，每年即可坐致三十六千，节省者可纾内顾，专心志学，利益六；院医工便，庸医自绝，医道消长，民命所关，利益七；院中既得良师益友，附骥益彰，道苟不朽，俎豆长留，利益八。”这利益，陈虬全是从医学发展、专业进步、师生收益等社会效益方面考虑的。

2.章程

翌年，医院工竣，陈虬亲自制定《利济医院习医章程》，规定入学年龄、学习年限、考试制度，学生等级则按“道济群生，泽衍万世，津梁广启，执圣之权”十六字区分世次，各就本师递衍，陈虬自任主讲，“道”字辈为陈虬亲自培养的第一代弟子，如陈葆善为“道一”；“济”字辈为陈虬再传弟子，如陈葆善的学生胡鑫为“济一”。平时撰文皆署“院次”。光绪十一年开学以来，“门下”注籍者逾二百人。光绪二十一年（15），分设医院、学堂于温州郡城；次年，添设药房，分设报馆，陈虬亲任主编，刊行－12－

《利济学堂报》；光绪二十三年（17），复开报馆于杭州，而皆以利济名。

3.课程

学堂教材分普通课和专业课，普通课有国文、历史、音韵、书算、术数、制造、种植、体操、词章著作、时务游历等；专业课为医学经典和各家医籍，自编教材有《利济教义》八种，包括《利济教经》、《教经答问》、《利济元经》、《中星图略》、《医历表》、《医历答问》、《卫生经》等，《新字瓯文七音铎》、《利济文课》、《蛰庐诊录》也作为学堂的重点教材使用。

4.医藏书表

利济学堂的教员都是浙南各地的优秀人才，陈虬亲自主持教席，平日授课之外，尤其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阅读能力，给学生指明学习方法，“读书之道当由源及流，流别一清，须再沿流溯源，回环往复，左右逢源，将所得无一非书矣”；开列“医藏书表”，区分医书为必读、必阅、必备三类。必读之书二十一种，“《王注内经》取其古，景岳《类经》取其便……陈修园《本草经读》解精当，徐灵胎《本草》所录仅百种，实能开人悟性、触类旁通；《难经经释》实事求是，非如训诂家望文训义，视各家注本为精；《伤寒贯珠集》法中觅法，条理井然，能揭其纲领；《金匮心典》约而能赅，可谓要言不烦”。必阅之书五十种，必备之书三十二种，都很允当。学堂并分古今医籍为名家书和专家书两类，名家书如金元四大家著述，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五十九种；专家书如吴又可《瘟疫论》、王孟英《霍乱论》、陈飞霞《幼幼集成》等二十一种。对众多医籍，“必读之书当循序渐进，必阅之书当择善而从，名家则观其独到处，专家则求其独异处”。尤属可贵的是，学堂把刚刚传入我国的新医书分为“全体学（解剖）”、“心灵学”、“卫生学”三学七类介绍给学生阅读，共列书目四十八种一百七十四卷。兼收并蓄，开拓学生眼界，亦开中西医结合之先河。利济医学堂还设有的图书馆“心兰书社”以供学生借阅。

5.实习

利济医学堂重视实际知识和技能。临床实习中，指导学生“每临一症皆要认病和辨证”，如伤寒，“头痛恶寒项强为太阳病，发热汗出则为症”；要认真写好脉案，“医必有案，方能于脉因症治有所发明，《史记·扁鹊仓公传》即其法也。……每述一症，皆要反复推论，各阐其审证用药之所以然”；严格考核疗效，“立案以明治法，而医稿又当记其此方服后应有何效，视其验否，方可考其功夫深浅”，藉此以了解学生水平，考稽其优劣。

6.识药用药

利济医学堂还设有生药局和鲜药圃，以贯彻陈虬“读遍图经千部，不如栽药一区”的主张，知医识药，引导学生重视和掌握实际知识技能，也方便了临床用药。在药物制剂方面医学堂也有独到之处，教师一面指导学生提高识别药物真伪的本领，另一方面又创立宣白散、清肺散等方名以避俗忌，因温州、瑞安风俗，病家往往忌药，如畏石膏之寒，畏麻黄之散，有如猛兽，即使对症下药亦多顾忌，这种煞费苦心的保护性医疗方法也确实别出心裁。

7.结局

陈虬雄心勃勃，“本医院创办学堂，原议广置分院，大兴医学，使轩岐之道远出于老氏、浮屠、诸教之上”，更长远流传，对“于吾道有助”者，“除院中画象、立置栗主外，每岁三月朔，院中派其本派后学墓祭，添置医院功次尤大，每届六十年，则酌估修墓之费，交其本家跟同修筑”，似有千秋万代长盛不衰的打算。然而，历办十有余岁，亏折凡六千金，光绪二十七年（1901）停办学报，整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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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募新股，然终难有大起色，未几医校亦停办。1904年陈虬病逝，陈黻宸、陈葆善继续惨淡经营；五、六年，介石、茝石、栗庵三先生皆相继殂谢，不特郡城医院岌岌欲坠，而瑞安原有之院亦无起色。九年，始得复建瑞安医院正厅洋楼一座。楼上以设黄帝、神农栗主，楼下设蛰庐、介石、茝石、栗庵四先生遗像，附以介石之弟醉石先生，春秋率诸家子嗣暨同院释奠笾豆。利济医学堂医事、教学、编辑出版已告终结，只是形式存在，是为其尾声。

8.经济

经济是利济医院、医学堂运作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医院、医学堂“历办一十七年，两院亏折甚巨。通盘筹算，微特院董垫款五千余元无归，即报馆各股除已付外，尚二千余元，郡院亦无款可抵”，“历办十有余岁，亏折凡六千金，学报、医校于是停办。未几，……不特郡城医院岌岌欲坠，而瑞安原有之院亦相形无起色，以至于今”，经济困窘，入不敷出，无力继续运作而最终倒闭。分析其经济运作，除院董股金外，收入主要有三：一是社会捐款，二是诊病医润，三是生徒学费。但陈虬似乎一心只顾社会效益，从未想到开源：《利济学堂报例》谓“从无妄取捐润，以医为市，致妨利济本旨”；《利济医院议》谓“在院满十年者视所入医资多少，不足三十六千，则院中代为补足其数”，还可以“减润出诊”；《习医章程》则谓生徒“所得医润各如所入给还”，“学徒入院，岁计院中开费，如教习薪水、房租、伙食等项，每徒约共费银洋三十六元，院中仅收十二元，每徒须垫给银洋二十四元”。陈虬具有浓郁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思想，可能还有“君子喻于义”的传统思维方式，最终导致医院、医学堂在经济上破产。

二、陈虬的生平与医事活动1.陈虬的生平及医事活动大略

陈虬（1851-1904），原名国珍，派名庆宋，字志三，号蛰庐，自称皋牢子，温州瑞安人，生于清咸丰元年辛亥（1851）闰八月二十日。祖籍乐清斗门，明弘治、正德间迁瑞安，已历十一世，而仍以“乐清陈虬”称，终身未改。十四岁，性情“不羁，使酒负气，习拳棒，善泅水，见不平，叱咤用武，虽不敌不计。不屑屑于帖括，博览群籍，好说部，兼涉历相星命诸学”。年十五，从其兄仲舫明经习举业。十七岁，出应县试，礼部左侍郎徐树铭督学浙江，亲予选拔，曰：“尔文恢怪奇伟，他日当以文章横行一世。”于是始学词章，间复留心训诂。同治庚午、癸酉、光绪丙子三次应省试，历荐不售。己卯复应省试，枉道金陵，拜谒同乡名宿孙衣言，“唶嚄论文，左右色动”，又以文章受知于两江总督沈葆桢，沈氏“召见，大奇之”。与瑞安许启畴、陈黼宸、金鸣昌等结求志社，以清议自持，名振一时。光绪十五年己丑（18）年三十九，中举，次年赴京会试不第，归途谒山东巡抚张曜提出革新去弊的条陈。光绪十八年壬辰（12），撰《经世博议》、《救时要议》、《东游条议》；次年撰《治平三议》，即《宗法议》、《封建议》、《大一统议》及《蛰庐文略》，与前“三议”合而为《治平通议》。光绪甲午（14），撰《报国录》。乙未（15）四十五岁，赴京会试，不第；丙申，出版《利济学堂报》，鼓吹变法维新；光绪戊戌（18）四十八岁，与陈黼宸、章献猷会试至京师，参与康有为报国会活动与康梁“公车上书”，又为首组织保浙公会。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五十一岁，池志澂为撰《陈蛰庐先生五十寿序》。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创瓯文，撰《新字瓯文七音铎》、《瓯文音汇》，同年十一月十四日（1904年1月1日）卒，享年五十三岁。陈虬与汤寿潜字蛰仙合称“浙东二蛰”，与陈黼宸、宋恕并列讲席，时人称“东瓯三杰”。

陈虬的医事活动始于二十岁时，“留心经世，旋以过劳，得咯血不寐疾”，因病而“始有志于医”；－14－

同治甲戌二十四岁，“始排日自课”正式习医；二年后，“始敢出议方药”，临症治病；光绪六年三十岁，著《蛰庐诊录》；光绪十一年三十五岁，创建并主持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着手撰写《元经宝要》，光绪十八年撰成，光绪二十年撰成《利济教经》。光绪二十一年四十五岁，设立利济医院分院于温州郡城小高桥，撰《霍乱病源方》；光绪二十二年，设利济学堂报馆于温州府前街，出版第一册《利济学堂报》，撰《光绪丁酉医历表后序》；光绪二十三年，撰《教经答问弁言》、《利济汇编总序》、《利济丛书总序》；光绪二十四年，撰《中星图略》，为陈葆善撰《白喉条辨序》，《利济学堂报》亏损严重，一年竟达数千金之巨；光绪二十七年，利济医院及郡城分院亏折甚巨，重新整顿，发行《瑞安利济医院股份票》，治愈温州总兵刘祥胜温病危症。光绪二十八年五十二岁，总结编纂《瘟疫霍乱答问》，刘祥胜为撰序。办学堂、办医院、办报刊外，陈虬的医疗实践活动大体有两个阶段：同治九年至光绪六年，从因病习医，到临证议方，再到30岁时著《蛰庐诊录》，此为一阶段；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四十五岁到五十二岁，从撰写《霍乱病源方》，到“瓯郡霍乱盛行”，出为治疾，再到总结编纂《瘟疫霍乱答问》为另一阶段。两阶段之间，主要精力投放到维新变革和医学教育之中，临床医疗实践记载相对不多。

2.陈虬的维新思想与医事活动

陈虬生活的时段，中国社会剧烈震荡，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思想变革风起云涌，在如此颠扑不已的时局震荡感召之下，新旧交替的时代风云必将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陈虬的思想具有浓烈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尽管自小领受谨严整肃的旧式教育，陈虬却从乡先辈身上汲取经世致用的思想营养，以永嘉学派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自居，自称“生永嘉先生后七百年矣”，他对“吾乡学派大略”的研究和评述，一代大儒孙诒让也赞叹“精当无匹”。更从魏源、林则徐、冯桂芬等为代表的社会改革思潮中，汲取当代的经世致用之学，也汲取西文的进化论、民权民智、言论自由等思想。宋恕在其入京会试时，曾赋诗送行：“斟酌古今采欧美，更改制度活黎元。永嘉旧学大施展，水心、君举慰惊魂。”叶适号水心先生，陈傅良字君举，二人为永嘉学派中坚。永嘉事功之学和西方开明政学，是陈虬维新思想渊源所在，是其形成东西方蹂杂的知识体系的渊源所在。

陈虬对明清名臣奏议、《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编》以及《洋务用军必读法》、《兵船炮法诸议》等书极为重视；对陶澍赏识擢拔林则徐、曾国藩擢拔江忠源、骆秉章擢拔左宗棠之类伯乐识千里马的往事极为羡慕。“于国计民生与地方一切利害，每有所闻，辄怅然不能自已”，由此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改革纲领与方案，强烈要求变革现实，实施变法。《经世博议》列《变法》十三篇，就官制、议院、人才、人口、税收、农政、盐法、漕运水利、金融、礼节、兵战、刑律、工商，提出变法主张；《救时要议》从时代的紧迫性出发，提出富策十四项、强策十六项、治策十六项，是变法改制的基本纲领。他热切地希望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

光绪十六年，陈虬赴京会试不第，归途谒山东巡抚张曜，提出革新除弊的条陈。首先建议仿泰西各国例，“创设议院以通下情”，“请于省垣外札饬各州县，一例创设议政院”，其余如广收人才，严课吏治、变通风俗等，认为变法的关键是政、学而非商、兵。这是他试图将社会改革的设想付诸实践的首次尝试，尽管张曜礼待备至，结果仍是落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陈虬再次赴京会试，参与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活动，后又与蔡元培等参与发起组织保国会的浙江分会——保浙会，起草《呈请总署代奏折稿》，提出“自强之道在厚集民力以固人心，大旨当以富强为主”，“必使人人有保其身家性命之权，而后国家可收其臂指腹心之效”，“为今之计，宜大假民权，许其联集干事绅富，通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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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富强之计”，具体又拟定“治乡团以杜乱萌”、“设学堂以开民智”、“兴矿务以裕利源”等三策。然而，重视、动员民间力量，大假民权，为清统治者之大忌，保国会、保浙会尚未有发展，即被查禁，宣布非法，陈虬的政治活动又落空了。

陈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宏言大论，大体只能归于言论，未能有实践的机会，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到文化教育、宣传上去。陈虬认为官制改革是变法之纲，而科举改革是变法的纲中之纲，变法最终要靠改革传统的封建教育来实现，主张冲破封建愚钝民众的樊篱，大力开通民智、增强民心。开民智在于开讲堂，兴学校，进而实施义务教育和平民教育，“不论妇女农野，每日熟课一点钟，月余皆自能写信记账，再稍使气力，并能阅报读书”。这种教育理念付诸实践施行，创办公共图书馆性质的心兰书社，搜集图书供人浏览阅读，以纠正“瑞故僻壤，士苦于求书不易”的状况，其最大的贡献便是创办经营利济医学堂，发行利济学堂报。

陈虬是维新思想家，与宋恕、陈黻宸合称“东瓯三杰”，志在政治经济，医学不过为其余事，为其所注重的兼职实业而已。陈虬医论，藉医以论政，认为医医即医国，倡言习医以保种，崇论宏议，充满忧国忧民的拳拳苦心，远非仅为医者言。《利济学堂报》分十二门，仅《利济文课》、《利济外乘》属医学知识范畴，其余十门全是介绍西方新知、鼓吹维新变法的时事、近政、洋务、见闻、商务等，包括利济讲义、近政备考、时事鉴要、洋务掇闻、学蔀新录、农学琐言、艺事稗乘、商务丛谈、格致卮言、见闻近录。陈虬在《利济学堂报》发表大量鼓吹社会改革的政论文章，与医学有关者除《霍乱病源方》外，仅《祷医圣文》、《医医》、《保种首当习医论》三篇，仍是借医以论政的政论。这种“医医”与“医国”一体，“鼓吹手”和“实干家”相兼，使利济学堂师生成为温州革新力量的主干和中坚。所以，利济医院、利济学堂及《利济学堂报》既是晚清温州维新思潮的产物，也推动了维新思潮的开展；既是维新实业的模范，又开医学教育风气之先，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对近代温州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其独有的风格和特色，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医学史和医学教育史上留下了绝无仅有的一笔。

3.陈虬的医学思想和医疗实践

陈虬二十岁时因病“始有志于医”，二十四岁正式习医，二十六岁开始临症治病，三十岁著成《蛰庐诊录》二卷。后创建并主持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撰写《利济元经》八卷、《元经宝要》三卷、《利济教经》三十六章、《教经答问》、《医历表》、《中星图略》等书作为教材。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瓯郡霍乱盛行”，撰写《霍乱病源方》，出为治疾，总结编纂《瘟疫霍乱答问》一卷。此外还纂辑《利济本草》、《利济选方》、《利济新方》、《利济新案》、《利济验方》、《利济医统》、《医雅》、《医铎》、《医纬》、《肘后辑要》等医书，惜搜罗未见，或已佚失。

（1）首重经典，侈言运气

陈虬医学思想的突出之处首重经典，善用经方，利济学堂的教学也注重经典。陈虬回忆自己的习医经过，“予初习医，日从事于《灵》《素》、《难经》、《伤寒》、《金匮》、《甲乙》诸书，人以为泥古”，实利益多多。于是特别推崇《素问》，据其说以阐述运气、藏象、经脉、脉法、病因、本草、针灸、死生，成《利济元经》八卷，共五十二表，作为利济医学堂的教材。今所存《元经宝要》是《利济元经》的前三卷，乃颛葺《素》《灵》以述运气、藏象、经脉。陈虬撰《蛰庐诊录》二卷，载疑难病案二十则，详述诊疗过程、用药效果。其认病识证，一本之于《内经》、仲景之说，对运气学说的阐发，对经方方义的认识，发皇古义，辨清本源，条分缕析，丝丝入扣。例如其治许小岳伤寒两感，用小青龙去半夏、姜、味，散寒和肝，止渴温中，补土利水，一剂而愈；继而以《内经》半夏秫米汤治其“口吐涎沫，不甚了了”，覆杯而－16－

已。陈虬感叹，“时予初习医，吾乡医者不知《伤寒》为何物，闻六传之说，咸共惊骇”，而综合《内经》、《伤寒》治法，疗效卓著。又如论臌胀、关格的病机治疗，分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辨析产后服姜糖饮之害，俱以经典旨意为据，切中肯綮。

陈虬遵经论医似有太过，给人的感觉，甚或至于走火入魔的境地，其医学思想是相当保守，相当陈旧的，这主要表现在医学理论认识中过分地强调五运六气学说。在陈虬早年的医学著作《蛰庐诊录》中，就以运气作为分析病情的主要依据；至创办利济医学堂，更视运气为医学之本，其言“夫方技之学非专不成，然非博通则技亦无由而精，若能于运气、胜复、加临之义，参以太乙、壬遁、孤虚之术，则不合者鲜矣！由其道而精之，风角、候气、运会诸家举不外此”，所编基础教材《利济元经》即以运气居首，节选其要而为《元经宝要》，又以运气居藏象、经脉之前，视为全书之要，《六十年运气司天在泉左右间政纪音化加临逆顺变病胜复补泻治宜表第一》、《太乙九宫八风卦气方位星野紫白表第二》、《标本中气从化表第三》三个佶屈聱牙的标题，距离临床实践何止十万八千里。为此还专门著有《医历答问》、《医历表》等；晚年撰《瘟疫霍乱答问》，开章明义便以五运六气司天、在泉阐述瘟疫霍乱的发病、病因和病情，直至回答“运气之说或多不验，故自来医流多不甚信。何先生持之甚坚”的疑问时，仍曲与辨说：“此当旁参他术方验。精于此学乃知五行家言出于吾医运气。但当曲类旁通，沿流溯源，方能得其肯綮耳。而与医最密切者，则九宫紫白之法。”运气之学是陈虬自始至终坚持的学术基础。但是，自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后，运气学说日渐衰微，清代医界言运气者已寥寥无几，而陈虬却视为其学之本，这颇引人深思。实际上，这也与陈虬的整个思想相统一，《利济学堂报例》提倡“堪舆、壬遁、星平”，《报国录》按照“奇（门）遁（甲）”、“九宫紫白法”列阵图，甚至依靠五运来认识过去、预测未来，《心战下》说什么“金行应运，得时者胜”。这些沉重的古代方术迷信包袱，是陈虬思想中落后的一面，在当时就曾遭到谭嗣同的剧烈反对：“《利济学堂报》今寄到，不意中多迂陋荒谬之谈”，“其阴阳、五行、风水、壬遁、星命诸说，本为中学致亡之道，吾辈辞而辟之犹恐不及，若更张其焰，则守旧党益将有词，且适以贻笑于外国，不可不察也！”维新思想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旧的痕迹，新旧思想很奇怪地交错在一起，表现出自身的矛盾。陈虬的知识结构中，易象数学、历相星命本来就占有重要地位，在医学领域侈言运气不过是其自然流露而已。

读经重运气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最为艰难的运气学说都难不倒的利济学员，对于经典与古医籍的学习自然就有与众不同的心得，钻研更深，理解更透，更为全面。实际运用价值虽有疑义，运气学说却是学习理解医学典籍和医学理论的钥匙，病源诊法、治则治法、本草方剂多有以运气为论说工具者，利济学员也就自然多了一份思想武器。利济学员以经典娴熟、基础扎实、理论临床融会贯通称誉一时，后来成为温州地区医学事业的中坚，得益于此者不少。

（2）蛰庐诊录，临床规范

陈虬制定严格的临床实践规范，治疗上首重辨病与辨证，区分病证之间的联系与差别，强调“病”、“证”二字为治法所系，故夫子必先正名，否则事亦不成，强调“每临一症皆要认病和辨证”，认为“病为纲而证为目”，“如以霍乱为病，则肢厥声嘶、转筋汗出为证”。如伤寒，“头痛恶寒项强为太阳病，发热汗出则为症”，如《蛰庐诊录》许方荪案，病属“疫疠”，证则“直中厥阴”，辨证程序上泾渭分明，纲目了然。辨证要点则在辨别细节，辨明疑似，使认症准确。他说：“认症之诀，当于反正疑似处辨别明白，自解自难。久之，自有一种真正道理，横飞跃出，焕然于心目之间。特非多读书、多临症者，亦断不能有此境。”这种境界是在经典娴熟的扎实基础上，多临症多实践方能达到的，其途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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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是认真写好脉案。陈虬强调，“医必有案，方能于脉因症治有所发明，《史记·扁鹊仓公传》即其法也。……每述一症，皆要反复推论，各阐其审证用药之所以然”。医案不仅是医疗过程的切实记载，也是临床思维的翔实记录，通过医案写作来总结临床思维，积累医疗经验，使诊治的感性过程升华为理性认识，使医者治一症有一症的收获，写一案有一案的心得。通过医疗过程的观察，严格考核疗效，“立案以明治法，而医稿又当记其此方服后应有何效，视其验否，方可考其功夫深浅”，以实践检验理论分析之正误，以疗效考察脉因症治之得失，医案才不会沦为纸上谈兵式的泛泛之论。

陈虬整理个人临证医案，编撰《蛰庐诊录》，虽仅载案二十则，然而颇有特色，不仅记录患者真实姓名、性别、籍贯、住址、时间季节等一般情况，更详细记录疾病临床表现及发展过程，深入分析病因病机、处方用药、治疗得失，尤以认病独到，多所发明，反复推敲，说理透彻为特色。《蛰庐诊录》后来用为利济医学堂教科书，成为学员诊治疾病编写医案的范本。

（3）瘟疫霍乱，专方专治

光绪二十一年，陈虬撰写《霍乱病源方》，认为霍乱之病，“大抵热多寒少”，王孟英辑《霍乱论》专书，颇示途径而方法未备，故“谨拟六方，补王氏所未备”。陈虬分析霍乱主证，“初起即吐泻少气，肢冷脉伏，甚则唇面爪甲皆青”，但病源在于“邪秽深伏，脉道不通”，最切要的是，要认识病证“热多寒少”的特点，切勿因其“状类虚寒”而“浪投温补”。确立“和阴阳，分清浊，交纽中宫，调其升降，养正杀蛊，清湿熄风”的治疗大法，拟以白头翁为主药的定乱救急汤、定乱安中汤及其变方作为主方。

陈虬对霍乱病源方法的认识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后来东瓯霍乱盛行，出为治疾，活人颇众。据时任温州总兵刘祥胜所述，当年“夏季，瓯郡霍乱盛行，死亡接踵，率多寒热莫辨”，陈虬先生以白头翁汤加减与之，试多效验，先生“独昕夕出诊，不避艰险，存活甚夥”。刘祥胜举其所闻，“寅僚中如土捐局唐寿丞大令、署瑞令盛伟堂大令两女公子、阎都司仪韶一子一婿、杨世职少卿、府幕乐长翁乃郎、局幕吴虎翁乃兄，皆投剂立起”，仅有名有姓就有八人。光绪二十八年，陈虬总结霍乱诊治经验成《瘟疫霍乱答问》一卷，刘祥胜说：“盖先生之意，欲历试而得其肯綮，始笔之于书，以救世指迷，与世之仅以空谈沽名者异矣！”

《瘟疫霍乱答问》大旨以问答形式讨论霍乱病源、证治、方药，总体认识是，霍乱有寒有热，若瘟疫霍乱则悉属于热，而寒者不过虚人百中之一耳，并制定专方“定乱九方”：定乱救急汤、定乱迎阳汤、定乱安中汤、定乱舒筋汤、定乱排痛汤、定乱止渴汤、定乱救焚汤、定乱泻心汤、定乱达郁汤，治疗霍乱急性期诸症；又制定“利济天行应验方”八首，治疗霍乱止后及时邪天行诸症；又制定“利济秘制保命平安酒方”作为预防用方。这些方剂治时疫霍乱，屡获奇功，足补王孟英《随息居霍乱论》方药之未备。

《瘟疫霍乱答问》后被辑入《中国医学大成》，曹炳章撰提要，赞誉其“试之多验，远近传抄，时医奉为圭臬”。

三、陈葆善的医学思想和医疗实践

陈葆善（1860-1916），字栗庵，号湫漻子，瑞安人，邑诸生。生于清咸丰十年（1860）辛酉，卒于五年丙辰（1916），享年56岁。年二十有四，始有志于医，为陈虬门生，利济医院院次“道一”；亦为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创办人，与陈虬、陈黻宸、何迪启同主其事，兼任医院医生、教员、监院兼。著有《白喉条辨》一卷及《白喉条辨补义》、《燥气总论》一卷、《燥气验案》二卷、《本草时义》一－18－

卷。《瑞安县志稿·人物》有传，谓其“以诸生与同里陈黻宸、乐清陈虬等创利济医院，建药房、设病室，兴学校以课生徒，开报馆以广风气。当时利济学堂与《利济学报》之名，倾动一时，著籍者皆高才生”。又曰，“葆善风雅士，好音律、喜花木，别有《月季花谱》、《艺菊琐言》及《湫漻斋诗稿》”。

1.《白喉条辨》，燥火论治

光绪十九年癸巳（13）春，陈葆善及二女一子一家四口传染白喉，二女获愈而少子夭折，由此引发心中疑团几不可破，遂着手研究白喉治法。次年，其少女复患伏暑，与白喉病将绝时形象宛然无异，始恍然悟得白喉病之标本传变悉属燥火，于是撰写《白喉订正论》请乃师陈虬审正。根据陈虬意见，仿吴鞠通《温病条辨》例，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7）撰成《白喉条辨》一卷；其后一纪，即宣统元年己酉（1909）复撰《白喉条辨补义》一篇，附见于平阳徐松龄《华佗疡科拾遗》之附录。

《白喉条辨》凡十五条，首辨病源，责以燥火为本，次论经络及色脉辨证，以手太阴燥火为本，以少阴、少阳为标，取喻氏清燥救肺汤、郑氏养阴救肺汤加减为手太阴本病主方；而少阳标证则以白虎青龙汤及张氏神功辟邪散为主；少阴标证则以朱白双清散、加减神功辟邪散。标本并病，太阴、少阴、少阳三经悉见者，则随证轻重，参用三经之药治。痰壅喘促，救误创三炁降龙丹；善后不必服补养药，肺阴未复可补土生金，用张氏养正汤加减。此外，对外治、禁忌，各有其法，颇多发明；且于张氏不治之症，耐修氏药表药忌，亦有辨析。此后一纪，复著《白喉条辨补义》一篇，为泥守不化以表散为忌者，痛下针砭，尤得经权通变之妙用。

《白喉条辨》首次明确提出白喉证属燥火，“历考古人喉科方论，言风火者固多，言寒湿者亦颇不乏，独未有专言燥气为病者”。因此认为，《内经》脱“秋伤于燥”一条，后人遂有燥气不为病之说。至沈目南、喻嘉言始各有心得，各出方论，但沈氏以化气为湿为主，立方偏于苦辛微温，喻氏以复气为火为主，立方偏于辛凉甘寒。吴鞠通虽有燥气为病，轻则为燥，重则为寒，化气为湿，复气为火数语，阐述燥气发病的机理，使后之治燥气者亦有门径可入，但是对于白喉病的病因病机尚未提及。张善吾《时疫白喉捷要》言白喉为足三阴受病，传之于肺，用药不出风火喉痹之范围，与手太阴燥火并无关涉，失却白喉本来面目。郑梅涧《重楼玉钥》、耐修子《白喉治法抉微》用药以清肺养阴为主，颇为中的，但是语焉不详，得失参半，仍未能洞彻白喉之病源。陈葆善博采众长，独出己见，首次明确提出了白喉证属燥火，唯间挟少阳相火，少阴君火而不得不兼治，强调病机是肺液枯涸，燥火炽盛，从而为白喉病的治疗、救误、禁忌及善后调理等提供了辨治依据。正如陈虬在《白喉条辨》序言说：“秋燥之论，至本朝而始有定说，白喉之源，至吾院而始有专书。”陈葆善还创制三炁降龙丹，用石膏、犀角、生地清热解毒，龟版、牡蛎、珍珠母滋阴潜阳，西洋参、阿胶、麦冬养阴扶正，三管齐下，治疗白喉误治而肺火炽盛、痰涎壅急的危症，用之得法，确能转危为安，为白喉论治开拓了一条新途径。

《白喉条辨》运用燥气理论认病识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化气为湿，复气为火”的说法，陈葆善仍回避了乃师陈虬所津津乐道的运气学说，基本上是依据现实的证候病情、治疗效应进行辨证论治，这就反映了一个医学家重视实际立足临床的本色。

2.《总论》及《验案》，推广燥气论治

光绪二十三年撰成《白喉条辨》后，陈葆善又推广燥火论治的心得，光绪二十六年撰《燥气总论》一卷，次年又撰《燥气验案》二卷，录案二十一则，进一步阐述燥气为病的理论与临床运用。书虽成未刊，十年，黄群借得陈氏家藏《燥气验案》稿本抄录并校正，收入《敬乡楼丛书》；十四年，湫漻斋刊行《燥气总论》石印本，徐乃昌为序，二十五年上海中医书局又收入《中国近代医学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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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行。

《白喉条辨》就燥火论专病的病机、证候与治法，《燥气总论》则大大推广了燥气为病的认识：就病因，有燥之专气，又有燥与火、湿、寒之兼气化气；就病位，有表里气血之异，弥漫三焦之广；就证候，或恶风寒，日晡发热，痰嗽胸痞，口渴不引饮，唇燥；或发热恶寒，内胠胁痛，或不痛而痹，喘促咳逆，甚则唾血；或胁肋膺乳掣引而疼，不得转侧，咳逆甚而血溢，不一而足。其治法则更为丰富多彩，气分宜通燥达表，里热宜辛凉苦温、表里分解，上焦气分痰嗽喘逆则小青龙加石膏汤辈，气、血、络俱受则行气解结、通络祛邪、活血通痹灵活运用，兼火、湿、寒为病，偏寒则宜辛温发散，偏湿则散湿通燥，偏火则辛寒泄火。其在表在气者疏之散之，内连血分者达之润之，并及血络者通之导之，表里俱热者清之滋之。方随法立，各明其治。所以，《燥气总论》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了燥气为病的理法方药，明本义，述病理，详脉候，出治法，自成一家之言，补充医学理论之不足，自有其价值。故陈葆善在卷末有点沾沾自喜地说：“善之生也幸，值燥金之运，又逢燥气之病，于是穷究经言，旁徵往哲，于燥气真义，实能抉别群盲，自开生面。此一得之愚，绝非臆造，其理皆《灵枢》、《素问》所昭著也，其法皆《伤寒》、《金匮》所悉备也，非敢负祖述岐黄、宪章仲景之识。然披沙炼金，超轶凡辈，区区之心，可为天下后世之所共谅焉。”这并非虚言，徐乃昌《燥气总论序》谓：“先生于燥气有《总论》，有《验案》，罗列各种至详且备，彼白喉者，特全豹一斑耳”，是中肯的。

《燥气验案》录陈葆善临床医案二十一则，是其燥气诊治的实践记录。内容包括燥证、燥疫暨伤燥而目赤足痿、胁痛呃逆、咳嗽血溢、成痈发疹、疟泄癃闭，形形色色，各见特点。写作上取法喻氏《寓意草》，议论明备，所述脉因症治，笔法质朴，反复辨难，意在独抒心得，不拾陈言，尤见得心应手。并有附论多篇，辨柯韵伯麻黄升麻汤论，阐述气血营卫，论治疮疡痤痈，及伤燥用药之理，以备治疗门法。《验案》与《总论》，以临床实践证实理论探索，相互印证，一则推阐病源，举其纲目，一则证之实践，穷其变化，二书相得益彰，非深明医理，久久沉浸医事者不能为。

3.亲身体验亲身体验，，著成《本草时义》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陈葆善撰《本草时义》一卷，书成未刊，二十年，由其嗣子陈准校订，上海中医书局出版。据其书自序，癸卯夏秋间，陈葆善因病无聊，日录《神农本草经》数味以资消遣，遇有疑义及心得处，即附识数语于后，时日既久，裒然成帙。全书载药117种，所录多出自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目录次序亦近。

是书博采，尤重亲身体验，阐释药理，别具心得，举凡药材辨别、品种规格、栽培产地、加工炮制、等级时价，甚至术语方言都有涉载，其中正品官庄、赝次私冲，区分清晰，优劣可判，尤为诸多本草所未见。

如人参条，性味功用的仅三十五字，而按语却有四段一千八百余字，既辨析党参与吉林大山参、高丽参、东洋参性味异同，再阐明辨析人参除邪功用。再辨明诸参种类，如潞党参外，有西拣党、秃潞、文元党、散党、独支党；东洋参名目虽多，不外分老山、新山，品质效用各自不同而辨之之法颇多；高丽参以京庄为佳，支头愈大愈佳；大山参价值过昂，作伪益多，至于神出鬼没，谆谆言其鉴别之法。末则言人参用处极多，功力至大，价高不能常用，希望商家减价出售，薄利多销。述黄芪种类繁多，以“大有芪”为上品，今已无此字号，有名为义叙成记、义兴成记、三成申记、育生德记、德记等名目可以代之；有名“上芪”者，又名绵芪；有名“建芪”者，较上芪又逊一等；唯川芪、蛟芪最劣。这些按语俱为心得之语，娓娓道来，如数家珍，非老于此道者不能言。而地黄条下仅言“按地黄之妙，正－20－

在除痹、血痹、寒热积聚等处。其理至精，非浅识者所能解；若但以滋阴目之，则浅之乎矣”，短短四十字，却已跳出滋阴的圈子。以亲身体验阐述细辛“本可通窍，而性燥之人，因香烈过甚而耗液，则气反不行而闭”的道理，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经验之谈。

作为温州的中医名家，陈葆善对温州地产药材情有独钟，阐述饱含感情。如言术，“早年见泰顺术，性软味甘，中多朱点且多液，实兼有赤、白术二者之长，洵为术中佳品。惜近年山人嗜利，嫌此术难于长茂，多以台术种易之，正泰顺旧种不易得矣”。薯蓣“今吾邑种此者颇多，鲜售人，亦鲜煮食之，质较野生粗”。天冬“吾瓯颇多，而海山中尤不胜采取”。黄连“出川中雅州者良，故云川连。而吾瓯海山中所产者亦颇不恶，至本山极深极高溪边所产者，其色鲜味清，较川连且不多让焉。若东洋出者，性味觉不大清凉，较瓯产实劣”。石斛，“余试尝之，其（日本鲜斛）气味不及吾瓯泰顺山中所产之清凉远甚”，“泰顺所产亦较东洋为良，近则泰顺人每将东洋者货来转作泰钗售也”。橘皮，“今市肆通行广皮，而南、北京等处则重瓯柑橘，味虽不及广州所产之浓厚，而佳隽过之”。神曲，“今吾瓯三馀堂此物最驰名，其药料与建曲同”。不仅多亲身体验的经验之谈，字里行间透露出浓浓的乡情，更是其他众多本草所未能有的。

陈葆善为正式科班出身且以医疗为职业的医学家，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从事中医临床实践工作。他的医学思想质朴无华，切合实际，为救治百姓疾苦埋头苦干，略有所得则笔之成书以传后世，以他们的临床心得经验丰富医学内容，促进医学发展，所著诸书也属深有心得者，亦如其所言，“寝馈既久，妙悟良多，一得之愚，颇足自信”。所以，陈葆善是有深厚理底，有丰富实践经验，有创见有心得的临床医学家。

四、利济医派的其他创始主持人

陈虬蛰庐、陈黻宸介石、何迪启茝石、陈葆善栗庵四先生是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的创始人和实际主持人，还有陈侠、王德馨。

1.陈黻宸（18591859--1917）享年五十九岁。

黻宸幼时从其兄煜生受《春秋左氏传》、《尚书》，二十岁考取生员，光绪六年二十二岁时，与乐清陈虬结求志社，以清议自持，治永嘉之学，慨然有经世之志，二人与平阳宋衡友善，时人号曰“温州三杰”。光绪十一年，陈虬在瑞安创办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曾“求资助于乡人，莫之应”，黻宸独“举其修脯所得，衣食外辄以付陈君，为建造学堂之费”。光绪十九年中式浙江乡试举人，自是掌教乐清梅溪、平阳龙湖、永嘉罗山、青山、三溪、乐群诸书院，为时二十年之久，弟子从游者益众。光绪戊戌（18）四十岁，黻宸以会试至京师，与诸爱国之士昌言变法自强，康有为欲为保国会，浙人汪康年、蔡元培及黻宸谋为保浙会，抵上海，因主速成学堂总教习，又任上海时务学堂总教习。光绪二十七年，钱塘杨文莹聘主杭州养正书院，二十八年诸暨赵祖德聘主上海《新世界学报》。所至为之陈夷夏文野之义，张邓牧黄宗羲之说，振动一时。于治学，大端性理宗陆九渊、王守仁，谓人能致不为私欲所蔽之心，自应万事而曲当。文章宗司马迁，谓于古人事实不拘拘省字省文，自然描写如亲言笑经。光绪二十九年成进士，授户部贵州司主事，明年三月，张百熙为学务大臣，黻宸为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十一月，兼学部编书局编辑。又明年六月，户部奏调计学馆教习，兼编书局事，俄而大学士浙人王文韶等设旅京浙学会，举黄绍箕为，黻宸副之，绍箕出任湖北提学使，黻宸继任为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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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学者称瑞安先生，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卒于六年（1917），

公学监督。光绪三十二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派两广方言高等学堂监督，兼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诸生翕然依之如父母，相语必曰：陈先生故闻者能辨焉。顺德黄节介讲学会于南武公学，请黻宸主讲，以粤浙方言龃龉，遂命弟子马叙伦兄子怀笔述之，为《南武讲学录》一卷。宣统元年，浙江咨议局成立，黻宸被举为正议长，三年八月，武昌，清亡，杭州满营统领贵林受增韫及将军德济令，储械，麾卒伍，将与民军战，黻宸故与林厚，力劝林主和，勿以一人私，视阖城生死重，林从之，省垣以免兵祸。驰檄诸区，毋戮满人，天下相戒以浙为法。九月，杭州光复，被推为浙江民政，甫事定，辞去。入，黻宸退居沪上，任世界宗教会正会长。二年，京师国会成，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兼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著成《中国通史》二十卷，益阐老庄墨列微言，辅以管荀屈宋之书，成《诸子通谊》十卷。袁世凯卒，国会恢复，黻宸复出为议员。六年六月归觐，以哭弟侠丧过哀，病卒，年五十九。四方吊者数千人，北京、广州皆开会追悼，余杭章炳麟闻而叹曰：浙东今无人矣。葬于县仙岩山，钱塘孙宝瑄铭其墓。后十余年，从孙陈谧撰《介石先生年谱》四卷。三十三年八月，国民明令褒扬，宣付史馆立传。

陈黻宸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史学和哲学领域颇多建树；是热情洋溢的教育家，从温州诸多书院起步，先后任教杭州、京师、广州，桃李遍天下；也是正直的维新政治家，出任咨议局议长，推行民主政治，光复之际天下动荡，使杭城免于兵祸，厥功甚大，他的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确实是值得称道的！他虽不治医学，然而参与创办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任院董，既为其维新事业之一部，于医学也有贡献。虽未能象陈虬、陈葆善那样倾注全力于利济，然而已足在温州医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其弟陈侠为利济医学堂“济二”学员，精于医。

2.何迪启

何迪启，字茝石，一作志石，瑞安人，利济医学堂创始人、院董，利济医院主诊医师。陈谧《陈蛰庐先生传》说，“（陈虬）先生与介石先生及何茝石明经启迪、陈栗庵茂才葆善创利济医院于瑞安城北，先生与茝石、栗庵及介石先生弟醉石先生侠主持其间，分设利济学堂于东瓯”。《瑞安县志稿·人物门》亦言，“（陈虬）嗣复创利济医院于瑞安城北，与何迪启、陈葆善、陈侠等主诊其间”。陈虬《白喉条辨序》曰：“吾友陈栗庵……时就余与何君志石参议，方剂书中所定三炁降龙丹等，皆新制验方也”，其医术也是颇得信任的，可惜资料匮乏，不知其详。

3.陈侠

陈侠（1873-1917），字醉石，陈黻宸弟，生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六年丁巳（1917）卒，年仅四十五岁。为利济医学堂学员，院次济二，亦为利济医学堂教习、纂修，《新建利济医院碑记》谓其附祭于陈虬、陈葆善诸人之后，亦为利济医院主持人。所著《陈季子医案》未见。

五、利济医学著作集成

本世纪初，温州筹划整理出版《温州文献丛书》，笔者躬逢其盛，参与编校《温州近代医书集成》，辑《利济医集》凡十种十四卷。虽未能尽集利济医学著作，亦已足见利济医院和医学堂的基本医学思想。

例，载疑难病案二十则，详述诊疗过程、用药效果。其认病识证，一本之于《内经》、仲景之说，对运气学说的阐发，对经方方义的认识，发皇古义，辨清本源，条分缕析，丝丝入扣。如其论臌胀、关格，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辨乡之产后服姜糖饮之害，俱中肯綮。是书成于光绪六年（1880）庚辰，后作－22－

1.《蛰庐诊录》二卷，陈虬撰，前有光绪六年自序一篇。仿清初名医喻嘉言医案集《寓意草》体

为医学堂教材使用，初载《利济学堂报》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册；亦录于《蛰庐丛书》之五。序一篇，光绪二十三年（17）丁酉载于《利济学堂报》。书凡九表，每卷三表，据《素问》之说分别阐材，七阅寒暑，甄录医籍，颛葺《素》、《灵》，于壬辰（12）年著成《利济元经》八卷，内容包括运气、藏象、经脉、脉法、病因、本草、针灸、死生，共有五十二表。《宝要》则节录其书前三卷而成编，书前题记亦谓“运气、藏象、经脉九表实为全书之要，自可单行”，因名为《元经宝要》，汇订成帙。现存刊本阙卷三之表二《六府经络表》、表三《奇经八脉表》，这次校正辑录，多方搜求仍未得此二表，诚为一大憾事。

国医学大成》，即以此二本互校，并从《利济学堂报·利济文课》卷一录得《霍乱病源方》弁于其

3.《瘟疫霍乱答问》一卷，陈虬纂，原载《利济丛书》，前有光绪二十八年刘祥胜序，后复收于《中2.《元经宝要》三卷，陈虬纂，弟子陈葆善、张烈、胡鑫编辑，前有题记一则，光绪十八年陈虬自

述运气、藏象、经脉，是《利济元经》的前三卷，故卷首仍题作“利济元经”。陈虬为编纂利济医学堂教

首，以见其大略。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东瓯霍乱大行，死亡接踵，陈虬先生以白头翁汤加减与之，试多效验，远近传抄，时医奉为圭臬，救治多人。书名“瘟疫霍乱答问”，大旨以问答形式讨论霍乱病源、证治、方药，总体认识是，霍乱有寒有热，若瘟疫霍乱则悉属于热，而寒者不过虚人百中之一耳，并制利济专治霍乱方剂九首、利济天行应验方八首、利济秘制保命平安酒方一首，皆治时疫霍乱屡获奇功之方，足补王孟英《随息居霍乱论》方药之未备。其辨论西医疫虫疗法甚详，及嚼铜钱，谓硫强水可以蚀铜，尽人而知，此证亦硫磺气过重也。瓯人称口热臭者为热硫［磺］气，淮北人则直称硫磺气，于是可悟此理。西医亦称铜之功用能安肚腹脑气筋，但过多则吐耳。

济文课》撰文述体操拳勇之源流，亦一并录入。张烈，字熤卿，瑞安人，陈虬初传弟子，利济医院院次“道四”；何炯，字雨农，任利济医院协理兼撰述，院次“济三”。据书前光绪二十四年陈虬序，张烈素体羸弱，以操演长拳有验，因而相与探究人身经脉起止、针穴流注，及体操拳法解数，从而制为此经，以为利济医学堂体育课之用。所以，本书体操套路出于张烈，并非仅止于演练习谱。《利济卫生经》原题有二十八图，共三十六势，今存《利济丛书》本仅二十五图、势，且其末句语意未尽，当属残卷。据悉，该经尚有完整刊本及二十五图抄本存世，惜这次编辑整理未能征集到完整刊本。

喉险症而《内经》未详著录，家人患病而有救治不起者，遂尽发藏书，穷究旨要，悟得白喉一证，悉属

5.《白喉条辨》一卷，陈葆善撰前有光绪二十三年丁酉自序与光绪二十四年陈虬序。葆善以白4.《利济卫生经天函》一卷，题为陈虬志三订正，张烈熤卿演谱，同院诸子参定；瑞安何炯于《利

燥火，于光绪二十三年（17）丁酉撰成此编，凡一十五条。其论白喉独以手太阴燥火为本，以少阴、少阳为标，取喻氏清燥救肺汤、郑氏养阴救肺汤加减为本证主方；而少阳标证则以白虎青龙汤及张氏神功辟邪散为主；少阴标证则以朱白双清散、加减神功辟邪散。标本并病，救误善后，并外治、禁忌，各有其法，颇多发明；且于张氏不治之症，耐修氏药表药忌，亦有辨析。本书收载于《利济汇编》，并作为附录载于平阳徐松龄《华佗疡科拾遗》。此后一纪，复著《补义》一篇，为泥守不化以表散为忌者，痛下针砭，尤得经权通变之妙用。《补义》无刊本流传，唯见于平阳徐松龄《华佗疡科拾遗》之附录。

年乙丑南陵徐乃昌谨序。葆善以《内经》脱“秋伤于燥”一节，其法不传，喻昌、沈明宗、吴瑭，有所发

6.《燥气总论》一卷，陈葆善撰，前有光绪二十六年庚子自序与“岁次旃蒙赤奋若”即十四

明而未详，为发挥光大，爰著此书，引证经义，首明本义，次述病理，再详脉候，终出治法，以明燥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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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之理。大要曰：燥为六淫之一，与湿、寒、热相似又大不同，其伤人，首先入肺，次传于胃；或伤气分，或伤血分，各有见证，舌象脉候，各有特点。其要仍不外麻杏甘石、大青龙二方相出入也，自制宣白化气汤亦颇见精义。末附《素灵节要》，录《内经》之涉燥气条文若干。书成于光绪庚子年（1900），未刊，十四年徐乃昌为序，湫漻斋刊行石印本，二十五年上海中医书局收入《中国近代医学丛选》。

病之理，复录验案二十一则，以证之燥气诊治实践。燥证、燥疫暨伤燥而目赤足痿、胁痛呃逆、咳嗽血溢、成痈发疹、疟泄癃闭，形形色色，各见特点。取法喻氏《寓意草》，议论明备，所述脉因症治，笔法质朴。并有附论多篇，辨柯韵伯麻黄升麻汤论，阐述气血营卫，论治疮疡痤痈，及伤燥用药之理，以备治疗门法。书成于光绪辛丑年（1901），十年，黄群委托杨绍廉借陈氏家藏手稿本抄录并校正，卷一末有附记“辛酉正月借陈氏家藏手稿本付写并斠一过”，盖有阳文篆章“黄群过目”，收入《敬乡楼丛书》。本书即以此为底本，凡采用此校记者，则以“敬乡楼抄本”注明。撰者原拟《燥气》、《外感》、《内伤》三编，总成《湫漻斋验案》，然后两种未见。

本草乃名物之述，署笃迦子于序后。笃迦者，梵书“栗”字也。是书虽属病中随笔，但厚积薄发，遇有

8.《本草时义》一卷，陈葆善撰，前有癸卯小雪日自序，知撰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葆善为彰7.《燥气验案》二卷，陈葆善撰，前有“湫漻斋燥气验案例言”。葆善著《燥气总论》以明燥气为

疑义，附识新解，因名《本草时义》。全书采药117种，俱有，并多按语。称录《神农本草经》，实乃抄自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如《经读》误“水苏”作“紫苏”，陈氏相沿未改；且按语屡具褒贬修园之辞；目录次序亦近《经读》。是书博采，尤重亲身体验。阐释药理，别具心得；探讨药物，侃谈妙论。举凡药材辨别、品种规格、栽培产地、加工炮制、等级时价，甚至术语方言都有涉载。其中正品官庄、赝次私冲，区分清晰、优劣可判；字里行间，正气昂然，抨击假药，深恶痛绝，清末民初可媲美者唯郑肖岩、曹炳章、张山雷辈。是书陈氏生前身后犹未传闻，故其同门契友池志澂所撰《陈栗庵墓志铭》亦未见载。延至二十年才由嗣子陈准校订、上海中医书局出版，列《湫漻斋医学丛书》之三。准字绳夫（1900～1940年），系金石版本家。

六、利济学员

《瑞安县志稿·人物》称道，“当时利济学堂与《利济学报》之名，倾动一时，著籍者皆高才生”，利济学堂的教学成就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利济医学堂以“道济群生，泽衍万世，津梁广启，执圣之权”十六字排列学生世次，实际上“道”字为第一，“济”字为第二，仅衍及“群”字第三代，也就寿终正寝了。利济医学堂存续二十余年，培养了一大批富有才华的医学人才，此后数十年间成为浙南中医力量的中坚，余泽所存，至今仍在。

“道”次是利济学堂的第一代学员，陈葆善院次“道一”，既为陈虬门生，亦为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创办人，与陈虬、陈黻宸、何迪启同主其事，兼任医院医生、教员、监院兼。

（1）张烈

张烈字熤卿，瑞安人，利济医院院次“道四”，为利济医学堂教习、纂修。

据陈虬《利济卫生经天函序》，张烈素体羸弱，有人教他操演长拳，颇有效验，于是出所传《拳经》向陈虬请教质证。陈虬指出其书若干不甚合理之处，并以医道为拳勇的基础相教导，说明《素问》《灵枢》即医家《易筋》《洗髓》之理。张烈久久方得体悟，既勤练拳脚，更深究医理，于是武术称雄一－24－

1.“道”次学员

时。此后，陈虬与张烈一起研究人身经脉起止、针穴流注，及体操拳法解数，制为《利济卫生经天函》一卷，作为利济医学堂体育课之用。是书卷端署为“陈虬志三订正，张烈熤卿演谱，同院诸子参定”，体操套路出于张烈，并非仅止于演练习谱。《利济卫生经》原题有二十八图，共三十六势，今存《利济丛书》本仅二十五图、势，且其末句语意未尽，当属残卷，2006年收于《温州文献丛书》第一辑《近代温州医书集成》排印刊行。

（2）张景嵩

张景嵩，字烈卿，瑞安人。为陈虬高足，利济医院学堂教习兼学堂报纂修。平时治病非常认真，有如临敌作战，不敢有一丝疏忽，不轻易立方，必三思而后行，处方即效。遗留有医案，惜未整理刊行。兼精拳术，有《易筋经》、《八段锦图说》行世。《瑞安县志稿·人物门》言，何迪启“与景嵩共事利济医院中”，虽不明其院次，属“道”次当无疑义，故列精于拳术的张烈之后。

附：张景修

张景修，字竹卿，景嵩弟，利济医院良医。读活人书，于《内经》《金匮》《伤寒论》多有创见，临证必挈之俱行。先诊断，未尝确认，不为处方。行医逾三十载，所活甚众。晚年治脑病效佳，乞医者户限为穿。

（3）池志澂

池志澂（18-1937），字云山，晚号卧庐，又字次滂，瑞安城南人，生于清咸丰四年甲寅（18），卒于二十六年丁丑（1937），享年八十四岁。利济医院院次“道八”，利济医院、学堂报监院兼襄订、，主持杭州《利济学报》。《瑞安县志稿·人物门》有传。

光绪二年，池志澂年二十三岁，以诸生求学于孙衣言、孙锵鸣，自是深知学术门径，文章义法。屡应乡举不售，于家授徒，复与陈黼宸、陈虬、许启畴等人结求志社，亦曰布衣党，治学而外，持清议，谈新法。出而之沪、之楚、之甬、之苏，无所遇，最后赴，充台抚及全台机器局文案秘书，并应台东修志之聘。中日战争后，沦割，束装归温，年已四十余矣。志澂夙知医，与陈虬等创办温州利济医院，于院中设立医学堂以课医籍，开报馆以昌医学，另又设分馆于杭州，志澂主其事。入，历任瑞安城区自治总董、商会、总董、水灾筹赈主任，嗣人皆以高年硕望推之。然廉介自持，历事虽多，而箪瓢屡空，晏如也。晚岁以行医卖文自给，其寿序墓铭之类作品格调尤佳，传播尤多，为人所传诵。善书法，人谓与何子贞相伯仲。有《卧庐医案》及《卧庐诗文集》、杂著等，又撰《陈蛰庐先生五十寿序》、《书<治平通议>弛女足章后》。

（4）池虬

池虬（1871-1947），又名仲霖，字源瀚，晚号苏翁，别署任天生，瑞安城关虞池人。生于清同治十年辛未（1871），卒于三十六年丁亥（1947），享年七十七岁。陈黻宸入室弟子，生平博览群书，学问渊博，精于医，擅诗文，善书法。宣统元年己酉（1909）举孝廉方正，以知县用，未仕。三年甲寅（1904），保免知事，历署福建平潭、松溪、崇安，山东阳信，有政声，曾经充任监修曲阜孔庙专员。十七年戊辰（1928）避乱东归，侨寓永嘉华盖山麓垂二十年，不诣官府，不问时事，建倚山阁，以卖医讲学自晦，为浙南中医耆宿。题联“山左返征轮，浩劫余生，云壑草堂温旧梦；海东盟息壤，活人有愿，兰台玉版讲传书”以表夙志，举办温州国医国学社，治学严谨，临证细心，医名远播，桃李盈门。兼任温州普安施药局义务医师，穷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擅治温病、血证，治疗肺痨血症善用鲜桑皮、金汁，治疗温病则常用麻杏石甘汤和竹叶石膏汤之类。产后风热，认为是厥阴、阳明火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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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阴症，仿用《金匮》竹皮大丸之方意，以生石膏、羚羊角为君，佐以生白芍、生竹茹、忍冬藤、钩藤、桑枝等透络和营，并用大剂石决明、珍珠母镇肝潜阳，挽救危证。处方用药喜用寒凉，认为六气皆从火化，主张苦寒泻火，又谨防化燥伤阴。亦喜用鲜药，曾撰《普安局新辟鲜药圃记》，有言曰：“余行医多载，尤习用鲜药以拯危疴，犹忆曩者游宦闽中，地多鲜药，治病之效，如应桴鼓。洎至燕至鲁，求鲜药不易得，治病每感困难。此皆为余及身所历历经验。”

又善书，教余诊暇，常吟诗作字，挥毫落纸如云烟，行书立基于苏东坡、翁同和，字体秀逸峭利，雄浑苍劲。药方墨迹亦为病家、医家和书法爱好者所欣赏。为人淳厚敦朴，谦恭逾恒，常教诲后辈曰：“视人之失，如己之失，视人之得，如己之得。”尤喜奖掖后进，一艺之长，称赞不已。

撰《苏翁医案》、《医范》，及《倚山阁诗文钞》、《百家诗钞题尾》、《五朝词人纪事诗》、《读画杂咏》及笔记十余种，藏于家。

（5）刘之屏

刘之屏，字藩侯，乐清人，利济医院院次道九，利济医院、学堂报纂修。撰《论列星辰医门要义》，收于《利济汇编》卷一《文课》一；撰《陈蛰庐先生行述》。

（6）周焕枢

周焕枢，字丽辰，亦作丽臣，泰顺人，生年不详，卒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9）。利济医院院次道十，利济医院良医，兼学堂报拟稿兼襄订，主持东瓯利济学堂。撰《大建素王教会议》，收于《利济汇编》卷一《文课》一。又著《欠泉庵文集》，宋恕为撰《书后》。

陈虬《挽周丽臣焕枢》曰：亦有文章，如此收场真草草；无多友好，为筹后事尚茫茫。陈黻宸《挽周丽臣焕枢》二，其一：公今已矣，大丈夫不得志于时，乃饥饿厄穷而死；我何望哉，真知己无一言告诀，是平生缺憾之尤。其二：著书乃数万言，落笔纵横，盖代文章名山贵；与君处两三载，许我肝胆，照人颜色古道存。

（7）季腾霄

季腾霄，字仙卿，玉环人。利济医院院次道十一，利济医院、学堂报教习兼襄订。（8）冯豹

冯豹，字隐南，乐清人。利济医院院次道十二，利济医院、学堂报教习兼襄订。（9）陈兆麟

陈兆麟，字涤斋，瑞安人。利济医院院次道十三，利济医院、学堂报撰述。撰《求才急于育才论》，收于《利济汇编》卷一《文课》一。

（10）叶麟风

叶麟风，字鲁山，乐清人。利济医院院次道十五，利济医院、学堂报协理兼总校。撰《国耻足以兴论》，收于《丁酉利济学堂报》之《利济文课》卷五。

（11）高炳麟

高炳麟，字云骐，乐清人。利济医院院次道二十三，利济医院、学堂报总校。撰《分化分合说》，收于《丁酉利济学堂报》之《利济文课》卷五。

（12）陈钟琦

陈钟琦，字韫庄，瑞安人。利济医院院次道三十二，利济医院、学堂报撰述。撰《论强国必先强民》，收于《利济汇编》之《文课》卷四。－26－

（13）周鸿年

周鸿年，字琴溪，青田人。利济医院院次道三十三，利济医院、学堂报总校。撰《论中国议院既不可行宜直省府州厅县遍设报馆有裨吏治官方匪细》，收于《利济汇编》之《文课》卷四。

（14）金铭

金铭，字缄三，青田人。利济医院院次道三十九，利济医院、学堂报分校兼襄订。撰《原才说》，收于《利济汇编》之《文课》卷四。

（15）蒋瑞骐

蒋瑞骐，字莲生，金华人。利济医院院次道四十五，利济医院良医，兼学堂报总校。（16）杨逢春

杨逢春，字伯畴，永嘉人，生于清光绪七年辛巳（1881），卒年不详。其自记：“己亥在利济医学堂肄业，主讲乐清陈蛰庐先生。”院次不详，杨逢春另有《书陈蛰庐先生〈保种首当习医论〉后》，见胡珠生《陈虬集》。陈虬有《致杨伯畴书》曰：昨夜将半，心疾陡作，指发裂肤，几死将数。苍苍者天，何祸我之甚也！虽然，抑亦我有以自取之也。仆素性憨直，立身坚卓，尝不愿与哙等为伍。平时尝欲自别一军，高立崖岸，所以二十年来落落寡合，儒墨之见徒为世所指摘。加之六献槐官，文战俱失利，即平时有旧识者亦遭白眼，遂以怨府自闻，心机日蹙，穷愁潦倒，悲不乡生。悲胜则愤，愤极生病，病之变我，不知其变为鬼化为魅矣。悠悠忽忽，若醉若梦，病变亟矣，势及迫矣，天荆地棘，谁遣我耶？谁无父母，椿荫早凋，谁无兄弟，手足如残。长此悠悠，曷其有极？天何不祚，命也如斯。命也如斯，谁或知之？呜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可知陈虬以知己视杨。

（17）维国

维国，失其姓氏，亦不明其籍贯。《杨青集·慈荫山房笔记》卷三载《利济医院三奇联》，谓：“志三孝廉创建利济医院成，其门人维国献联云：素王治世，黄帝造世，治世大成，造世创始，礼乐春秋，大成宪典，针砭炙药，创始权舆，学通二圣作用，行师二千年治世素王，藏祖四千年造世黄帝；如来妙音，福音，妙音慈悲，福音爱热，喉齿唇舌，慈悲轮回，父母子孙，爱热生化，书著环球未见，近综三万里如来妙音，远错四万里福音。”陈虬创建利济医院方成，维国已为其门人，当未入“道济群生”之列，附于“道”次学员之末。维国所献长联杨青与陈虬自题联、滇南饶方猷赠联并称“三奇联”，称誉“三联皆奇，洵杰构也”，或真能道出古今中外医学要义。

“济”次是利济学堂的第二代学员，陈侠院次“济二”，为利济医学堂教习、纂修，著《陈季子医案》。

（1）胡鑫

胡鑫（l874-1928），字润之，瑞安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l874），卒于十七年戊辰（1928），享年五十五岁。利济医院院次济一，为医学堂教习、纂修，陈虬之婿。著《医林述古》，据其自序云：乃汇集伤寒、内难、本草、脉学及历代名医之精要，贯穿成章，凡二十有八篇。又撰《论医家古三学之原》、《论医家古三学之流》、《论小儿中暑痉厥不宜骤开心窍》、《六淫皆从风化论》，收于《利济汇编》。传弟子郑叔纶，亦名扬温州杏林云。

三十五年《瑞安县志稿·人物门》曰：陈葆善弟子胡鑫，字润之，亦以医名。邑有危症必来延鑫治之，颇足振医绪于欲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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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济”次学员

（2）何炯

何炯，字雨农，瑞安人。利济医院，院次“济三”，为利济医院协理兼撰述。撰文《试述体操拳勇之源流》，阐明利济医学堂增设体操，与拳法异同，所取拳法所出、《易筋经》《幼学操身》得失所在，阐明《利济卫生经天函》“虽意主导引，而一切拳勇之法，操身之术，皆寓其中，能历述其源流，明其宗旨”。又撰《东皋蚕桑录》二卷。

（3）陈明

陈明，字宗易，乐清人，陈虬侄。利济医院院次济四，为学堂报拟稿人。撰《论学堂报馆须相辅而行》、《讽隐》、《华报合办议》，所编《见闻近录》为《利济汇编》卷二。《瑞安县志稿·人物》曰：（陈虬）兄子明，字宗易，诸生，亦有文名。

（4）王复

王复，字六菑，永嘉人。利济医院院次济五，为学堂报总校，后为撰述。撰《广变》，收于《丁酉利济学堂报》之《利济文课》卷五。

（5）何樾

何樾，字帅木，瑞安人。院次济十三，利济医院良医，兼学堂报校对。（6）高树屏

高树屏，字仲藩，瑞安人。院次济十六，利济医院良医，兼学堂报校对。（7）程云

程云，字石仙，瑞安人。利济医院院次济二十三，为学堂报纂修、撰述。撰《论今日中国首以简使才为急》，收于《丁酉利济学堂报》之《利济文课》卷一。

“群”次是利济学堂的第三代，大约也是最后一代学员，可能人数不多，资历相对偏浅，现有资料载录不多。

（1）林獬

林獬，字养素，瑞安人。利济医院院次群一，为利济医院良医、学堂报总校。撰《中星图略》，首刊于《利济学堂报》。陈虬《中星图略弁言》，有谓：“观象之学，首重中星。中星者，谓在天上正南方也，古谓之恒星”。“汉魏以降，矜为专门之学，故近史遂分测验、推步为二，其学几绝，仆常病之。因令院徒日课一星，张之壁上，一月后咸能默绘星等”，于是“命道十一季子将光绪丁酉全年测定，重命林群一约为图表以备院课”。

（2）陈虔

利济医院院次群二，事迹不明。

（1）方邦彝，王瀚，邱缄，林燊，林翰，黄遵，王朝熙，池锦廉，杨钟麟，张懋衍，陈伟典，陈平东，罗以礼，罗庆瑱，胡鸣盛，郭凤鸣

方邦彝，王瀚字墨仙，邱缄字小亭，林燊字湘岩，林翰字星垣，黄遵字伯威，王朝熙字荻秋，池锦廉字小槎，杨钟麟字韵士，张懋衍字松如，陈伟典字韫垞，陈平东字茗轩，罗以礼字莅庄，罗庆瑱字佩卿，胡鸣盛字芝山，郭凤鸣字漱霞，上十六位均瑞安人，利济医院良医，兼学堂报撰述，或校对，或襄订。其院次不可考辨，生平经历及著作亦不可考。－28－

4.其他利济学员3.“群”次学员

（2）陈琮，毛宗汉，伍赞熙，刘锡麟，张昌尧，陈祖训，吴绍泰，姜周臣，潘宗藩

陈琮字厌夫，毛宗汉字卓仙，伍赞熙字襄宸，刘锡麟字玉如，张昌尧字岐侯，陈祖训字鸾庭，吴绍泰字子让，姜周臣字廉生，潘宗藩字墨侯，上九位，均清永嘉人。利济医院良医，兼学堂报撰述，或校对，或襄订。其院次不可考辨，生平经历及著作亦不可考。

（3）叶蓁，陈沅，陈麟，陈国琳

叶蓁字月舫，陈沅字叔涛，陈麟字湄川，陈国琳字雪岚，上四位，清乐清人。均利济医院良医，兼学堂报撰述，或校对，或襄订，或总校。其院次不可考辨，生平经历及著作亦不可考。

（4）余瑾，张诸绅，陈玉明

余瑾字召棠，张诸绅字小梅，陈玉明字觉生，上三位，清玉环人，均利济医院良医，兼学堂报撰述，或校对。其院次不可考辨，生平经历及著作亦不可考。

（5）杨炘

杨炘，字志远，清平阳人。利济医院良医，兼学堂报分校兼襄订。其院次不可考辨，生平经历及著作亦不可考。

（6）陈刚

陈刚，字毅夫，东瓯人，陈虬之侄。九年，纂辑《尊生纪要》四卷，卷一《救生编》，述损伤中毒急救；卷二《保生编》，述内外妇儿科诸疾，附《内科杂症要方》、《外科杂症要方》、《节录达生编》；卷三《卫生编》，述四季调摄、行旅调摄、饮食宜忌、食毒解毒，附《补食禁》、《孕妇食忌》；所附《治生辑要》作卷四，又题《治生编》。九年温州务本书局石印，卷端署：东瓯陈刚毅夫纂辑。吕渭英为撰《尊生纪要序》，有曰：“昔吾友陈蛰庐孝廉，名医也，生平所著书甚伙而于医尤精。蛰庐归后，其犹子刚克绍家学，寝馈医籍历有年矣。今春，乃遴选医书中治疗卒暴之疾者辑为四卷，颜曰《尊生纪要》”。“陈君此书共四卷，大纲亦四举，一切暴病卒死、产难重伤、痼疾疡科等病，罔不备具。末附《治生辑要》，于起居饮食、服饰器皿，以及金石珠玉、虫鱼鸟兽、草木花果之属，凡有关于治生者，择要而录”。

（7）李芑，附：金鉴平

李芑（1876-1927），原名式夔，字淑諴，瑞安人。生于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卒于十六年丁卯（1927），享年五十二岁。《瑞安县志稿·人物》曰：“科举废后，专力诗词、书画及医籍，而医为尤精。就诊者展履盈门，相病治方，咸称神手。著有《东瓯本草》八卷。”《东瓯本草叙例》曰：“戊戌之春，散步庭际，见夫卉木蓊蔚，覆沼被隄，多不知名，心甚愧恧。于是图绘形状，鉴别气味，证之《图经》，兼据《纲目》，搜罗众品，纂辑成书，不下数百余种。取长古说，标帜俗名，庶几效古人之用心，晓生民之目耳。”是书《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不载，世所未见，温州民间藏有抄本四卷。内容取法古本草，却以西法科属分类，亦古来本草所仅有者。另著《千金方集解》、《澹户诗抄》。瑞安金鉴平，曾从学九年，协助编纂《东瓯本草》，并著《妇科经论》，未成而卒。童煜《瑞安艺术传》洪锦濂条下言，“又有李式夔，字叔諴，居隔江杏阳，亦善画工书，兼治医学，为南社乡之卓卓者。”

（8）章宜，附：章肖峰

章宜（l874-1947），字来峰，以字行，平阳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l874），卒于三十六年丁亥（1947），享年七十四岁。受业于瑞安陈虬主办的利济医学堂。业成悬壶于温州，行医四十年，名噪一时。以善用古方见称，著有《河间医话》。子肖峰，承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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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唐黼墀

唐黼墀，字叔玉，瑞安人。光绪己丑举人，从同里陈黼宸游，著有《缘督子伤寒论述注》。七、利济医学的历史影响

利济医学堂从1885年开办到1902年停办的18年间，培养了三百多名优秀的中医师，治病救人，做了不少善事，对满足民众的医疗要求和浙南地区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绝贡献。其后温州兴办永嘉中医学社和国医学社，中医教育兴盛一时，皆渊源于利济医学。利济医学堂停之后，1923年温州工商界开明人士蔡冠夫等，本着施医施药救济贫病者为宗旨，发起募办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开展慈善施医施药活动。其间，许多原为利济医院的良医，以及学医于利济医学堂和师从于利济医学堂的学员，成为了普安施医施药局常驻医师或义务医师。

1.温州中医教育兴盛

利济医学堂开中国近代中医教育模式之先河，其后徐润之两次办学，宣统元年（1909）设医学院于东瓯，四年又创松龄中医学校于平阳县金乡镇，其办学思想及学生教员、中西课本、实验实习、毕业升学、奖励等具体方法，已详第八章之第六节。二年（1913）神州医药总会晋京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医医药专门学校，192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医学教育规程案，为我国中医界申请办学立案成功之始。此后，温州便兴起中医办学的热潮。

（1）温州国医国学社

堂陈黻宸入室弟子。曾为清孝廉，福建崇安、松溪等县知事，晚年退身仕途，以医为业。办学宗旨重视国学与中医的密切关系，强调掌握国学是学医的基础。学校学制三年，分住读、走读两班，每班20人。上午授课，下午治疗实习，实习场地是池氏自办的诊所，晚上讲授国学。课本采用《伤寒来苏集》、《温病条辨》、《世补斋医书》等较通俗的中医著作。1947年，池氏逝世，学校停办。

（2）温州国医学校

绪十三年（1887），曾在利济医院学堂深造，擅长内科，性格怪僻、为人不拘小节，时人称为金痴，并以此称呼闻名于浙南各地。学校学制四年，以讲授中医经典为主，并开设有解剖、生理等课。共招4期学生，每期20余人。该校系金、潘个人集资所办，因经费不济，于1937年停办。

（3）宗景国医专修社

教，男女兼收，培养生徒，宣传中医科学化。其教学注重基本功培养，循序渐进，主张中西合参，取长

1933年，南宗景创办宗景国医专修社，自任社长，上海中国医学院同学、瑞安名医秦肇封任助1933年，金慎之、潘澄濂于温州市区建立温州国医学校。金慎之，原名志康，字任之，生于清光1926年，池虬于温州市区建立温州国医国学社。池虬，又名仲霖，字源翰，晚号苏翁，利济医学

补短，主张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学校共招学生4期，每期数十人不等。南氏自编教材，毕业学生多为今浙南一带中医骨干。专修社满一周年时，曾出版《温州宗景国医专修社一周年纪念特刊》，蔡元培、陆渊雷等名流纷纷题词祝贺。1936年，学校停办，南氏先后被苏州国医专修学校与上海中国医学院聘为教授。

此外，四十年代后期，白仲英主办私立温州中医改进学社，自编自印讲义供教学之用，以《诊断学》、《病理学》等西医学科名称为名，内容则纯属中医。

温州地区的中医学校首先是思想开放，观念较新，办学者大多重视西医基础课及科学技术课的开设与教学；其次是教学方法先进，学校的教学内容能跟上社会科学文化的节奏，不落伍于其他类－30－

学校；最后就是敢于创新，出现了中西医结合、中医函授等当时国内鲜见的中医教育学校。

2.温州中医学术团体

六年（1918）十二月二十九日成立神州医学会，吴性健为。十四年（1925）成立永嘉县神州医学会，会长白仲英。影响较大的是永嘉中医公会。

永嘉中医公会成立于二十年（1931），是温州中医界同仁交流学术、切磋技艺的社会团体。公会共有会员359人，主任郑叔伦，常务理事金慎之、周怀民，会址在永嘉县城隍殿巷。根据二十五年一月国民明令公布的《中医条例》和二十六年五月修正公布的《中医审查规则》，于二十八年进行社会团体整顿，保留150人的会员资格，并整理成《永嘉中医公会会员录》。

《永嘉中医公会会员录》一册，永嘉县中医公会整理会办事处编，二十八年（1939）刊行，铅印十一页。内容包括：整理员告示、二十五年一月国民中医条例、二十六年五月修正公布的中医审查规则、永嘉县中医公会会员录、永嘉县中医公会章程。会员名录有方鼎如、池仲霖、沙骥夫、邱菊初、南宗景、陆幹夫、徐堇侯、杨伯畴、潘澄濂、郑友陶、白文俊、李兰生等温州名中医一百五十人，分别记载科别、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和住址等。

二十九年（1940）11月，永嘉中医公会任侠民，常委李明钦、吴国栋等。三十五年（1946），李明钦代理事长。

各县亦有中医学术团体，如二十六年（1937）成立国医馆浙江省平阳县支馆，馆长陈仲彬。同年又成立平阳县中医公会，陈京；三十一年改组为中医师公会，理事长苏元。

3.郑骏父子编纂《乞法全书》

郑骏（1867-1949），又名骏声，字缉甫，别号乞法老人，瑞安人，居城关金带桥。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1867），卒于三十八年己丑（1949），享年八十三岁。为陈虬门人，利济医院良医、学堂报总校。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酷爱书法，曾手抄《史记》全部，在温州江心屿展览而轰动一时。郑骏熟习医学经典，寻求古训而不拘泥古法，注重临床实践，对医术则精益求精，临症必认真记载病历，并能根据气候环境变化，探求与疾病间的关系，针对性地提出预防与治疗的措施。

勤于行医诊疾同时，郑氏多方收集资料，著书立说、垂教后人，著《乞法全书》十四种，其中《经释》、《脏腑求真》、《伤寒方论》、《医学循循集》、《脏腑解剖图说》、《释药分类》、《医学仅见》成于十六年前，后又增编《三焦释迷》、《伤寒论读法》、《金匮读法》、《金匮方法》、《生殖释疑》、《精释》、《道德经释》七种，至三十三年方最终告成，凡五十余万言。

编著《乞法全书》后增七种时，郑氏已逾古稀，年事已高，体力目力不支，部分内容是其子郑叔岳相助完成的。郑叔岳幼承家学，年届弱冠就在全省中医考试中脱颖而出，获甲等医生执照，长内科，曾任瑞安利济院施诊所主任，瑞安国医支馆馆长等职，系郑门世医第二代传人。著有《温病治验》一卷。于此，池志徵曾评说道：“缉甫行医之暇，闭门著述，更益以平日所经验，故所著书皆博赅精实。父作子述，一家自有渊源，三十年来活人无算，大有疗废起疴之誉”。

郑缉甫异常看重这部凝聚父子两代心血、历时三十多年完成的著作，在后记中特意强调：“余编此书煞费苦心，原为开启后学起见，但可为知心者道。凡有不知我心者，虽通人才子切勿开此卷也。”

池志徵赞赏《乞法全书》，为之作序曰：“此书彰明隐奥，方法之辨厘然各当，其识当不在柯韵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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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其言甚是也。”还说，当年利济医院人才济济，善医之士能著书立说者不下数十人，“唯缉甫最为明辨审问、繁称博引”。

《乞法全书》为利济医学的重要科研成果，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现有抄本存世，由郑门第三代传人、瑞安市中医院退休老中医郑中坚先生收藏。日前，郑门传人、瑞安市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郑逢民先生正着手整理全书，已出版面世，以饷世人，使利济薪火传承不断，烛照后人。

4.郑叔纶编纂《修正丸散膏丹配制法全集》

郑叔纶，永嘉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4），胡鑫弟子。曾任永嘉县中医公会、浙江第四监狱中医官、永嘉县利济医院院长，后受聘于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任常驻医师。

二十年（1931），永嘉县药业同业公会李燕甫主持召开药业同人会议，讨论药品改良制合，矫正备中药店备有传抄的“丸散簿”疏漏谬误之流弊，发起编纂《修正丸散膏丹配制法全集》，发起人为温州二十家药号，郑氏应邀为编次者。次年书成，由温州药业同业公会刊行，温州美本印务局印刷，铅印线装本，今存。

《修正丸散膏丹配制法全集》由温州药业同业公会二十一年刊行，发起人为温州二十家药号；编次者为郑叔纶；审正者为池仲霖、陆建之、杨伯畴，校正者为陆幹夫、张玉生、郑平州、郑友陶、刘玉如、潘棣辉等，参阅者为白仲英、李伯琦、邱菊初、薛立夫、金慎之、方鼎如等，还有药业参校者郑友仁。上署名诸人均为普安施医施药局常驻医师或业务医师，池仲霖、刘玉如原为利济医院良医，金慎之学医于利济，郑叔纶为胡鑫弟子，胡鑫既为利济医院院次济一，又为医学堂教习、纂修，还是陈虬之婿，后为普安施医施药局医务股主任及义务医师。故此书不仅是集体智慧的成果，也是利济医院和普安施医施药局的成果。书前有编次者郑叔纶自序和池源瀚序；书中列三百五十方，成为当时温州五县医药界公认的成药制作标准；书后附录温州市统一“处方应付”，对当时药业的药品配制，医者的处方用药，都起到了统一规范的作用，甚至病家亦可因病索方，购药治疗。

池虬为之序曰，“郑生叔纶承药界同人之聘，修正丸散膏丹胶酒诸种类，纲举目张，条分缕晰，于药品之讹错者，制法之不合者，一一考证方义，详为釐订，辑成专编”。“余浏览一过，见其门类周详，条例简括，窃意是编一出，行医者有所根据而立方，操业者有所凭依以制药，而病家于憔悴呻吟之际，亦可以检阅斯编，审察方药之当否。是则此编之成，其关系于民命也非浅鲜矣”。池虬既欣赏温州药界同人实事求是戮力成事的实干精神，又为郑叔纶之专心致志学业有成而万分高兴。

5.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

普安施医施药局与利济医学堂有着深深的历史渊源，更是将利济医院高尚的医德医风和慈善义举发扬光大，薪火相传。利济医院章程明文规定“减润应诊，以其广道便民”和普安施医施药局倡言“凡遇贫而病者，无论就诊、出诊、施医给药，不取分文”的宗旨，都是深受当时浙南贫苦民众的欢迎。其次是人事的关联，普安名医大多直接或间接出自利济医学堂，或与利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普安施医施药局常驻医师徐堇候早年师从于陈黻宸；普安施医施药局常驻医师任侠民、沙骥夫，均师从于池虬。这种联系使普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利济的继承人。

利济医院和医学堂对温州中医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不仅满足民众的医疗要求，所培养的三百多名优秀的中医人员成为清末民初温州中医界的骨干，使利济的医学思想和实践深入到中医界的方方面面，他们治病救人，著书立说，带徒授业，传承发扬中医学术，规范医药配方，对浙南闽北地区－32－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绝贡献，也使利济精神传承不衰。

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采用现代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制度，有一整套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模式，形成专门机构，其办学理念、运作方式、教学计划、运作过程等，都有鲜明的特色。此后温州中医教育兴盛一时，皆渊源于利济。十二年温州民间募办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许多原利济医院良医及学医和师从于利济医学堂的学员，成为了普安施医施药局常驻医师或义务医师。普安开展慈善施医施药活动，办医宗旨直接取法于利济，普安是利济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中医以个体行医为主的执业形式，在西医的冲击、引导下，也开始出现诊所、医院之类的中医医疗联合体。利济医院这种办医模式也在其后日益普遍，民间中医机构纷纷涌现，也与利济不无关系。尽管不足以冲击个体行医的主流，这种适应商品经济社会、有助于学术交流和进步的医疗形式还是稳步发展，日渐壮大，最终成为主要医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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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中医教育及临床近现代化先驱

——利济医学院堂

朱德明

（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中国近现代中医药教育事业历经清末、北洋、三个政权统治时期，官办、民办中医药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呈现华夏大地，其中当以1885年由陈虬创办的浙江瑞安利济医学堂为嚆矢。利济医学堂、医院坐落于瑞安杨衙里。翌年创办《利济学堂报》。18年，戊戌变法后，报馆停办，学堂关闭。1901年，陈虬发行“利济医院股份票”，独力承办利济医院。1904年，陈虬仙逝，医学堂停办，医院继续运营。抗战初期医院解散，院舍并入瑞安社会救济院。1949—1958年，改称瑞安社会福利院。1958年8月，在旧址内开办瑞安福利电器设备厂，直至2001年，修复了利济医学堂、医院旧址。2006年5月25日，利济医学堂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利济医学堂办学思想开放，制定了一套新式管理制度。重视西医基础课及科学技术课的开设，自编《利济教经》等中国最早的新式教科书。教学方法先进，教学内容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出现了中西医结合的教学和临床实践模式，力图采用西方医学教育制度打破中国封建教育沉闷局面。如利济医学堂《习医章程》规定学徒入学年龄和学年。教学内容分普通课与专业课。普通课有国文、历史、音韵、书算、术数、制造、种植、体操、辞章著作、时务游历等。专业课有医学经典及各家医籍。学堂把西方舶来的医学著作及其它书籍推荐给学生作为课外阅读资料，实开中西医教学相结合的先河。学堂还注重临床实习，指导学生临症不要只开处方，还必须写好脉案。学堂还设有生药局和鲜药圃，既便于病人服药和学生实习。学堂先后培养的学生达300多人，如池志澄、陈黻宸、郑缉甫、王德馨、张景嵩、张景修、何迪启、陈伟典、林獬、邱缄、张懋衍、林桑、罗庆瑱、陈兆麟、郭风鸣、胡鸣盛、陈平东、陈侠、章来峰、陈仲彬、唐黼墀、孙叔印等，他们医著等身。陈虬著有《蛰庐诊录》《利济元经》《利济医药讲义》《元经宝要》《瘟疫霍乱问答》等20多种医著。其他师生著有《卧庐医案》《白喉条辨》《燥气总论》《燥气验案》《本草时义》《陈季子医案》《河间医话》《传家验方》《医林心法》《卧庐医案》《缘督子伤寒论述注》等。

利济医学堂师生的学术主张多刊载在16年陈虬编辑出版的《利济学堂报》上，内容有利济讲义、近政备考、时事鉴要、洋务掇闻、学蔀新录、农学琐言、艺事稗乘、商务丛谈、格致卮言、见闻近录、利济外乘、经世文传。还辟有“文录”、“院录”、“书录”3个栏目。“文录”主要刊医家论医的文章；“院录”主要刊学堂自编的医学讲义及学堂的一些规章制度；“书录”主要刊学堂教习阐述医学名著的讲稿。该报是中国最早的中医学报，也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报之一，彰显了浙派中医教育及临床近现代化先驱的内涵和风范。

利济医学堂首创教学、实习、科研为一体的办学新模式，堪称中国第一所推行改良维新、采用西方医学教育制度的新式中医学堂，导致了浙江各地先后创办了永嘉中医学社、普安施医施药局、国医学社、松龄医学堂、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温州国医国学社、温州国医学校、宗景国医专修社、宁波中医专门学校、吴兴中医补习班、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等，掀起了近现代浙派中医教育及临床近现代－34－

化的高潮，其办学理念也影响了清末及时期的、和专家学者。1902年，温州徐定超时任京师医学堂总教习，大力提倡开办医学以造就中医人才。伊始，绍兴丁甘仁呈文大总统，建议创办中医学校。17年4月，曾与陈虬等共同创办“兴浙会”的章太炎，受陈虬影响，于1936年任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时，发表了近百篇倡导国医改革和兴办中医教育论文，影响极大。20世纪30年代的浙江国医资历审查制度也汲取了利济医学堂的某些考核制度，其对近现代中国中医药教育影响深远。因此，利济医学院堂是浙派中医教育及临床近现代化的先驱，余音萦绕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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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精诚仁术普安

——记永嘉募办普安施医施药局

王庆来

（温州市中医院）

1923年，温州工商界的一批开明商绅，本着“专以施医施药救济贫病者为宗旨”，发起募办医疗

慈善机构“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1923年秋，诸商绅在城区府城殿巷（今市区广场路）租定三间民房开办试诊，1924年4月8日（释迦牟尼佛诞日）正式开诊，直至1952年，“普安局”所存在的28年中，施医施药惠及贫病者达120万人次，所支经费在50万银元以上。

一、与瑞安利济学堂之渊源

清末以还，欧风东渐，温州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及思想的前沿。光绪十一年（1885），陈虬与陈黻宸、何迪启、陈葆善在瑞安城东杨衙里创办利济医院暨学堂，这既是浙南有医院之始，也是我国近代第一所采取欧美办学制度和方法开办的新式中医学堂，比1915年上海丁甘仁所创办的“中医专门学校”要早30年。

光绪二年（1876），清与英帝国签订《烟台条约》，辟温州为通商口岸，客观上促进了温州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光绪十一年（1885），陈虬等人在瑞安城东杨衙里创办利济医院暨学堂；二十一年（15）秋，陈虬应宗源瀚之邀，在温州设立利济分医院暨学堂，并在瑞安发行利济医院股份票。

陈虬（1851-1904），原名国珍，字志三，号蛰庐，瑞安城关人。晚年居住温州。光绪己丑年（18）举人。清末改良派思想家、著名医家。

宣统三年（1911），陈虬之婿胡润之在温州城区三角门曾氏宗祠内开办利济分医院附设医学校，主课分生理、病理、治法、诊法、药学、方案等六门，胡润之与池仲霖一起主持学校事物。二位先生后皆为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医务主任及义务医师。由此成为“普安局”办医模式之雏形暨一脉相承之医学渊源。

二、初创缘起及办医宗旨

清末民初，温州城区有英国教和法国天主教教会所办的白累德医院、董若望医院和本地公益人士所办的瓯海医院等三家西医院。但虽有外国人主办的教会医院，但贫病者患病求医，乃是“延一诊，购一药，打一针，下一刀，动索数十元，迫胁于性命、呼吸间……是医院者，殆为富人设，不为贫人计。

“普安局”创办人在《募办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初创缘起》中申明：“凡人处最苦之境遇，受最苦之况味者，莫贫苦也。至贫而不幸，复罹于病，其境遇，其况味，更有不堪言状者……同人等有鉴于此，因思一救济之法，创设医药局一所，聘请医士，内设药局，凡遇贫而病者，无论就诊出诊，施医给药，不取分文，每号仅取号金铜币五枚。但经费浩繁，深愿大慈善家解囊慨助，踊跃捐输”。倡议一出，在当时温州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并深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创办人之一：蔡冠夫（1884-1970），字良桢，温州城区人。幼年丧父，家境清寒，14岁到仁大南北货行当学徒，师满留店为店员。31岁开设裕顺生号于西门，经营南北货拆－36－

兑。曾担任温州糖业公司、温州统办公司暨谦泰、等企业经理。1924-1938年担任永嘉县（今温州市）南北货业同业会会长；1931-1934年担任永嘉县商会。蔡氏尤关心劳动大众疾苦，筹创永嘉募办普安施医施药局，并被公推为董事长。1957年被选为市人民代表。

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创办人之一：陶履臣（1883-1949），字福埏，温州城区人，祖籍浙江台州。永泰钱庄经理，温州著名的金融家、慈善家。陶氏家族原为台州望族，后家道中落，其母携两儿流寓温州。陶氏在其房族“陶永盛”铜钱店学生意。1909年，在温州西门大桥头开办“陶永泰钱庄”。1935年在温州城区东门横街建成三层大楼，开设“隆泰钱庄”；1945年后，又在上海南京东路集益里创办“信和钱庄”。陶履臣为“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和“育婴堂”（现温州儿童福利院前身）主要创办人之一。

“普安局”开办之初，门、出诊号额每日不过数十号，其后逐渐增加，最多时竟达500人之数。由于求诊者日益增多，局舍与资金均感不敷应用。1927年下半年，乃以慈善组织“永善福”的名义，再行分股筹金，共募集银元10500元，在扬名坊购地建房，并于1928年6月即告竣工开诊，建成巴洛克建筑风格的五楹洋式楼房两进，前设药局，后作医室。同时又购进局西之余基，辟为鲜药圃，栽植各种鲜药，以备之需，药圃北边另筑房屋三楹，西为图书室，东为储药所，大楼西侧为花园，有假山亭台橘泉杏林，环境极为幽雅，规模颇为壮观。

三、资金募集与经费来源

开办后的“普安局”各项基金及经费都有赖社会募捐，其捐款方式：分常年和特别两种：常年捐每年固定捐助；特别捐是一次性捐助，所捐助的主要是现金，其他有房产、地基、田地、药物等等。抗战时期因抵制日货，当时温州城区中西药房所存的日货药品，一概予以没收烧毁，唯贵重药物“别直参”之类，则转送“普安局”救济贫病者急需。此外，“普安局”尚有“众业”收入，例如晏公殿巷永宁水龙社，原系民间消防组织，后亦出于对“普安局”的信任而划归其管理，收入除开支外，余数统充该局经费。“普安局”由于施医施药成绩显著，深得社会人士赞助，十三年（1924），全年募捐收入即达10000银元之巨。

“普安局”募捐对象大都是工商业户以及有钱阶级，他们事先做好全面摸底工作，哪户有钱，谁

人开明，做到心中有数。劝募工作先从城区着手，然后推至平阳、瑞安、乐清、青田、丽水、龙泉等县，乃至台州、宁波、上海、天津、江苏、福建诸省市，如浙江地方银行、瓯海实业银行、上海银行小东门分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布业公所和本地各轮局、药房、商号以及社会名流如吕文起、沈卓如，杨雨农、汪晨笙等均积极响应。

“普安局”劝募方式每年一次，由各位董事分头登门劝募，一次性认助，隔时取款，但不超越年度。自愿乐助的人，亦有不愿公开姓名便使用隐名或称“无姓氏”，该局为了防止套用之弊，规定经募人，必须注明介绍人姓名，以便登记核对。局里收入的现金除及时购进药物外，余款分存城区各大钱庄，钱庄照顾慈善事业，利率则高于一般存款。抗战时期，币值低落，温沪间航运时断时续，一有存款局里即购药物储存。有时药物不继，即设法向上海直接采办，以少受币值低落的影响。至于董事向外募捐所需住宿膳食费用，都归各董事自理，局里不予开支。

自创办以来，“普安局”从不接受官方经费补贴。1932年，永嘉县（今温州市）张感尘曾表示拟拨一笔专款援助普安局，但该局诸董事认为“要官一分钱，事事听官管”，不利于贫病救济工作，故坚决拒绝官厅资助，并自行设法采取多种渠道募集资金，逐步扩充业务。该局规定，凡认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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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以上者，局里均发给纪念章以扬仁风，在1924年至1933年的10年间，“普安局”共收到捐款银元总计73700元。

四、普安医家之学术流派

溯源中医学术流派，自金元四大家之后，代有发扬流传，各承其宗，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长期以来，“普安局”许多医家由于家学渊源，博览群书，医儒旁通，医文并茂，以致学术思想亦旁骛金元各家。有重“伤寒”或“瘟病”；有主“温热”或“寒凉”；也有“寒凉”与“温热”合参。处方用药，有以重方见胜，有以轻灵为妙。其各种学术观点，虽然不会形成“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之局面，但也有墨守成规，往往各承家技，世代相传，成为“祖传秘术”。不过各家学术流派皆具特色，不但济世利人，成为温州近代中医文化的精彩一笔，同时也丰富了温州中医学术之内涵。

王咏谷（1842—1925），温州城区人。清末民初温州名医。早年习业于药铺，继而从其母舅学医，性颖慧，虚心好学。对《瘟疫论》《临证指南》造诣尤深。平生精内妇科，尤擅时行外感疾病（俗称邪症）。其处方用药，重视时令季节，因时制宜，并以轻可去实为法，应用麻桂份量，颇少逾钱。时温州瘟疫流行，经其治愈者甚多，故时人称：“蛇篓”（温州方言“邪”与蛇同音）。曾为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义务医师。1984年，由其门生、国家名老中医潘澄濂编写的《先师王润谷医疗经验简介》在浙江省卫生厅出版的《医林荟萃》——浙江省名老中医学术经验选编第十辑中刊载。

池仲霖（1871—1947），瑞安虞池人。浙南儒医。出身名宦。曾任福建崇安、平潭、松溪等县知事，致仕后，移居永嘉郡城华盖山麓，热心于医学教育，创办“温州国医国学社”。学术源流受徐洄溪、刘河间影响甚为明显。尊崇仲景，推广伤寒，治疗疾病，详审病机，用药严整。擅长温病、血症，屡起沉疴重笃，名噪乡里。认为治温病应敢用寒凉药，如生石膏、淡竹叶、黄芩、知母之类，生平喜用麻杏石甘汤、白虎汤、竹叶石膏汤、银翘散、桑菊饮等。著有《医范》等。曾为永嘉中医公会会长、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义务医师。

胡润之（1874—1928），永嘉楠溪人。浙南名医。陈虬弟子暨长婿。后复从陈栗庵游，兼得两家之传。对于诸经典医籍，探讨有素，治学严谨，平生擅内科。著有《医林述古》等。据其自叙云：“乃汇集伤寒、内难、本草、脉学及历代名医之精要，贯穿成章，凡约二十有八篇”，由此足见其博学深研。对六淫时症燥气及白喉论治，深有造诣。曾襄助其师陈栗庵编诠《白喉条辨》《燥气总论》等医著。曾为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医务主任。

李伯琦（1878—1952），永嘉罗溪人。温州名医。治学受叶天士、朱丹溪影响，且博采诸家之长，治验殊富。善用鲜石斛、鲜生地，以及椒、梅、连、萸等为主药，灵活配伍。对于热邪不退、肝胃气痛的治疗，得心应手，自成一格。对于滋液生津、平肝清热法之应用，甚为突出，显然受朱丹溪“阴常不足而阳常有余”之影响。对于温热病，俗称“邪症”之治疗，富有经验，时人亦称其为“蛇篓”。曾为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义务医师。

方鼎如（1881—1972），平阳人。三代传医。其父凤鸣有声于乡里。嗣受业于同邑名医徐润之。年二十，悬壶于温州城区朔门。擅长内妇科。对流行性热病之治疗，主张温病、伤寒相参，不持门户之见。在学术上素仰仲景，常运用经方治疗妇科疾病。而对张景岳、陈修园、傅青主诸家，更能熟视如掌。常用桑菊酌加桂枝尖、达原饮合白虎汤，圆机活法，疗效卓显。曾为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常驻医师。1962年，被评为浙江省名老中医。

金慎之（18—1975），瑞安林垟人。曾习医于利济医学堂。融寒温论说于一炉，究古新效方于－38－

八阵。以《伤寒》《金匮》《千金》《外台》为经，以刘、朱、孟英、鞠通之学为纬，推崇《皇汉医学》，赞赏《伤寒今释》《金匮要略今释》。晚年返朴简约，服膺仲景，师法介宾。临床擅长经方复合，灵活化裁。处方用药份量奇重，如治疗脾湿，生吴萸重至三钱。曾为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义务医师。1962年，被评为浙江省名老中医。

白仲英（12—1973），祖籍平阳，生于永嘉郡城。擅长妇科杂症，尤以经、带、不孕不育见长。其学术特点，善用舒肝达郁、育阴清热法。对于崩漏症的辩证论治，有丰富经验。法取众家之长，博引马元台、朱丹溪、薛立斋、沈尧封等各家之说，并宗内经阴虚阳搏之论。用药轻灵淡雅，川黄柏常用八分，川连轻至五分，淡吴萸仅用七粒之妙。虽轻灵小方，但有轻可去实之奥妙。曾为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义务医师。1962年，被评为浙江省名老中医。

陆幹夫（16—19），温州城区人。中医名家。早年师从妇科名医马仁山暨利济名医池筱槎，尽得其传。对于急性热病之辩证施治，颇有专长。在病理生理方面，秉承中医经典理论为基础，参以西说为之结合，撰有《紫雪丹、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神犀丹四方证治异同》一文，对于上述四方在临床上的分型辩证，恰当应用，并加以阐述。从其学术见解可知，乃是温州近代中医学术革新派医家。曾为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常驻医师。

五、博施济众善行天下

自宋以来，永嘉学派的事功重商主义对温州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的重大影响，因此，其历史的积淀对温州近代工商业文明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以施医施药为特色的善举，与温州的地理区位、经济模式、文化体系以及城市精神密是不可分的，她们是相辅相成的。在温州一批工商界开明商绅的带头捐助下，对素有“善行天下”之称的温州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普安局”之“凡遇贫而病者，无论就诊、出诊、施医给药，不取分文”的宗旨与利济医院院章明文规定：“减润应诊，以其广道便民”都是深受当时浙南贫苦民众的欢迎，从而使慈善办医，救济贫病的善举得以可持续发展。

据医务主任郑平州在1934年刊行的《普安施医施药局十周征信录》序中所记述：这10年总计施诊数目共384000余号，给药计380700余剂（其中3300余号，家非赤贫，不愿受施），所给之药，如羚羊、犀角、紫雪、至宝、珠黄、参茸等贵重药品，所费颇巨。不论本城邻邑，僻壤穷乡，凡有来局求诊者，无分畛域，一一施与之。

二十年（1931）冬，温州仰义乡澄沙桥地方疫病流行，情势严重。“普安局”董事会迅即组织医疗队，由常驻医师郑平州、潘棣辉带领员工，携带贵重丹药，前往当地治疗，而获救治者十之。翌年夏天，城区发生霍乱，蔓延甚速，该局就临时增设“时疫科”，推郑平州及四位长于治疫者医员驻局应急，日夜施救，寝食不遑，所有号金、车力概行豁免，愈后不取诸患病者分文酬报。治，不取分文报酬。“普安局”对于产妇还一律动员用西法接生，对其贫苦产妇不仅药物全部免费供应，并代为煎药。例如城区窦妇桥有一产妇家贫如洗，无炉灶开火，又无亲人照顾，深夜病发，情态危急，该局闻悉，连夜派谴医师及员工，将已烹调好的别直参放在热瓶里携往救治，使产妇转危为安。

“普安局”长期为当时的温州救济院（现儿童福利院前身）、乞丐收容所、养老院等慈善机构所收容的老幼残疾人员免费承担施医施药任务。每逢灾年，还协办妇孺收容所。1929年，旧温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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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城区内外“登革热”爆发流行，严重者一户罹病多人，“普安局”医师不分昼夜上门诊

发生严重秋旱，农田龟裂，田禾憔悴，而乐清县又遭蝗虫灾害，颗粒无收，虫沙浩劫，满目疮痍，当地灾民纷纷携眷离乡，沿途求乞进城，哀泣之情，不堪寓目。“普安局”董事会极为关心，连夜召开董事紧急会议，呼吁有关部门速予救济。在该局倡议下，慈善社团“协济善堂”相互合作，成立了“协赈会”，向工商界劝募经费，并建立粥厂于群庙之内，给灾民施食，每日达6000余人，同时又在府城殿巷、山前街、丁字桥巷、应道观巷等处设立4个妇孺收容所，收容妇孺达10000多人次。

六、继往开来薪火相传

下，性质为慈善机构的“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交由温州市总工会接办。1952年3月22日，“普安

1949年5月7日，温州市区迎来和平，党和关心人民群众的健康事业。在的主导

局”更名为“温州市普安医药局”，采取自愿组合、经济、民办公助的经营方式，正式隶属于温州市卫生局直接领导。市卫生局委派周玠甫、吴国栋担任正副主任，接管并主持工作。1955年12月，经温州市批准，“温州市普安医药局”改称“温州市中医门诊部”，属全民，任侠民任主任，周玠甫、林鼎文任副主任。同时，建立了温州市中医门诊部党小组，人数仅为3人。1958年7月，温州市中医门诊部更名为温州市中医院，设址扬名坊，时任院长白仲英，开放床位30张。

二十一世纪，医院以“坚持中医特色，走中西医结合道路”为战略核心思想，强化“以病人为中心，以医疗质量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医疗业务发展如沐春风，步入了发展前进的快车道：2001年9月，医院通过省中管局等级评审顺利晋级三级乙等中医医院。2002年3月，市授予医院市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2003年7月，医院成为浙江中医学院、温州医学院教学医院。2005年5月，温州市中医院委员会成立。2007年，医院被列为浙江省中医药攀登工程名院建设单位。2008年10月，医院成为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2011年5月，医院通过省中管局等级评审，晋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2012年12月，医院通过国家中管局等级评审，晋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2015年1月，医院荣获市直属医疗单位首家省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2015年8月，医院成为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2015年11月，由医院牵头组建的温州市中医医疗集团成立。2016年6月，医院携复星集团旗下复星医药在大士门院区成立温州老年病医院，开启浙江省混合制办医新模式。2016年6月，洞头区中医院迁址并成立温州市中医院洞头分院。2016年8月，医院正式托管文成县中医院，并成立温州市中医院文成分院。

目前医院拥有四大院区，六虹桥院区为综合及核心院区；景山院区为温州康复医疗中心；水心院区为中西医妇科院区；大士门院区改制为温州老年病医院。

温州市中医院院徽标识沿用十字图形，并以抽象的手型组合成了“和平鸽”，手与鸽子的造型和十字相融，表达了人们普遍认同的和平与安宁；外框缠绕的金色藤蔓，烘托出了医院的中医特色；1923年的年份标志既是医院的历史传承，又是现代医院所肩负科技兴院的历史使命。院训及释意为：“医技求精，医德求诚，方可称之为大医！”“仁术普安”——“仁术”一词首见于《孟子·梁惠王上》，“医乃仁术”是我国古代医学界信奉的行医信念，也是为医者通过行医施药实现仁者爱人、济世救人的高尚理想；“普安”是我院前身“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之局名，体现了医院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充分表达了医院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及秉承“普安”先贤之志，祝福“普天安康”的意愿。院歌：《光荣的中医院人》东海之滨，瓯越大地，有我温馨的家园；大医精诚，仁术普安，杏林芬芳，薪火相－40－

义：“大医精诚”——选自唐·医药学家孙思邈《大医精诚》一文，“精”即医术精湛，“诚”即品德高尚。

传，誉满浙南；我们传承中华医学，博及各家医源，刻苦钻研，精勤不倦，我们诚信敬业，我们创新发展；幸福安康，生命至上，我们是光荣的中医院人，治病救人，无尚荣光。

医院愿景：展望未来，医院全体干部职工将继续秉承“大医精诚、仁术普安”之院训，坚持“中医特色，中西医结合”之办院方针，围绕“以病人为中心，以医疗质量为核心”之宗旨，打造“省内领先、全国一流”的国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实现自我超越、再创辉煌之愿景。

最后，衷心感谢各位专家领导，对我院中医事业的关心与支持！并以此文纪念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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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南马氏妇科经方流派用药特色溯源

马大正

（浙江中医药大学温州中医院）

中医领域之所以形成流派，需要有三个要素：一个学术的核心人物，由他创制的独特的学术思想或治疗风格，以及逐代传承的弟子。离开上述内容，便谈不上流派。

在浙南地区，活跃着这么一支具有使用经方治疗妇科疾病特色的医疗队伍，这便是温州马氏妇科。探究温州马氏妇科使用经方治疗妇科疾病的渊源，便会发现它是由明末至今流传十二代、历时三百年的马氏家族医学与利济医学两支源流汇合所形成的。

浙南马氏中医妇科经方流派传承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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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氏家族医学渊源

马氏家族医学产生于明代消亡时期，由传说中从宫廷带出的眼药配方在温州经营的马银潢开始，在传承至第四、五代时，眼科事业达到一个高峰，清代医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昔客东瓯，闻马氏点眼药粉为天下第一，见其修制……著效异常。”。中国历来有一种文化，称为“耕读文化”，为世人所知晓。其实，还有一种特殊的文化，这就是“医读文化”，它是医学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在马氏家族“医读文化”的熏陶下，培养出众多医家和文化名家，包括解元一人，还有书法家、画家、金石家、文字学家、诗人、古琴演奏家等等。在《影响百年中国的文化世家》一书中，共收录22个对中国100多年文化史有极大影响的家族，马氏为其中之一。马氏家族的每一代虽以治疗眼疾为业，但均以中医经典为圭皋，苦读经书，其中包括仲景的著作，这一点在第九代马兰笙自撰的书房联中得到印证：且作逍遥恰好弹流水高山阳春白雪；不求闻达时还读灵枢素问金匮玉函［3］。其时，马氏家族在温州是一个医名显赫，书画传家二百年的的大家族。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影响下，第十代马寿镇仍以眼药维生，马寿洛善于内科，马寿炯则转以妇科著名，擅长治疗女性不孕症，他的学生便有声震温州的名医陆幹夫。第十一代马立中留学日本，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我是马氏家族的第十二代，受到家风治学的影响，就读浙江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也一直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研习，未曾放弃。温州电视台拍摄、播放六集纪录片——书画传家三百年，电视台在《我有传家宝》节目，播出书画传家三百年（另一作品）。

二、利济医学源流

陈虬（1851-1904）和陈黻宸等人于1885年创办我国最早的民间中医学校——利济医学堂。陈虬刻苦钻研《内》《难》，重视《伤寒》《金匮》。利济医学堂教授必读课程中就包括《伤寒贯珠集》和《金匮心典》。胡润之是陈虬长婿暨门生，利济医院的良医，1909年与池源瀚一起于在温州开设利济分医院附设医学校。在利济医学堂中就读的诸多学生中，章来峰（1872-1945）和金慎之（1887-1975）为楚翘之一。章来峰一生读书无数，六十来岁案头仅存《伤寒》《金匮》和《临证指南医案》，金慎之对仲景之学研究颇深，精究内妇科，号称经方派。

分医院作为“普安局”的办医模式，在学术上起到承前启后作用。普安局分常驻医生、义务医生或特（16-19）、白仲英（12-1973，专事妇科，评为省名老中医）、徐堇侯（15-1979，师从陈黻宸，擅内、妇科，号称东瓯才子）、潘澄濂（1910-1993，著名中医学家、省四大名老中医之一）、陆芷青（1918-2006，全国500位名老中医之一）、任侠民、吴国栋、谷振声等等，可谓人材济济。吴国栋（1912-1993）1934年毕业于苏州国医学校，曾聘为普安局常驻医生。当时他初出茅庐，并无临床实践，在普安局名医荟萃之地，耳濡目染，虚心向先辈们求教，尤耽于仲景之说。当时他困惑于金慎之用药之猛烈与白仲英用药之轻灵，而均能愈疾，譬如吴茱萸，金慎之动则数钱，而白仲英仅用几粒还水泡七次入煎。吴如入五里云雾而不可知。金、白两老互不服气，为得到真知，吴对金老说：“白老说你吴茱萸胡乱重用，要出事的。”金老说：“舌头伸出像水牛口舌一样白滑，寒湿内阻，非重用吴茱萸不可。吴对白老说：“金老说你吴茱萸用几粒还水泡，治不好病。”白老说：“妇女肝气郁结，要疏肝理气，吴茱萸几粒便可。”吴国栋在普安局里向先贤学到了许多珍贵的学问。经方的学习一定要通过临床实践，由于药味少而精，价格便宜，常遭患者嫌弃。当时吴国栋身兼为监狱患者义务出诊治病，这便成为他大胆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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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以下简称“普安局”）开诊，胡润之、池源瀚为医务主任，并将利济

约医生，章来峰和金慎之（后评为省名老中医）均为为义务医生。此外，精通仲景学说的还有陆幹夫

用、学习经方的最好机会，况且经方的简、廉，正好符合普安局施医施药的要求。

院。1963－1993年吴国栋任温州市中医院门诊部主任，中医妇科主任，此时他在临床上已经娴熟运用30多张经方治疗妇科疾病，疗效颇佳，成为他的临证特色。

三、家学及利济医学对我的影响

指定的高级中医师吴国栋主任的学术继承人，为期3年。在学习期间，努力学习、整理先生在妇科领域运用经方的经验，发表文章，受到省卫生厅的表彰（嘉奖《辞源》一套）。

状况已经远远落后日本，表现在：①经方推广运用。②经方剂型改革。③经方药理研究三方面。于

1994年我赴日本参加第四届国际亚洲传统医学大会，会议期间发现我国推广运用仲景方剂的1982年我浙江中医学院毕业分配至温州市中医院从事中医妇科工作，次年成为浙江省卫生厅1953年吴国栋任中医师协会主任委员，并受卫生局委托，接管普安局，逐步改制为温州市中医

是下定决心，要在中医妇科领域研究拓展使用经方。于是《伤寒杂病论》时不释手，殚精竭虑，日夜揣摩，耿耿于怀，拳拳于心，常推被而起，录之于笺，验之于症，起病每多霍然。张仲景经方计260首，《金匮》妇人病三篇仅有方剂36首，治疗妇科疾病28种。我经过24载的努力，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71万字的《妇科证治经方心裁》。国医大师何任教授欣然为此书题辞。全书运用经方206首，比原书增加5.7倍；治疗妇科疾病135多种，比原书增加4.8倍；收录验案580多则，解决了诸多妇科疑难杂症。该书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二等奖。在与人民卫生出版社已经签署的10部“马大正中医妇科书系”出版合同中，还有一部《马大正妇科医案·经方卷》即将出版。

我先后发表关于经方的文章36篇，代表性文章为刊载于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年第10期的“论经方在妇科领域的拓展应用”，发表关于经方的演讲20场次，其中一次在德国的法兰克福。2017年6月28日我给全国中医妇科流派年会发稿，题为“读经必致用，经外下功夫”，文中提到形成于南宋的著名的哲学流派——永嘉学派所提倡的事功之学。我之所以学习和使用经方，无不受到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无形影响。

养出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四名，以及第三批、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继承人四名，市级学术继承人二名。第二代接收和正在培养学习的学生19人。由于马氏医学源远流长，2016年马氏传统中医成为温州市公布的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于运用经方治疗妇科疾病，是马氏妇科不同于其他妇科的重要特色，因此，在我的临床实践、2011年12月18日医院举办“马氏妇科学术传承暨拜师仪式”，目前已经传承了两代，第一代培

教学、病房会诊时，多以经方治疗为首选，促使学生掌握妇科领域经方的使用。至今，学生总结我运用经方发表的文章有24篇，根据我运用经方的经验成功申报课题有6项。

在我国，目前广泛运用经方治疗妇科疾病的医家已很少见，以经方作为临证特色，传承相传的，更为罕见。

总结浙南马氏妇科临床运用经方特色的渊源，一是受到家学推崇经典，深研仲景之学的影响；二是与利济医学堂重视仲景学说的传播，培养精究仲景学说的学者，医灯续焰，代有传人，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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