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南开大学新闻学传播学考博真题及考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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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明教育506大印老师 联合各大新传名校导师及考博状元联合整理

2019年9月10日星期日

【温馨解析】就以北京地区为例，招生新闻传播博士的院校就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博与考研不同，博士阶段的入学考试主要侧重考察考生对理论的运用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基本的研究潜力，也就是研究方法。

1.试述初年新闻事业的繁荣及其原因。 【育明教育参】

(1)初年新闻事业繁荣的表现

中华成立后，中国新闻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有人把武昌后的半年 称为“报界的黄金时代”。新闻事业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报刊种数剧增。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录，在武昌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 由100多家猛增至500家。另据1912年北京内务部公布的报告说，从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到10月22日的8个月内，在内务部注册立案的北京报纸有家。

②报刊销数猛增。《中国报学史》记录，武昌后半年内，全国报纸总销数达到4200 万份，这个数字超过了历史最高记录。

(2)初年新闻事业大发展的原因

①旧的禁令废除。武昌后，所谓的《大清报律》等法规形同虚设，办报和束缚

办报人手脚的各种禁令，大多自行废弛。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内务部通电全国新闻界宣布：“满清行用之报律，军兴以来，未经明白宣示，自无继续之效力。”至于前清的《著作权章程》，因其没有同国体相抵触的内容，决定在未颁行新的著作权法前暂时援用。

②新的自由新闻法律体系在中国的建立。1912年中华成立后，南京临时立即 通过立法手段建立起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 一是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载人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中，如1912年3月11日颁行的《中华民 国临时约法》第2章第6条第4款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二是颁布有利于新闻事业发展的法律、法令，促进新闻事业的繁荣。

③党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和推动。在辛亥进行中和中华成立后，党立刻 在其所控制的地区，按照言论出版自由的理念，建立起自由新闻。各地政权机关都在所 颁布的法令和签署的协定中，写有保护言论出版自由之类的条款。

④“暂行报律”事件的影响。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针对《大清报律》废止后报刊出版无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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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由内务部参事林长民草拟了一个简单的条例《中华暂行报律》。但有关电文发至上海的中国报界俱进会后，立即遭到了该会和新闻界的一致反对。孙中山基于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尊重，以及法律文件的制定必须经过参议院，不得违反程序的原则，下令取消了该报律。“暂行报律”被撤销一事，加深了人们对言论出版自由的 认同。

⑤国人与业界对报刊和报人的过高期待和自诩。新创办的报刊，无不以天然的“之 母”、“的代表”、“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自居，极力宣扬在民主制度下，“报馆 与、总统府平等对待，其性质与参议院均同为监督公仆之机关”，“共和国之最高势力在”，而新闻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应担负起监督和指导国民的职责。报刊不仅可以批评，甚至可以指名道姓地斥责总统，这与封建社会的强烈反差，使一些知识分子或政客过于热衷或迷信创办报刊。

2.简述“癸丑报灾”的前因后果。

【育明教育解析】“癸丑报灾”是指“二次”失败后袁世凯对新闻界的大扫荡。“二次”失败之后，袁世凯宣布为“乱党”，凡系统的报刊一律扣以“乱党报纸”的罪名而查封。据统计，到1913年底，报刊减少三分之一，报批被捕被害， “癸丑报灾”是中国新闻史上对报业的一次沉重打击。

【育明教育参】

“癸丑报灾”是指“二次”失败后袁世凯对新闻界的大扫荡。“二次”失败之后，袁世凯宣布为“乱党”，凡系统的报刊一律扣以“乱党报纸”的罪名而查封。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长沙、成都、福州、南昌、开封等地的系统的报刊全部被查封。非系统的报刊，只要有碍袁世凯的统治，也被乘机剿灭。一些本来拥袁的报纸也有因“城门失火”被殃及者。

(1)在北京，《超然报》本是军阀江朝宗津贴的报纸，因刊登《顺天府中之黑幕》一则消息, 被赵秉钧指为“诋毁军人名誉”而被查封。政治上相当保守的《正宗爱国报》，因一个编辑写时评中有“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若为个人，可谋生之处甚多，何必从军”等语，就被扣上“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而被查封，该报社长丁宝臣后来也遭到杀。

(2)在广州，袁世凯的代理人龙济光在一天之内就查封了《中国日报》、《平民报》、《中原报》、《民生报》、《讨袁报》、《觉魂报》等六家反袁的报纸。教会报纸《震旦报》因言论激烈而被封，发行人康仲荦被杀。一向“拥护”的《粤声报》、《民治报》、《公论报》 等，因被怀疑与的粤军和民军有关连，也先后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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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福州，《福建民报》、《群报》、《共和报》等被封，主笔被捕。

(4)在开封，《民立报》编辑敖瘦蝉撰写了一幅悼念宋教仁的挽联：“目中竞无拿破仑，宜公先死；地下如逢张振武，说我就来。”这副对联发表后，敖瘦蝉被袁世凯的爪牙逮捕并决。

(5)上海的情况稍有不同。《民立报》、《民权报》、《民强报》、《天铎报》、《国民日报》等报纸，因在上海租界内出版，袁世凯无权直接查封，但由内务部明令各地“禁止售卖”，致使这些报纸发行受阻，印数骤降至几百份，因经济上难以维持而被迫停刊。《中华民报》则因总编辑邓家彦被袁世凯咨请租界当局逮捕、判刑而停刊。

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较之元年的500家锐减300多家，北京的上百家报纸也只剩下20余家。报刊减少三分之一，报批被捕被害， “癸丑报灾”是中国新闻史上对报业的一次沉重打击。

3.简介袁世凯对报界的控制手段和报界的反抗情况。 【育明教育参】

(1)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之后，表面上赞成共和，暗地里却用极其狡猾的手段实行专政，用尽各种方法试图控制报界，使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局面戛然终止。

①创办御用报纸，收买报纸、报人

在袁世凯上台之初主要采取创办御用报纸和收买报纸报人以为己用等手段。袁世凯创办 或接办的御用报刊，在北京主要有新创办的《国权报》、《金刚报》和《亚细亚日报》，在上海主要有接办的《神州日报》，在广州主要有接办的《时敏报》，在长沙主要有新创办的《国民新报》等。在这些报纸中，影响较大的是北京的《亚细亚日报》和上海的《神州日报》。

②摧残报刊

对一批追求民主、立场坚定的报刊，袁世凯则毫不留情地进行与摧残。尤其是 在“二次”失败后，袁世凯借军事胜利之淫威，对系统的报刊以及其他异己 报刊大肆摧残，酿成了“癸丑报灾”。

③制定法律法规，钳制新闻事业

袁世凯在其统治地位稍稍巩固后，又以总统、及其组成部门、各级地方的 名义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进一步钳制报界，如发布《报纸条例》、《出版法》等，严苛程度甚至甚于清。

(2)袁世凯对报业的压制，引起了报业的强烈反弹。很多报纸冲破禁锢，揭露袁世凯的阴谋。 ①宋教仁被刺杀的第二天起，上海《民立报》就每天以整版篇幅连续报道宋案经过。刊 登凶手供词和袁党往来的密电，用事实证明袁世凯就是刺宋的元凶。与此同时，广州、北京 等地的报纸也出版了反袁讨袁的专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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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一些非党报纸也加入了反袁行列。

②“二次”之后，孙中山东渡日本，重组“中华党”，并在日本东京创办《》杂志和《甲寅》杂志，进行反袁宣传。接着，他领导的中华党又在海外其他地区和国内上海创办报刊或将当地的华侨报刊改组为报刊，建立起反袁的宣传阵地，如《日报》在国内竖起反袁世凯的宣传大旗。

③袁世凯宣布筹办帝制后，原先拥袁、亲袁的报纸和报人，也转而加人了反袁行列。著 名报人梁启超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复辟帝制，一些历来比较保守的老牌资 产阶级报纸也改变态度支持反袁。真正为袁世凯称帝作鼓吹的，最后只剩下《亚细亚日报》 等几家御用报纸而已。

4.试析初年新闻业务的进步及其原因。 【育明教育参】

(1)初年新闻业务进步的表现

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实行言论禁锢，因而各报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搞好新闻 报道上，从而使新闻报道工作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新闻业务的发展。

①新闻报道工作加强

a．报纸上消息的比重加大，电讯增多。一些重要的电讯还用大号字排出，并在字旁加 圈加点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个别大报还派出了驻国外的记者，加强了国际新闻的报道。如 《申报》实行不偏不倚，轻言论重新闻的编辑方针，对于重要政治问题，一般只报道、少评论或者不评论。用大量北京专电等政治新闻补充言论的不足。还增设多种专刊、专栏，加重报纸的知识性、趣味性。在欧美各国都有特聘通讯员，增加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

b.新闻通讯走向成熟。报纸开始了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转变。夹叙夹议的新闻通讯这种新的报道体裁开始走向成熟，深受读者欢迎。各大报不惜重金聘请有才干、有经验的记者常驻北京，以专电的形式独家报道的政治新闻。

c.经济新闻报道加强。一战期间，我国的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因而有的报纸，特别是商业报纸还加强了经济新闻的报道。如上海的《新闻报》以工商界和普通市民为主要发行对象，着重开拓经济新闻。1921年元旦创刊的《商报》，也以经济新闻报道与评论为长，对国内外金融行情详加介绍。

d.新闻摄影照片在报纸上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一些报纸还刊出时事性插画或定 期出版图画附张。 ②新闻通讯事业的发展

成立以后，新闻通讯社真正发展起来。1913年至1918年的五六年内，新创办的通 讯社不下20家，这些通讯社的规模一般都不大，有的只有一两个访员，用复写或油印方式向有限的几家报刊发稿。在经济上，大多靠官僚政客和资本家的津贴来维持，也有个别是自由撰稿人办的。在这些通讯社中，邵飘萍主办的东京通讯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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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编译社办得最为成功。

③副刊有了大的发展

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报纸上大行其道。民初以后，有更多的报纸开辟副刊，刊登文学作品 和茶余饭后的消闲性文字来吸引读者。其中如《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 等，影响都很大。

(2)初年新闻业务的进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①经济的发展、市场的需求；

②新闻业务的进步也得益于通讯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提高，这一点在新闻图片的大量而广 泛的运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③的高潮过去之后，在迷惘和失望之中，鸳鸯蝴蝶派开始风行于中国的文坛和报坛，他们借助报纸的副刊大行其道，因此副刊得到很大发展；

④新闻地位的提高和新闻报道受到重视也是新闻业务进步的一个原因。

5.简述黄远生的新闻业务活动特点和新闻思想。

【育明教育解析】在新闻业务上，黄远生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而著称，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在新闻思想方面，黄远生并没有提出系统的新闻理论，其理念散见于其作品之中，不乏闪光点。

【育明教育参】

黄远生是初年出现的名记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新闻业务活动特点和新闻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新闻业务上，黄远生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而著称，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 黄远生的新闻通讯有三个特点：

①题材重大，记载翔实。黄远生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他的新闻通讯所报道的大都是重大政治新闻，或是人们欲知而不得知的内幕新闻。由于他对于政坛比较熟悉， 因而能采访到许多别人采访不到的重大新闻和内幕新闻。

②分析深刻，见解独到。黄远生在进行新闻通讯的写作上，对新闻背景、事件内幕的挖 掘与分析，常入木三分。

③文笔生动、亦庄亦谐。他的通讯大多涉及政坛人士，对他们的描绘生动形象，于诙谐 中透出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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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黄远生的通讯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历史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又基本具备了现代通 讯的基本特点，即真实性、新闻性、生动性、评论性。他的新闻通讯写作实践，在中国新闻 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2)在新闻思想方面，黄远生并没有提出系统的新闻理论，但他的一些理念，散见于作品之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报纸应“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他认为报馆作为机关，其使命应为“救国兴邦”。

②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他主张尽可能客观报道，不以自己的主张轻易 否定排斥他人的主张，在没有大量确凿事实之前，不要轻易发议论，可以把事实摆出来，以 提供今天或者将来作参考。为了新闻事件的真实，黄远生特别重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反对 一些新闻记者以传闻为新闻、面壁虚造的做法，更反对“一人杜撰，万报誊写”。

③记者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和基本功的训练，做到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所谓“能想”，就是“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所谓“能奔走”，就是“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所在，以时访接”；所谓“能听”，就是“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所谓“能写”，就是“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风度”。这既是黄远生对记者的要求，也是他自身经验的总结。黄远生强调，记者要加强 “种种素养”：广博的知识与经验，正确的分析思考能力；广泛地接触社会，加强活动能力；深入调查研究，善于触类旁通，分析事物的能力；注重事实，恰如其分地叙述能力。

6.初年有哪些比较著名的记者，他们各自的新闻经历如何？

【育明教育解析】初年，由于政论的萎缩和新闻通讯的兴起，诞生了一批以新闻通讯著称的记者。主要有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张季鸾等。

【育明教育参】

初年，由于政论的萎缩和新闻通讯的兴起，诞生了一批以新闻通讯著称的记者。主要有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张季鸾等。

(1)黄远生

黄远生（1885—1915)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出生于书香家庭。辛亥后，1912年在北京创办并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了记者生涯。其后编辑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月刊，并担任上海《时报》、《申报》和《亚细亚报》的特约记者，还常在《东方杂志》、《论衡》杂志、《国民公报》上发表文章。黄远生正式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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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三四年的光景，可是他以深厚的中西学基础、高超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卓越的采访写作技巧成为民初新闻记者的巨擘，被誉为“报界之奇才”，与刘少少、徐彬彬（凌霄）有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

袁世凯称帝期间，袁氏想借重他在界的声望，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 撰述。黄远生坚辞不就，由北京避到上海，并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公开表示在国体问题上“与贵报主义不合”。为了避祸，他只好远走美国，1915年12月25日晚上，在旧金山被中华党方面杀，年仅31岁。所作通讯评论作品，后辑为《远生遗著》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黄远生在他不长的新闻生涯中，创造了新闻通讯这一文体并将其运用的炉火纯青，为新 闻业务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清，后改名振青，字飘萍，笔名阿平、素昧平生，浙江金华人。曾任《申报》特约通讯员。1912在杭州与辛亥时期著名报人杭辛斋合作创办《汉 民日报》，任主编，以才华过人受到同行爱重，被推为省报界公会干事长。因不时抨击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和罪行，1914年报纸被查封，邵被捕。经营救出狱后，邵飘萍逃亡日本，人日本法政学院，并组织东京通讯社。1915年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邵飘萍立即驰报国内。1915年年底，返回上海，应邀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主笔，抨击袁世凯称帝。袁倒台后，邵接受《申报》聘请，担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负责撰写“北京特别通讯”。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开始办报生涯。1919年因触怒段祺瑞，报纸被查封，邵被迫再次日本，应聘为《朝日新闻》工作。1920年下半年，段下台，邵回北京恢复 《京报》。

邵飘萍是时期非常著名的新闻记者，以善于采访著称，常能访到独家新闻。同时期 的张季鸾曾评价“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中国有报纸52年，足当新闻外交而无愧者仅得二人，一为黄远生，一即邵飘萍'邵飘萍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随时处于临战状态，新闻触觉灵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关于一战期间中德断交这样的重大新闻，就是他在不经意间听到一个电话得来的。另外在新闻工作中，广泛交游，随机应变，掌握心理，把握战机，都是他获得独家新闻的重要技巧和手段。他从事新闻14年，其中获得的比较重大的新闻还有金佛郎案、府院之争等社会重大政治、经济、外交新闻。

(3)刘少少

刘少少（1870—1929),字少珊，笔名少少，湖南善化人。民初北京的著名记者，有“怪 杰”之称。出身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求学于岳麓书院。1905年留日，学法政，曾协助杨度主办《中国新报》。1909年回国后，应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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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北京《帝国日报》编辑，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义，以“少少”为笔名，撰写政论，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武昌后，一度返湖南，任共和党报纸《湖南新报》和杨怀中、徐特立等教育界人士主办的《公言》杂志的编辑、记者、主笔。北京《亚细亚日报》初创时，被聘为主笔，主写时评。1915年，上海《亚细亚日报》欲聘其为主笔，遭他拒绝。袁世凯称帝明谋暴露后，他拒绝了袁世凯的收买，走避天津，并发表文章反对帝制，遭到通缉。1918年应聘到北大任教，研究道家学说。刘少少一生在政治上较为保守，但是他的文章独辟溪径，庄谐杂出，时有新意，为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所欣赏。

⑷徐彬彬

徐彬彬（1888—1961),民初著名的新闻记者，江苏宜兴人，原名凌霄，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是初年的著名记者和剧评专栏作家。徐彬彬由于家庭影响，成人后多同君主立宪派人物往来。黄远生遇刺身亡后，徐凌霄于1916年继黄远生任上海《申报》、《时报》的驻京特派记者，长期为两报撰写北京通讯和随笔。徐彬彬长于文学，娴于经史，熟悉历史掌故，因而他撰写的通讯文笔优美而又富于情趣，深受读者欢迎。由他创作的纪实小说《古城 返照记》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在《时报》连载，一时好评如潮。另外，他对京剧颇有研究，所撰剧评多有创见。20世纪30年代起，徐彬彬长期担任天津《大公报》副刊主编，在《凌霄随笔》、《凌霄汉阁笔记》等栏目连载文史短文，介绍我国文物、典章制度和历史掌故，30年代以后徐凌霄又任《大公报》副刊、《戏剧周刊》、《北京》副刊和《小公园》的主编，设立了“凌霄随笔”、“凌霄汉阁谈苔”、“凌霄汉阁笔记”、“凌霄汉阁随笔”等专栏，写出的随笔融时事、经史和历史掌故于一体，颇受读者欢迎。他用彬彬笔名采写的通讯，以内容隽趣、文笔晓畅著称，尤其是他熟悉民初一些政治要员的身世经历，所写通讯常能运用有趣的内幕材料，以此深受读者欢迎。著有《凌霄随笔》、《凌霄汉阁随笔》、《凌霄一士随笔》等，与黄远生、刘少少一道被称为“民初三大名记者”。

(5)林白水

林白水（1874—1926),原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福建闽县人，曾留学日本。1901 年6月，任《杭州白话报》主笔，1903年与蔡元培合办《俄事警闻》，之后又参与创办《警钟日报》。1917年起，先后在北京创办《公言报》、《新社会报》、《社会日报》等报，自任社长兼总编辑。早年倾向，袁世凯当政后，任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袁世凯倒 台后，又被委任参政院参政。1917年起，开始专注于办报。此后到1926年，是他发表政论、时评、小品文等作品最多的时期。他的文章，“或臧否时事，或月旦人物，夹叙夹议，文采飞扬，谈笑从容，庄谐杂出”，“他的评论文章，感觉敏锐，识见精到，能言人所不敢言，而且热情似火，笔致如大江奔流，被侪辈称之为‘如云驱电掣，如风马之驰’”。他的文风个性明显，非常敢言，“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所办《新社会报》曾因报道吴佩孚搬运飞机及盐余公债黑幕等消息，被徐世昌查禁，1922年又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被查封，他也一度被捕。出狱后即将《新社会报》改名《社会日报》继续出版，并宣称：“自今伊始，斩去‘新社会报’之新字，所以自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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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季鸾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笔名一苇、榆民等，陕西榆林人。曾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后留学日本，创办《夏声》杂志，1911年归国，任《民立报》编辑。1912年初，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他在报上秉笔直书，被袁世凯逮捕，囚禁三个月。袁世凯死后，出任《中华新报》总编辑, 又因揭露段祺瑞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再陷囹圄，后经各方营救获释。 1926年后，因与吴鼎昌、胡政之一起接办天津《大公报》，任主笔，其名气才开始日渐变大。

张季鸾既有中国士人的流风余韵，又有现代报人的广博知识。写评论文章，注意时效性， 追求新闻价值基础上的评论价值；追求预见性，洞悉时局与事态的本质及趋势；注重逻辑性， 文章结构严谨，政论缜密；走向通俗性，用平实畅达的语言叙事说理；标榜公正性，在“客 观”与“敢言”间寻求平衡。成为当时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7)胡政之

胡政之(18—1949),名霖，四川成都人。1907年，他自费留学日本，回国后应聘任上海《大共和报》翻译、编辑、主笔，1915年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以消息快捷受到报界关注。1916年，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天津《大公报》，胡政之受聘为该报经理兼总编辑，曾亲自采访段棋瑞“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蜚声于时。1918年欧战结束后，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和会，是采访该会的唯一中国记者。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在天津任新记公司《大公报》经理兼副总编辑，成为报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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