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口上绽放的玫瑰

伤口上绽放的玫瑰

作者：肖慧

来源：《读写算》2012年第46期

在20世纪的拉美艺术中，妇女充当了比欧洲与北美妇女更重要的角色。妇女在艺术中的主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拉美文化中“大男子主义”。男人的活动领域是政治和军事，而且在公众场合必须限制个人的情感因素，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的弱点。所有门类的艺术活动基本上属于女性的活动范围，他们可以表现自己的情感。这一点，在里维拉（Diego·Rivera，1886-1957）和他的妻子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1907-1954）那里表现的特别典型。 1907年7月6日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出生在墨西哥城郊的一个艺术家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职业摄影家。她曾进入国立医科预备学校学习，成为该学校极少数的女性之一。她的早年发生了两次悲剧性的事件，一次是她六岁时感染小儿麻痹症，留下右腿微跛的残疾；一次是她18岁时，在上学途中遭遇严重的车祸，身受重伤的弗里达虽然逃过死亡一劫，但却留下永远的身体创痛。她不但一生要忍受剧烈的疼痛，而且不能再生育。除了肉体痛苦之外，弗里达一生的感情生活也是一出悲剧。她的绘画成为了她对付不幸的武器，她讽刺和抵御这些不幸，甚至无情的表现它们。弗里达的自白式的绘画，充满生命痛苦、屈辱与坚忍的象征，结合了智慧、性感、严肃、悲壮与自恋的情节。

弗里达是一个成长于本土的画家，完全在本土艺术的传统中获得她的灵感。她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画家，基本上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里维拉鼓励她保持她作品中的“原始性”。弗里达的绘画曾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波提切利和布伦基诺的影响，后来又受到里维拉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墨西哥乡土艺术，尤其是小幅祭坛画的影响。

弗里达最早的绘画大多为自画像有极少部分是她的家人、朋友的肖像，显示出土著绘画的特点，具有平涂的色彩、清晰的轮廓线、特别地细节等。

“我画自画像，因为我经常是孤独的，因为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人。”——弗里达·卡洛 折翼后的疗伤

弗里达正式动笔认真画画是在意外车祸之后，身上还裹着石膏，大部分时间需要静养，很快就受不了这样限制的她，于是拿起了父亲的画笔，开始作画。这时的她画的都是亲人的肖像，以及透过镜子，尝试自画像。她是一个积极主动的病人，尝试绘画自己的伤痛，省视自己的伤口，同时也试着治愈自己心灵的创伤。她曾说过：“我没病，我只是坏掉了。但只要我能画，我就是快乐的。”

《穿着红丝绒的自画像》是她在1926年所作的，献给当时的男友阿利亚斯，并希望挽回男友已远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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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车祸带给弗里达永远的、伴随她一生的身体上的创痛和心灵上的伤痕。在以后的岁月，她动了三十几次外科手术，弗里达的身体经历着剖开再愈合，愈合再剖开的煎熬，而她的画笔就像手术针一样，修补她不完整的破碎的人生。肉体和精神痛苦的结合，成为她初期绘画的源泉，甚至投射到她终生的全部作品。1944年《破碎的脊柱》中她把自己置身于荒凉的原始背景中，几近破碎的身体布满了小钉子，身上环绕着用于固定的支架，裂开的身体中间有着断裂成几段的爱奥尼亚式圆柱，象征着她破碎的脊柱，黑发簇拥着她满是泪水的脸。这就是她车祸后手术的写照，她在用画笔为自己疗伤。 大象与鸽子的结合

1929年弗里达终于和她仰慕已久的里维拉结婚了，她的母亲形容他们是大象和鸽子的结合。因为弗里达和里维拉的体型悬殊让人看起来有种不真实的差异。不但身材上如此，感情上的付出也是如此。弗里达一生对里维拉是几近痴迷的爱恋。

弗里达与里维拉的结合，一度使她成为最幸福的女人，但里维拉从来也不属于她一个人所有，他不停的与其他女人发生外遇，他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和负心的丈夫。她曾说过：“我生命中遭遇过两次巨大的灾难，一次是被车撞了，一次是我的丈夫。” 《穿着特旺纳裳的自画像（想起里维拉）》中，她穿上里维拉最喜欢的衣服，而且这衣服像蜘蛛网一样整个张开，几乎要把弗里达的整个脸吞噬，额头是里维拉的画像，这代表着她对里维拉强烈的爱恋，她要完全占有里维拉的情感。

1932年，她画了第一幅表现他自己痛苦记忆的题材——《亨利福特医院》。这幅画表现的是她在底特律流产以及住院的情景这幅画所表现的悲剧性的感染力深深震撼了里维拉，他评价这幅画：“突出了女性的忍耐力、忠诚、现实和痛苦，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像弗里达这样在在画布上表现出如此痛苦的诗意。”

《一些小刺痛》是弗里达根据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描绘的，这副画的鲜血、刀痕，残酷的场景，如针刺般的语言，是弗里达对里维拉带给她伤害的一个沉痛的回应。这些伤痛，对于深爱里维拉的弗里达来说，决不只是一些轻微的小刺痛而已。

1934年，里维拉和弗里达挚爱的小妹克里斯蒂娜发展出一段婚外情，这个伤害对弗里达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两个最亲近、最深爱的人同时背叛了她。1939年他们正式离异了，这一期间，她画了许多绘画来表现她心里深深的哀伤和沮丧。《两个弗里达》就绘于此时，她在用她最钟爱的绘画为她自己疗伤。两个弗里达的心都被赤裸裸的呈现出来，欧洲形象的卡洛鲜血不断从截断的血管中流出，仿佛要绝命于血流不止，而墨西哥形象的卡洛一只手拿着里维拉的照片，一只手温柔的牵着受伤不已欧洲的弗里达。

“我的画中的信息就是痛苦……彻底的画出我的生活……我相信这是最好的作品。”弗里达曾这样评价她自己的作品。1940年弗里达和里维拉再度复合，但是弗里达知道她还是无法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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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里维拉，让她可以完全占有和掌握的只有她的绘画。她在绘画中强烈的表现婚姻的幸福，也是她所呈现的，在现实中无法得到的爱情的自尊。 两次美国之行

里维拉和弗里达的美国之行所造成了他们意见不和和感情上的疏离，里维拉深深被美国的活力所吸引，而弗里达对美国的价值观不甚认同。她很乐意以她一身引以为傲的墨西哥装束文化展现给美国人看。在《站在美国边缘的自画像》中，她强烈的表现了两个国家文化的不同，表现了古文明的墨西哥和工业文明的美国的对立。种种对比的描绘，体现了弗里达在两个矛盾中的处境。

弗里达的艺术风格并不能完全出自她的悲剧性的经历，还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在她运用多多姿的民族服饰和天主教的图象上有强烈的表现。弗里达的绘画是她对印第安种族忠诚的宣言，她是一个墨西哥主义者。 最后的绽放

1953年，弗里达的化风转变为松散、团块状的笔触，多以描绘静物为主。这些作品相对较前期的紧密结构与结实的笔触显得狂乱不定，仅剩下签名可以辨认是出自她的手笔。这样的风格也似乎透露出她的生命将走向尽头。

“我画我自己的现实。我知道的唯一件事是，我画画是因为我需要这样做，我画所有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东西，不加任何思考。”——弗里达·卡洛

她把自己塑造成不同的角色，穿上不同的衣服，完成不同的使命。这些角色既解释又隐藏了她真实的自我，它们用分解的方法显露她的特征，她的悲伤和伤口。她的作品是她努力战胜悲剧性命运的尝试。

在弗里达一系列的自画像中，从没有过崩溃或失控的痛苦表情，即使在画中有有再多支离破碎，惨不忍睹的伤口，她仍然有一副冷静坚毅的表情，尤其是她那如黑翼一般冷峻的双眉和眉毛下无畏的目光是一股强烈力量的来源，也是弗里达画像的精神所在。

对于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创伤，弗里达是急于揭示的，却又是擅于掩饰的。这股矛盾的情绪左右着她画作中那激烈与冷静的氛围；受伤的弗里达，坚强的弗里达，在生存和死亡之间，她总是困在两端的矛盾中，对死亡感到亲近，而对生命感到疏远。这使她的绘画有一种悲剧性的诗意。 参考文献

[1] 《20世纪拉丁美洲美术》李建群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3年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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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洛》何政广主编 黄舒屏撰文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