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的社会研究到科学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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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卷　第2期自然辩证法研究　　　　　　　　　　Vol.19,No.2

2003年　2月Feb.,2003StudiesinDialecticsofNature文章编号:1000-8934(2003)02-0014-05・科学哲学・　　

从科学的社会研究到科学的文化研究

盛　晓　明

(浙江大学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的进展是从科学的社会研究走向科学的文化研究,其实质是科学观念的变迁,即以实践的科学观取代表象的科学观。宏观上对科学论的进展作出描述,提出科学的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以及解决进路,即强调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实践性与反思性特征。

关键词: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实践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1　科学论与辩证法(1962)出版以来,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论(sciencestudies)经过分化与重组,改变了自

“强纲领”的分歧逐渐凸现。在巴斯大学出现了以H.科林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主张用“话语分析”

来取代布卢尔的因果性教条。而在巴黎矿业学院的技术创新社会学研究中心则兴起了B.拉图尔及其同事M.卡龙、S.沃尔伽的科学人类学(Anthropolo2gyofScience)研究,人称“巴黎学派”。

身原有的格局。①科学史由内部史或学科史转向了

社会、文化史(外部史)研究;②科学哲学试图通过解释学方法来解决传统的认识论问题;③经过对默顿

(SSK)逐渐主义的反思与批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成为科学的社会研究的主流。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进路似乎殊途同归,共同兑现了库恩当年的一个构想:科学史、认识论与社会学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通过社会、文化的过程来描述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与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正是这个构想,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科学观念。如果要想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后库恩时代的

科学论的演进就是从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studiesofscience)走向科学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ofscience,简称CSS)。我们知道,在库恩(1962)之后,

进入90年代,SSK从整体上已经走向衰落,但是“巴黎学派”却一枝独秀。这与拉图尔的工作不无关系,他采用了“侦探小说”式那样细致入微的描述,把科学人类学的精要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渐渐厌倦了“强纲领”与无休止争论的SSK圈内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他那种直接参与实验室活动,从内部揭示科学研究的地方性条件,从制作过程来描述“科学事实”的建构,从资源的调动来考察“弱修辞”向“强修辞”演变的研究方法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除此之外,这种新型的研究还具很强的包容性,它不仅批判地兼纳了“强纲领”的优势,而且还吸纳了科林斯的“话语分析”,以及H.伽芬卡尔的“本土方法论”的种种长处,显得更大气。也正因为如此,巴黎学派的工作才更多地为科学的文化研究所接纳,并成为科学的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后库恩的科学论演进再现出了一幅辩证法的整体图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我们可以领会到辩证法的三个重要的原则:一是本体论、认识论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二是逻辑的与历史的观点相统一的原则;三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简单地说这就是实践性、历史性与具体性。令

欧美科学论领域的研究者们纷纷转向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对传统的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观念构成严峻的挑战。为了区别默顿学派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他们称自己的研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在研究纲领上称“社会建构论者”。70年代是SSK的酝酿期,爱丁堡学派的创导者B.巴恩斯与D.布卢尔推出了“强纲领”,要求用社会与文化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形成的动因。20世纪80年代是“强纲领”的急速扩展期,与此同时,SSK内部关于

收稿日期:2002-0312

作者简介:盛晓明(1956-),浙江温岭人,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研究方向为科学的文化研究、现代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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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困惑不解的是,当我们还一味地沉迷于实证主义,乃至于表象主义那种科学观与方法论时,欧美的科学论研究则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复到了历史的辩证法。他们反过来让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辩证地思考,究竟什么是科学,以及如何实践地、历史地和具体地理解科学。

机的组成部分。尽管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也研究科学文化,但是在观念上却与“文化研究”格格不入。

华勒斯坦在他主持的古本根基金会的报告《开放社会科学》中指出:尽管文化研究吸引了几乎所有学科的学者,但它主要流行于下述三个群体中:①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文化研究使他们寻找到了一条介入现实社会与政治的进路;②部分人类学家,他们试图以文化研究的视点来取代人种学研究在人类学领域中的主流地位;③现代社会中由于性别、种族、

2〕阶级等原因而“被遗忘的”文化群体〔。可见“,文化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以“文化”为对象的研究学科,而是一组带有明显倾向的研究方案。它的倾向性体现为三个方面的主题:①强调性别研究以及各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对处于历史进程中的社

2　什么是“科学的文化研究”?

广义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在欧美兴起已有30多年了,至今还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首先,

CSS并非一个学科领域,而是一种试图打破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之传统边界并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努力。其次,CSS也不是某个特定的学派,它没有固定的研究纲领与创导者。CSS更像是一种研究思潮,体现了70年代以来科学论研究的新方向。一方面,它既体现在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乃至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对科学的批判性的讨论中,也体

(SSK),尤其是巴黎学派对现在“科学知识社会学”

科学知识的建构性研究中;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后殖民”时代的科学论,CSS在建构新时代的科学观念时要求凸现“边缘”与“弱势”文化群体的立场,因此也有人将之纳入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论。

近年来,CSS渐渐演绎出一种新型的研究方案与理论纲领(狭义的CSS)。1996年,J.劳斯在其新著《参与科学:如何哲学地理解其实践》中试图回答什么是CSS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的文化研究呢?我使用这个词语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涵盖有关实践的种种探索———通过这种探索使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具体化,使之维系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并向

〔1〕

新的文化情境转移和扩展”,接着他还告诉我们:“我的目的,并非是把文化研究(CS)具体化,而是要揭示,跨学科的科学论在其用语意义转换的可能性中带给我们的重大课题”。尽管这套方案轮廓还十分模糊,然而劳斯赋予CSS的使命已十分清楚:它

会系统研究的重要性;②强调地方性的、情境化的历史分析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化研究”与“解释学转向”不谋而合;③参照其他价值来评价科学技术的成就〔3〕。

真正说来,CSS的始作俑者当数托马斯・库恩。在库恩那里,所有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问题都可以置于文化史的情境中来讨论,他看到了文化史与认识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可以说,库恩在科学论中完成了“解释学转向”。“科学共同体”的构造性

〔4〕

概念———“范式”被理解为一种“解释学的基础”。这种解释学要求把任何一个研究行为都放到“科学共同体”的情境中来理解。但是后来在与泰勒的争论中,他意识到仅凭解释学还不足以解释自然科学。尽管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但是自然科学本

〔5〕

身却并非是一项“解释学的事业”。对于常规科学及其“解难题”活动而言,情境性的解释是必要的,但却不充分,因为客观性知识的生成与辩护还有赖于严格的实践规范和可靠的实验手段。

现代科学的特征并非是在思想与言辞中主张什么,而在于能否在实践(尤其是实验)中把它做出来。正如马克思当年所强调的那样:实践只有被理解为感性的活动时才具有改造对象的现实力量。科学知识不仅仅是对实在世界的“表象”,只有当它首先被理解成一种介入并改造对象的活动时,我们才有理由宣称“:知识就是力量”。由于“force”一词既有“力量”也有“权力”的含义,我们便能理解,为何福柯总是把知识与权力放在一起讨论;同时也能理解,为何CSS不满足于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的批判。科学的力量首先体现在物质的批判中。因此,CSS既不像马尔库塞那样一味地指责科学,而是试图重新呈现

要求在英美的语言分析传统与欧洲大陆的解释学方法之间寻找到连结点;要求在科学文化的批判性研究与建构性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要求终结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冗长的纷争,以及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人为的划界等。

(CS)CSS无疑与来自于伯明翰的“文化研究”传统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因此不能把“科学的文化

研究”直接等同于对“科学文化”的研究。CSS当然也考察科学文化的活动与现象,但是这种考察属于“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是“后殖民”思潮的一个有

自然辩证法研究　　　　　　　　　　　　　　　　　　　　　　　　　　　　　　　　　　　第19卷　第2期

并估价科学自身的批判性力量;它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以改造自然的“技术旨趣”与改造社会的“解放旨趣”的区分为前提,而是主张从“解放旨趣”出发来考察科学与技术的活动。

由此可见,CSS的实质是把科学作为实践,而不是作为表象(或理论)来研究。那么为何要把这种实践的研究冠以“文化”的称呼呢?“文化”原本是一个含混的术语,传统的科学论一般都不屑于用它来讨论问题。劳斯认为“:我之所以选择‘文化’这样的术语,是因为除了能表意异质的东西(文化一词既包含社会的实践、语言的传统,或认同与交往,以及连带组织,还包含‘物质文化’的意思)之外,它还蕴含着有关意

〔6〕

义的构造和领域的意思。”因此不用“文化”这样术语便不足以表达一种新型的、通达的科学观。CSS无意回避“文化”的含混性。劳斯承认“:科学的文化研究与其说是学院派历史的、专业化科学史的、哲学的和社会学的解释范围,不如说是科学自身的历史、文

〔7〕

化实践,以及围绕科学知识的政治斗争。”

(宏大叙事”)。因为即便这种整体的合法化失败“

了,科学活动还会照常进行。一经放弃整体合法化的要求,我们就能发现,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分歧并没有想像的那样大。像法因与哈金这样的实在论者

其实与反实在论者共享了一些前提。

要想超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对立,首先必须认定科学实质上是一种实践,一种公共参与的事业,而不只是某种理论表象,因为任何表象都是相对于被表象的实在而言的。其次是承认科学赖以形成的文化情境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开放的”。前者表明科学知识没有绝对的和终极的真或假的准则,后者表明真或假的准则必须接受公共的批判与检验。站在CSS的角度看,科学家们没有独立的判定准则。正如拉图尔所说的那样“:我们所说和所做之事的命运全操在后来使用者的手中……仅凭自身,一个陈述、一种设计、一道工序将会消失。仅仅靠观察它们和它们的内部属性,你不可能判定它们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效的还是无效的,珍贵的还是廉价的,坚硬的还是脆弱的。这些特性只有当融入到别

〔8〕

的陈述、工序和设计中去时才能获得。”

CSS的第三个难题是寻求认识论与政治学的内在一致性。以往的科学论大体上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出发探讨科学的,一种是内在论的方向,强调科学知识的构成只受制于认识论上的自律性原则;另一

3　问题与进路

CSS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寻求知识的内容与

其文化情境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在这一点上,它沿

袭了社会建构论者立场,拒斥一切与情境条件无关的知识内容。K.曼海姆曾把自然科学与数学的知识排除在社会研究范围之外,因为这些知识据说可以不受任何情境条件的约束。默顿主义的科学社会学沿袭了这种观念,试图撇开知识的内容来谈科学文化的理想性规范。与之相反,社会建构论者断言知识内容与社会的生活形式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联。他们相信只要描述了科学活动的进程及其社会因素,也就呈现了知识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CSS赞同社会建构论的前提,但是反对它的结论。因为生活形式与科学的文化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恰恰是考察与批判的对象,而不是作为既成事实的前提。当然,这种考察与批判不是外在的,批判者本身也是科学实践的参与者。因此考察与批判只能以反思的方式进行。

CSS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面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人们通常以为,坚持实在论就是捍卫科学理性。其实,反实在论与“反科学”“、非理性”之间并无必然联系。CSS期待着第三种选择,即既拒斥为科学寻求统一的根据和整体的合法化,又不对任何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作任何让步。法因、哈金、卡特赖特、赫斯和劳斯等人都反对科学的整体的合法化16

种是外在论的方向,主张用社会的因素来解释科学

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二战以来,科学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通过国家对科学研究的介入与支持而得到发展的,因此处理好这种“外部”关系已成为决定美英等国的国家政策走向的焦点。问题的关键是,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中如何定向、支助、协调、组织科学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以剑桥的“无形学院”为

(1939)中就曾代表。贝尔纳早在《科学的社会功能》

指出,为了达到有益于社会的目标就必须从政治上对科学加以严格的管理。另外,科学的发展有赖于经济的需要,而不是受什么崇高的目标驱使。“贝尔纳主义”受到M.波兰尼的批判。波兰尼的认识论强调实践的技能与非语言的交往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科学研究和知识的生成是通过“个人知识”来实现的。与贝尔纳的左派激进观点相反,波兰尼的科学观导致了一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科学能充当社会的目的这一点丝毫不会妨碍科学在认识论上的自律性。正是由于科学知识的基础还不甚明确,因此只有通过科学家当下的活动才能理解最能促成科学进步的方法。进一步说,科学自身的无限自由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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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科学精英来实现科研资源的管理,这两者并无矛盾。当他把科学活动理解为科学家内部的事情时,实际上把各种文化群体拒之于科学活动之外,从而使对科学实践及其信念的批判变得不可能了。解决上述问题的进路就在于实践性与反思性。进入80年代,SSK内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强纲领”受到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强烈批评。1992年,A.皮克林在总结SSK近年来的演变时把“反思性”问题提到了首位,并把自己编辑的大型文集命名为《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社会”成了实践与文化“反思”的对象,而不再是终极的、无批判的实在。其次是巴黎学派的兴起,它强调用科学人类学的方法来取代社会建构论的纲领。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的第二版(1986年)中,拉图尔甚至有意识地删去了副标题中的“社会”一词。原因是“,科学事实”的构造不仅有赖于社会因素,还须求助于仪器与设备等物质文化的条件。最后,D.哈拉维的《灵

(1989)之类的著作虽说是SSK的一部经长类的见解》

典之作,但是它一改社会建构论的讨论主题,把注意力转向了对人种与性别差异现象的反思。

随着一种新的“反思性研究”的崛起,科学论的注意力也开始从“社会研究”转向了具“后殖民”色彩的“文化研究”。沃尔伽和阿斯莫尔认为“,反思性方

(theReflexiveProject)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的社会案”

9〕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可以把“科学的社会研究”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默顿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它在科学知识问题上持实在论的立场,把科学社会学的任务限定于探讨科学活动的规范体制,并排除社会事实对科学活动的

4　从社会建构到文化建构

我们使用“科学的文化研究”这样一种说法既不

是为了划分学科之边界,也不是为了介入特定的学派阵营,而只是想描述或探讨科学论近年来的进化及其所呈现出的新的综合趋向。在“科学的社会研究”进化阶段中,拉图尔及其巴黎学派,包括德国的塞蒂娜的科学人类学研究都介于社会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他们既反对来自于爱丁堡学派的社会还原论传统,也有别于伯明翰学派的方法,但是同时又与双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理解科学人类学还须提及伽芬卡尔的“本

(ethnomethodology,又译土方法论”“民俗学方法

)。后来,林奇主张把这种方法引入科学论,从而论”演变出了“科学的本土方法论研究”(简称

10〕

ESW)〔。他认为,爱丁堡学派实际上是带着社会学家的怀疑眼光打量科学,坚持把社会秩序的模式套用到科学研究中来。ESW则不同,它试图矫正社会学家那种专家式的、既成的和外在的观察立场,强调用普通人和当事者的方法与观点来考察科学活动,而不必把科学实践中的一切理性规范都毫无例外地还原到惯例、制度或利益关心等社会要素上去。社会秩序并非是实在的,它也许只是一种方便实用的“商定秩序”,是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前提。拉图尔实验室实际上就是ESW的一种演练。与“文化研究”传统不同,拉图尔他们对实验室的考察并无明确的批判志向,而只想给出一种不同于科学哲学家与默顿主义者的科学形象,拉近科学家与街坊百姓之间的距离,拆除阻隔在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屏障。在他们看来,实验室是知识生产的现场,也是科学活动的基本单位,知识生成过程中所需的设备、人际关系、操作规程,以及成为研究传统的默然之知(know2how)等因素和条件均能通过实验室得到整合。

通过描述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格列明与沙利发现促甲状腺素因子(TRF)化学序列的过程,拉图尔认为,像TRF这样的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

〔11〕

建构”。

但是拉图尔对CSS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他对科学活动过程作微观人类学描述,而在于由微观向宏观,即对不同文化的连带性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所

(1987)一书中,他注作的描述。在《创制中的科学》

意到,总有一部分科学家不停地在实验室“外部”活动,与学术界同行、政府官员、生产部门、用户、传媒、

错误干扰。第二阶段是社会建构论,它主张科学社

会学要直接面对科学知识的内容,并认为科学的事实实际上是凭借社会因素来构成的。尽管SSK在认识论上都是相对主义者,然而在社会研究的方法上却又是实在论者。第三阶段就是“反思性方案”,它无论在认识论还是社会研究方法上都贯彻了反实在论与相对主义的立场。如果说巴黎学派对科学实际进程的微观描述属于第一代科学人类学的话,那么“反思性方案”则进入到了第二代。哈拉维和劳斯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研究。他们更多地关注文化的

(solidarity)如何构成并左右着科学活动,“连带性”

以及一种连带关系如何支配或扩展至另一种连带关

系的。另外,相比于巴黎学派,他们的研究也变得更宏观。因此,劳斯他们才把这种“反思性方案”定位为“科学的文化研究”。

自然辩证法研究　　　　　　　　　　　　　　　　　　　　　　　　　　　　　　　　　　　第19卷　第2期

公众交往密切。这些联系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内部”的研究工作。科学知识之所以有力量并非因为它自身就是“真理”,而是因为它能从“社会”中发掘出并且调动起各种建构与辩护的资源。拉图尔还试图用他的同事卡龙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来刻画文化互动的整体图景。在“行动者网络”中不仅包含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而且也包含了人与物之间的物质文化的互动。

在劳斯那里,CSS的主题产生了新的转换,首先,他更关注科学实践中物质力量所形成的支配是如何转化为权力支配的;其次,通过对科学叙事的重构,他更关注“解放”问题,即怎样才能摆脱主流文化对边缘与弱势文化的支配。影响这一转换关键人物是福柯与拉图尔。拉图尔注意到了认识论与政治学的内在同一性,而在福柯眼里压根就没有什么认识论,认识论就是政治学。拉图尔曾指出“:‘客观性’和‘主观性’是相对于力量的考验而言的,它们能相互转化,很像两支军队之间力量较量。异议者也有可能被作者谴责为‘主观的’,如果他或她想在不被孤立、嘲笑和抛弃的情况下继续质疑的话,现在就必

〔12〕

须进行另一场战斗”。科学家与科学知识的力量就来自于资源调动与力量的较量。获胜者就成为“客观的”。在此基础上,劳斯进一步指出,达到拉图尔与福柯的结论尚需一个前提,即必须对表象主义的科学观加以清算。只有经历这样的批判过程,我们才能真正领会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1987)到(1996),从《知识与权力》《参与科学》

劳斯进一步把关注点中转向了科学的叙事重构问题。在他看来,科学知识的文化建构不像社会建构论所强调的那样,把一切知识都还原并归结为诸多社会因素,也不像拉图尔所描述的那样,要对等地看待自然的与社会的因素。科学的文化建构是实践过程的集合,对实践过程的描述就是“叙事”。

叙事的观念可以溯源到海德格尔那里。叙事与“途径(way)概念密切相关。一方面“途径”意味着一条通往可能性的道路,把科学实践及其作为产物的知识引向它们赖以进行和理解的情境之中;另一方面“,途径”意味着叙事并非是已完成的行为,而是

(ongoing)的行为。劳斯说““在途中”:在我看来,我们与各种正在进行着的故事生活在一起,这是我们能够

讲述它们的情境条件,或者是做其他任何可称之为行

〔13〕

为之事的情境条件。”所谓已完成的叙事,指那些有着单一的观点和固定框架,按一定的方式开始、发展和结局的叙事。据说通过这样的叙事,科学知识便18

已经完成了对自身意义的构造以及合法性的论证。新的叙事观念始终是一个“持续重构”的过程。“科学知识的可理解性、意义和合法化均源自于它们所属的不断地重构着的,由持续的科学研究这种社会实践所

〔14〕

提供的叙事情境。”另外,叙事说到底都是“共同叙

(commonnarrative),我们总是依赖于与他人共同事”

构成的情境来叙述他人,同时也是其他人所讲述的故事中的角色。在互相讲述中,我们与他人一起又构成

15〕

新的情境,并一起共享这个情境〔。

科学的叙事重构不只是在作品的意义上,在写作科学论文之前,研究者就已经考虑到了受各种解读和批判的可能性。然而他对这种情境的把握并非是一次到位的。他的把握在反馈中得到修正,而情境也在修正中发生变迁。在有竞争理论参与的情况下,情境的变迁更显复杂。任何对传统的挑战,其实都是对情境的贡献。理论的竞争不像默顿学派所理解的那样是为了得到奖励、专利,这种竞争就其本质而言是为了争夺在未来研究中的方向和地位。

现在,哈贝马斯、福柯、劳斯等人都趋向认同,任何叙事都是一种权力辩护的方式,因而都从属于广义政治学的范围。劳斯认为,现代性叙事与后现代性叙事的区分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学,即现代性政治学与后现代性政治学。现代性的论题过多地与合法化叙事的企图纠缠在一起,并且也过多地受益于现代性的前提。我们首先应以批判的态度来矫正现代性的前提,正确的做法是用重构的方式来对待合法化问题,即把问题限定在科学研究自身的情境之中,而不是在情境之外去寻找解释的根据。他总结道“:我建议,要是我们不去介入理性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的两难选择,也不以社会学来取代认识论;要是我们用所参与的世界(theworldengaged)概念来取代所观察的世界(theworldviewed)概念,问题或许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拒

斥科学的整体合法化应该是一种实质的进步,一项理性的事业可以为政治的反思科学与其他实践的互动敞开了空间。而[后现代主义的]反讽立场就如同

〔17〕

其他合法化话语一样,关闭了这个空间。”

5　结语:科学论的新课题

科学的文化研究还只是一场刚刚开始的运动,不少人对它过于模糊的边界深感困惑。其实笔者也有同感。科学论的进展面临着一些新的课题,它既要平息“后现代科学”那种过于激进的喧嚣,以及各种

(下转第47页)

　　　　　　　　　　　　　　　　　　　　　　　　　　　　　　　　　　　　　　　　　技术伦理与形而上学

ofthebehaviorrequiresethicstocorrespond.JonasproposesthattraditionalethicscannotaccommodatethenewsituationhumanityconfrontingtodayandthatKant’sethicsofethoswhichfocusesonlyonmotivationsratheronconsequencesispowerless.Thesubstitueshouldbemoralstandardcenteringon“responsibility”.Theobjectofresponsibilityshouldincludenatureaswellashumanity.Whatismore,Jonasthinksthathumanityhastheimperativeofdutytoobservance,fornaturehasitsowndignityandvaluejustasahelplessbaby-byhis(her)simpleexistence-arousesadult’scare.Thecon2creterequirementsJonasprovidesseemdefinite,butinfact,therearealotofphilosophicalquestionshardtoanswer.Forexample,howcantheprescrip2tiontochangethestatusquobededucedfromthesimpledescription,evendescriptionaboutthedoomsday?Whyshouldhumanitygoonsurviving?Howarethedigrityandvalueofnatureunderstood?What’stheendofit,ifnaturehasitsownvalue?Howistheneutralityofvalueinscientificre2searchexplained?Forphilosophytoanswdrallthesequestions,somesortofmetaphysicsorontology,eventheologymustbeappealedto.So,infactJonas’ethicsofresponsibilityisanethicsofnoumenonwiththecharacteristicoffaith.Intheend,thereisaquestionofpractice.Forthispurposeitisobviousthattheonlytheoriessuggestedbyphilosophersandmoralistsarenotenough.

Keywords:HansJonas;responsibility;ethicsoftechnolgy;metaphysics

(本文责任编辑　刘孝廷)

　　(上接第18页)

“反科学”的杂音,又要求在创新经济的背景下避免向传统知识观念倒退。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科学论的最新进展似乎回复到了辩证法,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它不是简单地重复一种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而是一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回复,科学的文化研究更关注新时代所面临的一些新课题。诸如:

①“非本质主义”的课题。科学的实践活动始终受制于历史给定的条件和规范,因此,任何对统一、终极之“科学性”的追求都是“不自然的”。学科间的可交往性其实根本不需要以它们共享的本质为前提。②实践性的参与的课题。③科学实践的“地方性”与“物质性”的课题。科学是以物质的工具为媒介的实践。科学知识的论证首先不是以逻辑,而是以实验工具为媒介的论证。④科学文化的开放性课题。CSS应该超越科学共同体与其他文化部分之间的界线。科学文化只有在开放并接受来自其他文化形式的参与和批判时才能保持自身的活力。⑤反实在论与反价值中立的课题。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无需以实在的本体论承诺为前提,其实科学文化也不必用“客观性”与“中立性”来维系自身的特权地位。⑥科学知识的认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课题。

从这些课题中不难看出,科学论的研究说到底是一项实践的任务,它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解决理论上的分歧,而是要为科学活动构建一个良好的创新文化环境。当代科学活动几乎把所有文化群体都卷入到这项公共事业中来了,作为参与者,我们有责任对其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与批判。当我们这样去做时,也许就已经在从事科学的文化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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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SocialStudiesofSciencetoCulturalStudiesofScience

SHENGXiao-ming

(DepartmentofPhilosophy,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　310028,China)

Abstract:Theevolutionofpost-Kuhniansciencestudiesisfromsocialstudiesofsciencetoculturalstudiesofscience.Itsessenceisthechangeofthe

conceptionofscience,thatis,replacingrepresentism’sconceptionofsciencewithpracticalone.Thepapermacroscopicallydescribestheevolutionofsci2encestudies,presentsitsproblemsthatculturalstudiesofsciencefaceanditsapproaches,andemphasizesthepracticeandreflexivecharactersofculturalstudiesofscience.

Keywords:socialstudiesofscience;culturalstudiesofscience;practice

(本文责任编辑　缪音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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