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 苗兴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并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完整的科学表述。毛泽东同志曾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条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这三方面中，武装斗争作为使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斗争形式，更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其结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党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革命人民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学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艺术，而且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这里我将以土地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为例进行分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中，毛泽东和党的领导人十分注重联系人民群众，将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利益摆在了第一位。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因此，在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与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斗争，以及与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对土地政策作出了一些规定：第一，“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会议指出：在最近开始的暴动中，“本党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在大地革命失败的形势下，作出这个规定，是有利于集中打击大中地主阶级的。

第二，“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族祠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关于没收公产土地进行分配，自此便成为党的一贯政策，以后不过规定得更加具体而已。第三，“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第四，“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分配土地。第五，“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与苛约”，这更是体现了党积极主动的联系群众的方针政策。总结起来，毛泽东的土地政策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从而解决了在土地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在革命根据地消灭了封建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使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得到发展。土地革命需要武装来保卫，没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就不能胜利开展；根据地是武装斗争开辟的，没有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就无法进行。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人民的军队。这是根据地革命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武装斗争也需要其他斗争形式的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武装斗争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体现了中国武装斗争的又一特色：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发生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受帝国主义压迫，没有民族独立，又受内部封建主义压迫，没有民主制度。在这里无产阶级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再进入武装起义，而必须在革命开始时就拿起枪杆子，以战争为主要斗争形式，通过长期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正是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总路线的指引下，人民红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力地形，发动群众以“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方略粉碎了国民党四次围剿，但由于党内以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盛行，党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被迫开始战略大转移，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逃往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期间，开辟敌后战场，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地位，提出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而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变成正规军和正规战争。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改造成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在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迫使敌人不得不将用于正面进攻的兵力回撤，以阻止日军的进攻，减少正面战场的压力、使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依靠敌后根据地的建设，扩大党的影响力，发动群众支持敌后游击战。到1940年底，党在华中、华南、华北先后创建16块根据地。正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各种战术在敌人不熟悉的根据地中与敌人作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才有了1949年4月23日延续了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由此可见，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经历了红军、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三个阶段后，慢慢的在理论与实践中成熟起来。

红军时期：

从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

领的共产党掌握获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统治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的领导革命战争、创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在此之前的八七会议中，毛泽东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转折。随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奔赴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发展道路，中国革命从此出现了重大转机。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作战原则。

南昌起义的爆发，正式政治前进后再实践中的应用。然而，在此期间，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中心城市的，城市中心论的思想影响深远，直到1928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高潮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的同时，还是继续吧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卫的指示信指出：现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些事实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而且从理论上阐明论文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重心的思想。

1929年4月，针对中国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指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也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1930年初，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继续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后来，由于反围剿的屡次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了，通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将困境中的红军带到了延安，重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国性抗战的新时期。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这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存在，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题。进行人民战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民主政权，逐渐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共产党内，有一些人寄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的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略方针。在这篇著名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指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他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

实行人民战争。在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对组织日军的进攻有利，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日军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件，这个任务主要是由人民军队进行的游击战术来完成的。抗日战争地正个过程和实践表明，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保存与发展自己，消耗与削弱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争，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有效作战方式。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一开始就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正确处理了游击战与运动战、正规战的关系，适时地实施了两次战略转变，这些对于取得敌后抗战的伟大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的。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坚决认定，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为了打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指出，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事实证明这种作战方式是有效的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总兵力增加，而国民党的总兵力则大大下降，且士气低落，官兵中充满失败情绪。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同时加紧攻击，渐次转入反攻。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进入争夺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我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空前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