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治理

简介

本文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帮助说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它利用三种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生产网络,技术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来识别三个在全球价值链是治理和变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变量。这三个变量是：（1）交易的复杂程度；（2）识别交易的能力；（3）供应能力。这一理论把现实的价值链分为五种治理模式：科层型，领导型，关系型，模块型和市场型——按照合作意愿和权力的不平衡程度从高向低排列。本文通过四个简单的产业研究案例：服装、自行车、园艺和电子产业集中分析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动力和重叠的本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组织方面。当代经济最重要的两个新特征是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这二者推动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的增长及大型的，垂直一体化公司的解体。跨国公司逐渐把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向创新、产品战略、市场营销及生产和服务的高附加值环节集中，同时大力削减一些非核心的功能如普通服务和批量生产等。这种转变为大量介于科层型和市场型之间的各种网络治理模式的诞生垫定了基础。本文的目的是为更好的理解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的转变提供理论框架。我们希望能够为现实世界存在的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治理提供一些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

全球范围内生产组织的演变不仅仅影响公司发展和产业结构，而且对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如何及为何前进与后退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和政策制订工作对全球生产和分配体系组织方式及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在国际市场竞争地位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我们的愿望之一就是为各国制订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就业创造、减轻贫困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

1， 全球经济的片断化，协调及网络化的起因 对于我们来说，理解国际贸易和产业组织变动本质的起点包含在增值链中，正如专门研究全球经济中国家和企业战略的学者提出的那样。从最基本的形式上讲，增值链包括技术，原材料与劳动力投入，经过加工的投入品再经过组装，营销和分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公司可能只从事其中的一环，也可能垂直整合整个生产过程（Kogut,1985）。本文的核心问题是那些活动和技术公司应该自已持有，那些应该从外部采购以及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应该如何在全球分布。

贸易经济学家们同时也关注全球生产是如何组织起来的。Arndt和Kierzkowski(2001)使用“片段化”来形容同一产品加工过程在地理空间上的分离，他们认为这一过程在全球的分离是新生事物。这种片段化使不同国家的生产过程被整合成一个跨国界的生产网络，这一网络可以在一个公司内，也可以在公司之间形成。Feestra(1998)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明确地将全球经济中“贸易一体化”和“生产过程的分离”联系起来。通过贸易不断出现的全球市场一体化带来了跨国公司地理上的分散，因为跨国公司发现提高在国内外采购非核心生产和服务活动的比例对它们是有利的。这已经带来了零部件和中间品国际贸易份额的不断增长（Yeats,2001）。

如果生产活动在地理空间和公司之间的“片段化”不断提高，那么这些片段化的生产活动如何来协调呢？Arndt和Kierzkowski的观点很明确：所有权的可分离性是跨界生产组织形成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如果产权分离无法实施，那么跨国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资就可能是一个首要选择。如果产权分离是可行的，那么委托加工等方式就会提上日程，而外商直接投资就不会扮演主要角色。（2001：4）

这一关于全球生产如何组织的二元化观点，即或者通过市场或者在跨国公司内部，可以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公司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何种程度下公司会为特定交易进行资产投资——资产专用性加以说明（Williamson,1975）。对于标准化的产品，由于它们便于描述和

定价，市场机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对协调的要求下降是因为标准化的产品很容易在合同中描述且可以批量生产和存储，待客户需要时随时供应。同样因为标准化的产品由众多的供应商来供给，顾客也是各式各样的，所以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

反过来，交易成本经济学又为公司自己从事一部分生产活动提供了原因。首先，产品或服务个性化越强，其所涉及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这就为投资者带来了风险，从而使这一产品要么无法采购到，要么由于投资安全性而极其昂贵。其次，即使不存在投机风险，当公司之间关系需要更多协调时，交易成本必然上升。例如，非标准化的投入品和一体化的产品设计架构涉及更复杂的设计信息转移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司之间更显著的相互影响。一体化的产品架构更需要非标准的投入，而特殊部件设计的变化会带来系统其它部分的设计变更（Langlois和Robertson 1995,Fine 1998）。同样，对时间因素比较敏感的零部件其协调成本也会上升，要使分散加工与整个链条渐次投入保持同步必须进行更紧密的的协调。

毋庸置疑，认识到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并不一定得出复杂和紧密协调的生产体系总是会导致垂直一体化的结论。相反，资产的专用性，投机主义和协调成本可以在公司之间通过各种方法加以管理。许多情况下网络参与者通过重复交易，声誉以及特定地理区位或社会团体的社会标准来控制投机主义者。网络理论家（如Thorelli 1986;Powell 1990;Jarillo 1988;Lorenz 1988）认为信任，声誉和相互依赖抑制了投机主义行为，其发展结果是他们可能会进行更复杂的公司层面的劳动分工，其相互依赖也会更甚，这一点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预期存在差异。

再者，Penrose(1959)率先提出的企业技术和学习能力学说着眼于公司内部的资源，为公司为何会在资产专用性情况下购买一些关键投入品并由此构建相对复杂的公司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别的理由。按照Penrose说法，公司如何及能否获取价值部分取决于公司能不能得到并保有为其竞争者难以效仿的竞争力（资源）。在实践中，即使最一体化的公司也极少能够把其产品和服务所需的全部技术和管理能力内部化。交易成本经济学通过使用频率变量来表示这一客观情况。如果一项投入需要频繁用到，即使很重要，也应该通过外购的方式得到。这是规模经济必不可少的一个观点。相反，企业技术和学习能力经济学认为参与一些价值链活动所需要的能力的学习过程可能是非常困难且耗时很长，其结果就是一些公司无法获得，而不管其使用频率及能否获得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必须依靠外部采购。核心竞争力学说则将这一观点又推进了一步，认为集中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以其它公司核心能力为补充的企业会比垂直一体化或无序多元化的公司表现得更好（Prahalad和 Hamel,1990）.

这些观点经常在区域或国家层面，或者在“一个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背景下讨论（Granovetter 1985:507）,同样也可以在全球范围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中加以运用。地理学家们（如Huges 2000,Henderson et al 2002,Dicken et al 2001）在最近的文章强调了全球经济中公司关系的复杂性。其核心观点是尽管很复杂，全球规模生产体系的控制和协作依然可以在不具有直接所有权的情况下得到。

如果放在一起考虑的话，这里讨论的产业组织理论指出了处理资产专用性的不同方法以及资产专用性情况下构建复杂的公司间关系的不同动力，由此产生了三种产业组织模式：市场、等级制和网络制。但是实证观察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网络型模式都是一样的，在下一部分我们给出能够帮助我们辨析和说明这种差异的理论。 2， 全球价值链治理类型

如果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对政策制订者有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经济的。它应该对极端复杂的客观情况进行简化和提炼，辨析在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中占重要地位的变量，同时保持其它变量不变，起码起初应该是这样。很明显，历史，风俗习惯，地理和社会环境，博弈规则的演变，路径依赖和许多别的因素会影响公司和企业集群在全球经济中如何连结在一起。然而，一个简单的框架是有用的，因为它分离了关键变量并提供了可能被忽略掉的隐藏

在具体实例背后的动力。我们的目的是建立能产生与现实世界相似结果的最简单的理论框架。

上世纪九十年代Gereffi和别的学者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称作全球商品链，这一理论直接将增值链与全球产业组织连接起来（Gereffi和Korzeniewicz,1994）.这一框架不仅突出了公司之间协作的重要性，而且突出了新的全球买家（主要是零售商与有品牌的营销商）作为关键驱动力在分布全球化、组织片段化的生产和分销网络形成过程中的不断增加的重要性。Gereffi（1994）使用“购买者驱动的全球商品链”来表示全球买家是如何使用明确的合作帮助建立一个高度竞争的供应基础，这样全球规模的生产和分销体系可以在没有直接所有权控制的情况下建于其上。

通过突出分散链条上的明确合作并将它们与垂直一体化关系，或生产者驱动的链条，进行比较，全球商品链框架关注网络在推动跨国生产组织共同演进方面扮演的角色。然而，全球商品链框架并不足以说明最近研究揭示的各种各样的网络模式。同时，关于园艺业（Dolan和Humphrey,2000）和鞋类（Schmitz和Knorringa,2000）的研究证实了Gereffi的观点，即全球买家（零售商，营销商和贸易商）可以并且的确对区间上分散的价值链进行了高度控制，即使它们并不拥有生产，运输和加工设施，最近关于全球生产的研究突出了其它重要的协作模式。

关于电子产业和合同制造的研究（Sturgeon 2002,Sturgeon和Lee，2001）与三种供应关系类型形成对照，基于生产和加工的标准化程度：（1）通过市场关系供应标准产品的“商品供应商”；（2）致力于生产顾客需要的非标准化产品的“领导型供应商”（3）集中资源于不同的客户，使用灵活的生产设备，按需订制的“一揽子供应商”。这一分析强调了公司之间交换信息和生产设备中资产专用程度的复杂性。Sturgeon(2002)把依靠一揽子供应商的生产体系称作“模块化生产网络”，因为高度竞争的供应商可能会根据需求加入或被排除出全球生产安排。大约同一时间，Humphrey和Schmitz(2000;2002)辨析了准科层关系下的购买者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与“领导型体系下的供应商”相对应；以及网络关系，这种关系下公司之间的合作是因为他们拥有可以相互补充的竞争力。Humphrey和Schmitz强调了供应商竞争力在供应商对买家附属程度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全球买家需要对供应商的竞争力投资，他们不但需要详细说明产品参数，规定供应商需要遵循的加工流程，还要维持其主要亦或唯一顾客地位来最大化这一投资。

运用上述分析框架及从许多全球价值链实证研究中提取出来的观点，我们提出一个更加完整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分类办法。我们承认，同许多别的试图说明产业组织的理论框架——从交易成本到全球商品链再到组织理论——一样，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司之间的关系和垂进一体化的公司（等级制）构成了明确合作程度的两个极端，网络关系模式则构成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中间部分。我们把这个体系下的网络关系模式分为三种：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这样我们的分类方法共区分出五种基本的价值链治理模式。这些类型是解析型的，而不是实践的，尽管它们部分源自于实际观察。它们是：

（１） 市场型。市场联系并不一定都是完全短期的，如同典型的现货市场一样；公司之

间的合作也可能会持续很久，并且重复交易。市场型治理模式的要点是对于交易双方而言，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成本都很低。

（２） 模块型价值链。典型的模块型全球价值链中供应商按照顾客要求生产产品，只是

详细程度不同。然而，当提供“一揽子服务”时，供应商对全套加工技术承担全部责任，使用有限专用性的普通设备，代表顾客支付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资本开支。

（３） 关系型价值链。在这种网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交易双方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这

通常会形成相互依赖和资产的高度专用性。这种模式可以通过声誉、家庭和种族联系来治理。许多学者已经强调了关系型价值链联接的空间临近性特点，但是对

于长期合作或建立在分散的家族和社会群体之上的关系型价值链成员来说，信任和声誉起到了良好的约束作用。

（４） 领导型价值链。在这些网络中，小型供应商对大的购买商存在着高度依赖性。供

应商面临着极大的转换成本，由此，领导型供应链的特点是领导企业对供应商的高度监控。

（５） 等级制。这一治理模式的特点是垂直一体化。治理的主要形式是管理控制，方向

是从上级到下级，或从总公司到分子公司或分支机构。

3， 价格链治理理论

提出全球价值链的分类方法之后，我们下一步就是给出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操作理论。在何种情况下会出现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或是垂直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在上文基础之上，我们识别和讨论区分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三个关键因素：交易的复杂性，识别交易的能力及供应能力。通过这样做，我们视资产专用性问题可以通过交易成本经济学来解决，同时把重点放在所谓的“全球”交易成本，亦即在协调价值链活动中发生的成本。通常认为这些协调成本或者叫全球交易成本在生产非标准化产品，一体化结构产品或对时间敏感的产品时才会出现。

当领导企业提升交易复杂性时，它们会对价值链提出新的要求，例如当它们寻求JIT供应和增加产品差异性时。然而，领导企业同样也会采用降低交易复杂性的战略。这样做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技术和加工标准的研发。公司之间信息传递的复杂性可以通过采用统一技术标准和允许贸易伙伴之间传递原始数据来解决。这些标准在价值链各环节的应用距离整个链条的提升还有很长的距离。当这些约定的规范化传递标准被所有企业所熟知并遵循时，整个链条将从中受益，如已经被公认的模块化产品设计信息的传递，尤其是当新产品投入生产时通过重复使用模块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Langlois和Robertson 1995,Schilling和Steensma 2001,Sturgeon 2002）。在模块化价值链治理模式下，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建立和中断联系都很容易，这就产生了变动频繁、极其灵活的网络结构。同时其动力来源与市场型很类似，两种模式本质上的差异是因为大量的非价格信息在公司之间流动，尽管是以一种规范的格式。而且，只要产品差异性可以被一系列明确的，广泛接受的参数来定义的话，这种高度差异性就可以通过有限的信息来提供。在传统上，公共机构和私有机构都可以定义产品的规格和标准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有权验证产品是不是符合这些标准。在与质量相关的标准和认证发展过程中，劳动和环境影响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同时，新的供应商融入全球价值链也为协调提出了挑战。Keesing和Lall（1992）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被期望能满足在其国内市场并不适用的各项要求。这样国内外市场要求的生产能力出现差异，也提高了购买者监控的力度。

这些事项引导我们构建一个基于以下三要素的价值链治理理论：

A 维持一桩特殊的交易，尤其考虑到产品和加工规模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传递的复杂性 B 信息和知识规范化程度，其结果是可以有效传输而且不需要在交易的各个环节额外专业化投资

C 与交易需求相关的实际和潜在的供应能力 如果这三个要素都只取高和低两个值，那么将会有八种可能的组合，这其中只有五种可以在现实中发现：

1， 市场型。交易很容易规范化，产品参数相对简单，供应商几乎不需要购买者提供投入就

可以生产产品，资产专用程度低，这种情况适用于市场型治理模式。市场交易中购买者根据生产商提供的参数和价值选购。因为交换的信息复杂程度较低，交易几乎不需要明确的合作。

2， 模块型价值链。当规范产品规格的能力延伸到更复杂的产品时，价值链的模块化就会出

现。这发生在产品架构是模块型的，技术标准的应用降低了零部件的差异性，使零部件、产品和加工规格趋同，交易相对简单。同时供应商有能力提供全套产品和整个模块，这一过程使难以标准化的信息内生化，从而降低资产专用程度和购买者直接监管的需要。建立在标准化知识之上的连接提供了许多市场连接的好处——速度，灵活性及可以获得低成本的投入——但并不像经济的市场那样基于价格进行交易。例如，当一份电子设计图从领导企业传递给供应商时，企业之间同时也有好多价格之外的信息在传递。由于标准化，复杂的信息几乎不需要明确的合作，这种情况下，类似于简单的市场交易一样，替换合作伙伴的成本也很低。

3， 关系型价值链。当产品规模不能够标准化，交易很复杂，供应商能力很高，这种情况适

用于关系型价值链治理模式。这是因为购买者和供应商之间必须就一些常规的知识进行交流，高度竞争的供应商也给领导企业很大的动力通过外购获得竞争所需的能力作为补充。这种相互依赖可以通过声誉，社会和空间上的临近，家庭和种族联系等等来加以规范。同样也可以通过对于违背合同的一方以惩罚的机制来解决，如Williamson在可信的承诺与质押的分析中讨论的那样。复杂的隐性信息的交流通常要通过频繁的面对面交流来完成，这使选择新的交易伙伴的成本很高。

4， 领导型价值链。当用详细的说明来标准化产品需要很强的能力，产品规格复杂程度也很

高，但供应商能力较低时，适宜采用领导型价值链治理模式。这是因为面对复杂的产品规格的低能力供应商需要来自领导企业的大量干预和控制，这有助于建立供应商对领导企业的依赖，同时领导企业为防止其它企业从这种控制中获益也倾向于对供应商更严格的监控。其结果是，供应商被“俘获”，面临极高的转换成本。领导型价值链中供应商被限制在极窄的工艺环节——例如，主要参与简单的批量生产——而在其它环节如设计，物流，零部件采购，加工工艺升级极其依赖领导企业。这种类型主要通过领导企业的强势来控制投机行为，同时为附属企业提供足够的资源和退出不盈利的环节进入市场的机会。 5， 等级制。当产品规格不能够标准化，产品很复杂，而且无法找到极有竞争力的供应商时，

领导企业会被迫自己开发和生产产品。这一治理模式通常产生于价值链各环节之间传递隐性知识和有效管理复杂的投入产出，控制资源，尤其是知识产权的需要。 6， 链条中的独家供应商。 五种价值链治理模式，还有决定价值链治理类型的三个变量值在下表列出，这五种全球价值链治理类型来自于三个关键变量的不同取值：1，企业间交易的复杂性；2，这种复杂性通过标准化可以减轻的程度；3，供应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购买者的需求。每一种治理模式都提供了外部采购获益和风险的不同冲销程度。如表1最后一列所示，治理模式涵盖了从明确合作和权力不平衡程度都较低的市场型到明确合作和权力不平衡都较高的等级制。

这里提出的可用于说明控制力是如何沿着全球价值链实施的五种治理类型需要详细说明一下。领导型全球价值链中，领导企业直接对供应商进行控制，这一点类似于母公司管理层对其海外子公司垂直一体化企业中下属的直接控制（或我们理论框架中的等级制）。这种直接控制说明了这种治理模式下高度明确合作的意向和权力的极其不平衡，领导企业（或管理层）占有极大的优势。在关系型全球价值链中，考虑到各公司都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权力平衡更均匀一点。这一模式下平等或不平等的双方通过深层次对话进行大量的明确合作，这一点与领导型和等级制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不平等双方的单向信息流动和控制形成对比。在模块型全球价值链下，就像在市场型中一样，替换顾客或供应商都相对容易，权力不平衡也相对较低，因为双方都有许多合作伙伴。

图1对上述表格中讨论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了说明，五种价值链治理模式沿明确合作意向和权力不平衡二元空间依次排列。小的箭头代表着建立在价格基础之上的交易而大的空箭头代表信息和控制的流动，这二者均由明确合作来调节。这包括一个强势的买者对一个弱势的供应商（或附属企业）发出的指令，就像领导型全球价值链或等级制中那样，也包括平等或不平等的合作伙伴之间受社会规范约束的行为，就像在关系型全球价值链中那样。在模块型全球价值链中，大量的信息流动被规范为企业之间标准化信息的传递，每个成员都在企业内部管理自己的隐性知识，也可能与其它种类的价值链治理模式交叉运用，如领导型或市场型价值链的一部分。同时关系型和模块型供应商与为它们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公司之间是以市场为基础进行交易的，如图中所示，它们也可以采用其它形式。

4， 动态的价值链分析：产业案例

识别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类型，对它们为什么会出现提供一个理论说明是很重要的一步，我们希望这一工作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代的全球经济。毫无疑问，为了对政策制订者提供借鉴，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不应该仅仅止步于产生公司间协作的不同形式，我们必须试着去预测全球价值链的变化。案例研究能够清晰的为我们揭示治理结构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集中关注价值链在以下四个不同的产业是如何演进的：自行车，服装，新鲜蔬菜和电子产品。表2给出了一些演化的轨迹，我们讨论每个案例时都会提及这些轨迹。

4．1 自行车产业：从等级制到市场型合作

自行车产业在二十世纪的演进路径为等级制如何发展到依靠市场机制进行公司间的调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案例揭示了市场型治理模式是怎样节约交易成本——尤其是协调零部件设计和整车设计相关的成本和新的产业标准出现带来的规模经济，而且是怎样开发供应商中的专业竞争力的。

自行车产业出现的早期，生产自行车的都是一些垂直一体化的公司，但是生产迅速变得片段化。今天，在整个价值链的每一环节都有大的公司，例如生产动力传动系统的Shimano公司和几个大品牌的自行车制造商，但是很少有公司跨环节从事生产。不同的自行车零部件要求不同的能力，这限制了范围经济。一个一体化的自行车制造商需要许多不同的技术能力，

或许多公司的明确协作才可以。

经过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以后，专业性的公司变得比垂直一体化生产整辆自行车的公司更有竞争力，不同零部件清晰的分界面意味着将需求汇总的专业化生产可以取得规模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规模经济出现在价值链的上游，这一现象的出现存在很强的市场协作和机制发展的动力。供应商的专业知识使它们获得极强的在其特定的专业领域创新的能力，只要这一创新不要求其它组件的变化。这些专业性公司支配着市场的某一环节（如Shimano的动力系统），它们可以在这一领域比其它公司更成功地创新，如果极端成功的话，它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应用于整个产业的事实上的标准。

要求专业化生产和劳动分工的产业标准可能以好多方式出现。可能是由支配性的大企业强制的，如同自行车产业的Shimano和个人电脑领域的IBM；可能是非正式通过企业间网络出现，就像自行车产业早期地区标准的出现；可能由产业协会来管理；又或者可以通过国际间代理或谈判来规范，就像移动新标准开发出来的情况那样。标准的建立通常是充满争议的，它们是各公司竞争定位的一部分。

4．2 服装业：从领导型到关系型价值链的转变

至少从上世纪中旬开始，服装产业就已经表现出全球化生产和贸易网络的特点，全球供应基地的扩展和供应能力的不断增长使其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实现了从领导型向更复杂的关系型供应链治理模式的转变。出口导向的服装业中心一直是东亚地区，依次为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七十和八十年代转向香港，韩国和台湾，九十年代的中国，先后成为世界级纺织和服装出口大国。东亚成功的关键就是从领导型供应链治理模式——即进口材料的简单组装，尤以出口加工区为典型——向更加一体化、附加值更高的出口形式，即一揽子供应转变。然而组装导向的领导型对布料裁剪以详细的指令形式给予明确合作，而一揽子生产则涉及更复杂形式的协作，知识交流以及关系型供应链治理模式中典型的供应商自律。

与领导型治理模式中由国外公司供应本地分包商所需要的所有投入品不同，一揽子生产要求海外的分包商有能力对设计进行解释，打样，采购，监控生产质量，匹配买方的价格并保证及时发货。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与简单组装相比，一揽子出口的主要优势在于它使得本土公司学会如何生产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并与国内经济实现了事实上的后向连接。供应商能力的提高是服装业实现从领导型向关系型转变的主要动力。海外采购办公室的设立和频繁的国际商务旅行支撑着购买者与供应商之间交流隐性知识和建立个人关系所需要的高强度的相互作用。

贸易规则对服装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演变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我们已经提出的三个变量之外的其它变量是如何影响跨国经济活动架构的，这里仅提供了一个例子。MFA设立的美国进口配额加速了七十年代开始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延伸。配额的存在加速了价值链中介的出现，包括东亚贸易公司如香港利丰和制造商如方兄弟集团等等，都致力于协调欧美订单与有配额的建立在世界各地的大量的服装加工厂。从2005年开始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议，纺织品配额逐步取消，全球纺织品生产有可能会集中于几个低成本产地如中国，印度，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的最有效率的公司之中。这种集聚可能会极大地削弱中间公司的地位。尽管如此，我们在本文中突出的几个变量依然是很重要的。从这方面来说，规范化交易在这一集聚的过程中会逐步提高，供应商的能力也会逐步提高，我们可以预期服装业的关系型价值链逐步趋向模块化。

4．3 新鲜蔬菜：从市场型向明确的协作转变

肯尼亚和英国之间新鲜蔬菜贸易多变的本质突出了从市场型治理模式价值链向更灵活的明确合作方式转变，这一过程揭示了英国超市的竞争战略在驱动这一转变中的重要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英国的超市开始运用质量和多样化产品作为竞争力差异的主要来源，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在链条的不同区段产生了几种与众不同的治理模式。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新鲜蔬菜贸易一直是通过一系列的市场关系来进行的。肯尼亚的贸易商在批发市场或农场购买农产品，把它出口到英国，然后在批发市场上销售。然而英国超市的链条在新鲜食品销售中占据的份额逐渐增加，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它们开始在链条中引入明确合作。超市把新鲜农产品（水果和蔬菜）看作是战略性产品因为它是仅有的几种可以诱使顾客改变购物地点的产品之一。为吸引顾客，超市竞相引入新的产品，强调质量，提供全年一致产品供应，增加产品加工环节使顾客在烹饪或食用之前只需极少或不需再进行加工。同时，超市被迫对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环境日益复杂做出反应，尤其是农药残留和丰收后加工的条件及环境和劳工标准。

超市通过增加供应链上的明确合作来追求这些战略目标。它们不再通过批发市场购进农产品，而是与英国的进口商或非洲的出口商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同那些供应能力和体系满足规范监督和审核的供应商采用按年签订合同的方式合作。在把供应商融入价值链前超市要对其进行审核，并对价值链各环节进行定期的抽样检查，从成品一直到场。价值链上的公司相互作用更加复杂，关系也更加密切。供应商和购买者共同决定产品开发，物流，质量等相关事项，这建立了一种新的价值链关系和竞争力。随着时间流逝，超市和英国进口商之间的关系采用了一种新的形式，最近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向模块型发展。超市降低了每一个产品系列英国供应商/进口商的数量，并使剩下的供应商在供应链管理、产品开发，顾客研究等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尽管三大连锁（Tesco,Asda和Sainsbury）努力避免使用同一供应商，但事实上这些进口商都在为多个超市和食品零售商提供服务。

沿价值链条向后追溯，组织片段化已经下降，组织间治理模式变为关系型。这一模式的风险由于排他的双边关系而受到限制。一个肯尼亚出口商只同一个英国进口商建立贸易关系，尽管它也可能通过别的渠道向其它市场销售，一个英国的进口商只有一个肯尼亚的供应商。甚至有些非洲的出口商和英国的进口商已经开始通过全资收购实现前向或后向一体化。非洲出口商与英国进口商之间这种双向依赖没有建立领导型治理模式，首先是因为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确实在不断地改变贸易伙伴。其次，双方存在共同依赖和权力均衡。出口商需要打入英国市场的渠道，而进口商同样需要有保障的农产品供给。第三，出口商越来越精明，也更有竞争力，一些额外的加工工序也被转移到成本更低的非洲。在肯尼亚，这一产业由于加工成本投资上升已经越来越集中。

肯尼亚是非洲英国新鲜蔬菜最大的出口国，不断增长的需求使领先的出口商减少对大大小小的农场主的采购，同时增加自有农场的产出。这可以被看作一个复杂性增加的例子，当

产品不再伴随着标准化或供应商较高的竞争力时，垂直一体化成为发展的趋势。 4．4 美国电子产业：从等级制到模块型，而且演进仍在继续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电子产业一直被一些大的，垂直整合的公司所支配，首先是电话公司ATT，然后是无线电企业RCA，此后兴起的消费者电子部门如电视和其后的电脑（如ＩＢＭ）。六七十年代，被追求更好的军用和航天用半导体材料所推动，一个独立的，或商业的零部件产业（如德州仪器）在美国空军和美国太空总署的大力推动下应运而生。到了八十年代，民用电子产业随着个人电脑的出现快速增长，一系列其它价值链功能被外包，首先是半导体装配和电路板组装，然后扩展到专业的亚元件如磁盘驱动和显示器，最近是生产流程本身，称作“合同制造”。

在九十年代，几乎所有北美主要的消费者电子公司和主要的欧洲电子公司都决定退出生产领域。其工厂被关闭或卖给合同制造商，这一趋势使得全球电子产品生产能力的大部分份额被几个大型的全球运营合同制造商控制。如Solectron,1988年还仅仅是一个位于硅谷的拥有3500名雇员，年收入2.56亿美元的小公司，到了2000年已经成长为在全球拥有50个生产基地，超过8万名员工，销售收入近200亿美元的大型企业。同一时期Solectron把它的服务领域从电路组装扩展到包括生产设计，采购，存货管理，试验程序开发，组装，全球物流，分销，售后服务和维修等。全球合同制造商如Solectron推动电子产业全球价值链治理进入模块化模式，因为他们业务的大批量和宽幅度囊括了大量不同类别领导企业所需要的一般价值链活动模块。传递电子设计文件的标准化协议和高度自动化、标准化的加工技术使领导公司很容易转换或共用承包商，并且抑制了专用资产的增加。

今天，承包商在领导企业的设计和业务加工中投入新的资源寻求新的收入来源，新的电路板组装技术已经出现，如光学零部件的组装，设计规格的传递也变得更加复杂和更不标准化，使得领导企业转换和共用供应商变得更加困难。产品设计领域的更紧密的合作使供应商可以充分接触客户新产品的CAD设计文件，这些文件可能包含核心知识产权。由于合同制造商接管了更多的分销功能，领导企业必须透露关于最终客户需求和定价的关键知识。所有这些相互作用都被植入跨越领导企业和其核心供应商整个组织的详细信息技术系统，对于领导企业而言，产生了新的知识产权泄露和买卖双方“锁定”的风险。共享信息技术系统正在向两个方向同时演进：一个是朝向增加资产专用性和“锁定”程度的所有权系统，但是能更好地保护关键知识产权；另一个是朝向更好支持价值链模块化的开放标准和/或第三方系统，这为知识产权的泄露大开方便之门。这一产业应该选择那个方向——专有系统和关系型价值链还是通用标准和模块型价值链——依然悬而未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将帮助决定电子产业未来的结构。

电子产业的例子显示价值链模块化是通过复杂信息标准化来实现的（如产品设计和自动加工技术计算机化）因为标准化简化了公司之间连接的传递。但这一例子同时也显示模块化可能被非标准化所削弱，或者是由于技术改变，如光学电路板组装技术出现的例子，或者是供应商活动捆绑，用这样一种方式供应商可以跨越标准化连接，帮助领导企业活动保守秘密或为自己所用，例如产品设计或客户合同。 4．5 全球价值链的原动力

这一部分给出的案例研究是为了突出全球价值链动态性和交叉重叠的本质。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止不变或与某具体产业紧密相连。它们取决于价值链成员在价值链治理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以及技术是如何应用于设计，生产和价值链治理本身的。价值链治理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在特定时间和地区，特定的产业，价值链上各环节的治理模式也会存在差异。然而我们认为这一动态机制和差异较大程度上可以用我们在本文中给出的三个变量来解释，要完全理解它们的动态特点，还需要更多的工作。信息的复杂性是如何改变？为什么要改变？标准化信息的能力和供应商的能力又是怎样改变的？为什么要改变？

在这一阶段我们仅仅给出部分答案。首先，当领导企业寻求从其供应商处获得更复杂的产出和服务时信息复杂性发生改变。由于现在的能力可能无法满足新的要求，这一改变有可能降低供应商能力的有效水平。反过来说，降低复杂性也是在提高规范化交易的能力。其次，在一个产业内部，规范化和创新之间始终存在冲突。就像Storper和David曾提出的那样，新的技术会重新为标准化计时。第三，供应商竞争力随时间而改变，伴随着学习过程，供应商能力在逐步提高；但是当购买者在价值链中引入新的供应商、新技术投入应用、领导企业提高对现存供应商的要求时其能力降低。

当我们广泛浏览不同产业，不同时段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案例时，对全球经济趋势做一般性概括是一个很诱人的想法。在提出的研究案例和别的产业研究中，供应能力的增加都在帮助全球价值链架构远离等级制和领导型，趋向于关系型，模块型和市场型。当供应商向领导公司提供更高水平的价值链约束（如交钥匙或一揽子服务）时，模块型治理模式最有可能出现，这一模式具备隐性知识内部化和集聚产能，产生更大规模经济的优势。然而，如果规范化极其困难，组织片段化将不会导致价值链模块化的发生。例如，美国汽车产业组织形式向片段化的大转变起始于八十年代中期，这给整个价值链赋予很强的关系元素。这可以部分被解释为复杂的机械体系很难以规范化，这已经抑制了产业标准的出现，使领导企业和其供应商之间的交易极其复杂，即使其供应商的能力部分地因为第一层供应商的合并已经得到极大的提高。

随着标准，信息技术和供应商能力的提高，模块型治理模式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角色日益巩固。外购成本和风险优势再次推动全球价值链向“片段化”转变（假设资产专用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然而当我们以关系型网络为起点，向模块型的转化——也可能最终是市场型——可能被当作一种标准或规范化模式，因为变动性更强的价值链会导致成本和风险的下降。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反对过度简化的概念即全球价值链正沿着一个固定的模式演进。首先，使产品生产和加工规格规范化的标准因产业而不同并且不断发展。其次，当新技术或新的价格链活动捆绑在一起的方法出现时，原有的规范产品和加工规格的标准可能已经过时。正如我们今天在电子产业例子中看到的那样，这可能会使市场或模块型的治理模式后退到关系型的治理模式去，而且如果资产专用性问题足够严重的话，甚至会退回到等级制。第三，了解标准，接受协议可能对于产业的所有企业来说并不是那么简单，廉价，甚至有时候是不可能的，也有时候可能会存在互相冲突的标准，使得选择和投资变得更加困难和更具风险性。由于标准和协议是动态的，积极参与规则制订的企业很自然会获得主要优势，这有利于先发企业和区域。最后，很明显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最好的办法去组织全球价值链。在一些产品类别中，一体化的产品架构使其很难片段化，这时候垂直一体化成为最优的价值链治理模式。索尼和三星在消费者电子领域的成功有可能就是因为其高度的垂直一体化治理模式。而在服装领域，ZARA极其迅速的产品周转速度的成功——有时候两周就可以周转一次——得到了公司纺织制造分支机构内部化和领导型的缝纫车间的支持。 5，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类办法，并给出了为什么这些模式会出现的理论依据。我们认为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关键依赖三个因素：交易的复杂性，规范化交易的能力和供应能力。这些变量有时候由产品生产和加工的技术特点决定（例如有些交易比其它交易本质上更为复杂，更难以规范化），而且它们通常要取决于产业内企业的效率、围绕着开发的社会流程，分散及标准和其它规范化项目接受程度。尤其是后面的几个决定变量为政策干预和企业战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全球价值链体系聚焦于公司间联接的本质和内容以及管理价值链协调的力度，主要存在于购买者与少数几个一级供应商之间。然而，重要的是不要忽视价值链两端的企业。在价值链上游，零部件和设备供应商可能有极大的控制力。例如，在个人电脑领域的两个公司Intel

和微软,制订了绝大多数其它价值链成员必须遵循的参数。这些“制订参数”公司的控制力度，例如Shimano在自行车领域和应用材料在半导体领域，并不是通过明确的合作来实施的，而是通过它们在关键零部件和技术方面的市场支配地位来获得的。在价值链的下游，知识广博的用户在决定价值链最终产品和服务的特点和创新轨迹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就像它们在许多复杂的服务产业，如企业计算行业所做的那样。即使是普通用户，也远不是完全被动的，就像Leslie和Reimer指出的那样。消费者文化，不管是起源于家庭，街道，学校亦或公园，都可能会用许多设计者或营销者没有想到的方式改变或颠覆设计者最初设想。

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跨越国界的组织结构，尤其是那些在全球分布的。毫无疑问，本地和国家体系结构乃至传统都至关重要。地理学家和规划人员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本地产业集群的空间和社会临近性是如何对组织结构的分散及高度创新性的经济活动起作用的。这一研究有效地强调了隐性知识的内嵌和区域上集群的企业高度相互依赖的重要性。我们认可这些观点，并且认为这些集聚是全球价值链中可能存在的关系最密切的地方。资本主义文献的多样性主要来自于政治学，同样认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和传统（如金融，公司治理和教育培训）深刻地影响着产业的特色。其它的研究表明当外商直接投资把本地和国家模式影射到全球规模，许多地理上根植的特点也都被带到了国外。这些差异可以，并且也确实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有深刻的影响。例如，即使当潜在的产生模块型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条件已经出现，就像它们在日本个人计算机产业那样，但是大量的外购可能与长期的公司战略和传统是格格不入的，例如大公司的终生雇佣，这使得根本的产业重组极端困难和缓慢。

同样，全球规模的管理，或者叫做“游戏规则”，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变化的方向有深刻的影响，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就产业的更宽泛的领域来说，从电子产业到服装产业，再到家居用品，对特殊地区增值税的有选择性的免除，例如807条款或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以及欧洲的外运加工安排，都鼓励了全球价值链的片段化，就像我们在服装产业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保留工作职位的政治压力和通过地理多样性分散风险的管理欲望有可能会使服装产业的价值链更片段化，如果生产决定仅仅是根据经济标准来做出的话。

同时还有许多影响全球经济演进的要素，我们有信心我们的模型内含的变量会在很重要的方面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和治理，而不管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如何。我们提出的治理模式框架可以部分地引导我们更系统地理解全球价值链，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压力最大的一个领域就是与治理框架一致的政策工具的制订。价值链研究的一个核心发现就是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越来越依赖于参与发达国家大公司领导的全球生产网络。所以，全球价值链治理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何进入全球市场，进入的收益和被排除在外的风险是什么，以及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净收益如何提高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研究本质上是很困难很难捉摸的目标，我们的任务由于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各种模式和形成这些结果的关键决定因素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而带来了许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