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地缘战略与印度洋的战略地位
作者:熊艺茹 王勇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5期
摘要长期以来,印度洋因作为联系的纽带,丰富的资源、多样的文化、复杂的矛盾、频发的冲突而持续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作为地缘战略核心地区的地位也受到普遍承认。本文试图从地缘战略的视角,在理解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阐述印度洋独特的战略地位,并就中国对印度洋的价值和利益判断进行一定的探索。 关键词地缘战略 印度洋 中国
作者简介:熊艺茹、王勇,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5-142-02
进入新世纪以来,本就不平静的印度洋更是波澜迭起,大国的激烈争夺进一步推动了印度洋地位的上升,其作为“地理战略性的地区”的认知被国际社会进一步强化,可以预见的是,印度洋将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合作与斗争的重要舞台。在中国迈向世界大国的进程中,印度洋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关于地缘战略的理性认识
当前,尽管国际事件层出不穷,一国或更换领导人,或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府的组织形态,但“任何国家都无法移动它的地理位置;也没有国家可以卷起领土逃之夭夭”。“尽管新近的技术进步和经济融合促进了全球化思维,但某些地方仍比其他地方显得更重要”,地理因素始终是研究国家战略的传承、变革和实施的恒定性因素。
我们生活在陆、海、空、天、电磁的多维空间中,但地理学所说明的“地球上最大的空间差异是海陆差异,这既是地理性的差异,又是政治性的差异”。麦金德清晰揭示了一个命题,自地理大发现开始,人类历史就进入陆海二元对立的时代。从现代世界政治的整个演进过程中不难看出,全球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海上战争,“在海战中被打败的国家,即使获得了陆上的胜利,仍不可能在全球层面上取得成功”,甚至最终也不能保有在大陆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海权是全球伸展能力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它具有一种特有的开放性,对陆权也能产生一种强大的渗透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不是压倒性的,海权的机会远大于陆权,它才是全球层面上最合适的权力指标。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的研究表明,参与全球战争的主要国家都是海洋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世界性强国必定是行使海洋控制的海洋强国,伴随着世界领导角色的转变是海洋权力的转移……全球投送能力的优势提供了世界领导者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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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战略本质上不是内向的而是外向的,即通过研究本国与外部世界的地缘关系谋求安全发展之道”。中国是一个鲜明的“陆海复合国家”,是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这意味着它“具备陆权大国和‘心脏地带’大国的天然素质,同时具备海权大国和‘边缘地带’大国的基本条件”。“特殊的地缘位置、极大的战略纵深和综合国力潜质使中国本身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着一种国家规模效益”,其地缘政治潜力天然具备独立支撑并能单独抗衡其他大国的特质。尽管中国地缘上的空间特征是一分为二的,其在战略上则必须合二为一,即奉行陆海兼顾的复合型地缘战略选择。陆海兼顾是两个方向的发展保持一定平衡而非均等,同时也必须有一个方向为重点。“海权是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必要条件”,郑和早就说过:“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也来自海上”。中国应充分利用其陆海强国的双重身份和亚太地缘战略格局的中心位置,将海洋优越地位和丰富的陆上资源合理整合到一起,最大程度地开发其地缘位置蕴涵的巨大潜力,在亚太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发挥重要影响。而“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越强,它在重要地缘政治利益、影响和参与方面超越其近邻的覆盖面也就越大”,印度洋自身的优势和中国在其日益增长的利益存在将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 二、印度洋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
马汉曾预言:“谁掌握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亚洲。二十一世纪将在印度洋上决定世界的命运。”印度洋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从海陆关系看,全球的海洋是一个整体,包围着陆地,单就印度洋,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地理现实。陆地从三个方向把这个区域与其他大洋隔开。由于欧亚大陆与非洲几乎联为一体而被麦金德称作“世界岛”,印度洋可近似看作“世界岛”的内湖。其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进出该区域内的航线集中而有限,且出口易于有效控制,则加大了依赖国的战略风险。印度洋是西亚和东南亚的桥梁,是连接东亚、欧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枢纽,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通道聚集于此。印度洋包括两条重要的航线。一条是东亚—苏伊士—欧洲航线,它是东亚与西欧间最短的海上通道。另一条是欧洲—好望角—东亚航线,它是大型油轮和散装货轮等大型远洋运输的首选,对欧美国家尤为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洋地区并不是一个整体,它“作为一个地理中介,把各国分割开来而不是联系在一起”。南亚次大陆呈“V”型深入大洋数千公里,从中间将印度洋北部一分为二;阿拉伯半岛与非洲之角,东南亚交错的海岛从东北和西北两翼将印度洋分隔。陆地的分隔使印度洋“至少能定义5个核心区域:波斯湾核心区、南亚核心区、红海核心区、南部非洲核心区、‘澳大拉西亚核心区’”,各个核心区之间也存在相互交叉和重叠。这种地理现实下,不仅各地区的联系异常紧密,更重要的是,一旦某一地区发生危机或冲突,其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便极易向其他地区扩散,导致事态的覆盖面扩大和持续周期延长,也会因参与国增多而使问题复杂化,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大范围蔓延就是鲜明的例证。
印度洋的地理构造特征导致主要的国际战略利益都聚焦于印度洋北部边缘从亚丁湾到“马六甲海峡地区(Straits of Malacca)”这一广阔的“弧形地带”,这一弧形地带包括许多现有和潜在的冲突区。从地缘战略角度看,弧形地带构成欧亚大陆的柔软腹部,它既是欧亚大陆与海洋交汇的“边缘地带”,又构成“内新月地带”的中段,是遏制陆上势力向海洋扩张,海权势力向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渗透的必经之地。同时,这一弧形地带兼具“破碎地带”的属性,迄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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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始终未出现任何一个占优势地位的世界大国。弧形地带有三处可作为“地球这一部分的所有贸易的市场和主要咽喉……第一个是在新加坡海峡出口处的马六甲,……第二个是在红海海峡出入口处的亚丁,……第三个是在波斯海峡出入口处的霍尔木兹”,该地区又囊括世界的“石油宝库”,随着它海岸线伸展的是连接东西方及产油区与市场之间最短、最经济和最便捷的海上航线。此外,该弧形地带还几乎涵盖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构成一条名副其实的“伊斯兰之弧”。地缘位置和资源的优势并未为这一地区带来繁荣与稳定,相反,该地区总是充斥着各种矛盾、争端、冲突和外部大国的利益重叠与斗争,一旦“不稳定情况同不断增长的外部压力相结合,从来都是要引起风暴的——气候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在该地区汇聚的大量武装冲突、战争,频繁的危机与对峙严重困扰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构建和印度洋的通航安全。持久的阿以争端以及9·11事件后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使该区域成为反恐力量与恐怖主义缠斗的主战场。
三、中国对印度洋的价值判断
人们思考战略时,都会不约而同从各自利益出发,正如雅典人在阐释自己的帝国战略时称,“三个很重要的動机是我们不能放弃:安全、荣誉和自己的利益”。随着国家影响力的不断辐射,海上航线地不断延伸,其海外利益将会拓展到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从而逐步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中国印度洋利益正是由此而来。印度洋汇聚中国重要的贸易通道,也承载着中国关键的能源需求,这些应理解为中国在印度洋的海洋利益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海洋利益现状相关因素影响的国家利益,而这些利益的状况最终将影响着国家的总体发展进程和国际地位。
改革开放彻底打破中国经济以往的封闭性特征,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高出同期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同时也远高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由此而来的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及在世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扩大海外贸易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印度洋航线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贸易约占进出口贸易总额40%左右,其主要由“西行航线承担,包括中国——东南亚——阿拉伯海——红海航线、中国——东非航线、中国——西非航线、中国——地中海航线、中国——黑海航线及中国——地中海——欧洲航线”,主要的进出口地区包括欧洲、南亚、中东和非洲。
欧盟是中国仅次于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荷兰、西班牙、英国、意大利也位居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的前十位。“从2004年起,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8年前8个月的中欧贸易额已达2833.2亿美元。欧盟还是中国最大的技术输出方,第四大实际外资来源地”。中欧经贸关系日渐成熟,磋商机制不断完善,双边合作不断向高技术领域发展,中欧未来的发展需要双边经贸合作持续、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对于南亚,印度稳居我国贸易伙伴前十位之列,而巴基斯坦也是我国十分重要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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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中国与中东、非洲贸易实现突破性增长,“2002-2006年,中非贸易额从124亿美元增至555亿美元,年均增长45%,2007年达735.7亿美元,同比增长33%,非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2006年中国与中东进出口总额分别为4182亿美元和4022亿美元,同比增长329%和403%,是除非洲外与中国贸易发展最迅速的地区”。除贸易规模扩大外,中国能获得锰矿石、矾土、铬以及其他有色金属等战略资源,还与中东非洲基本形成了机电产品与纺织品为主,其他各类轻工产品为补充的出口结构,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和价格竞争力逐步提高,一些高附加值产品输出将不断增加。中国与中东、非洲国家的合作没有任何附加性条件,“商业就是商业,我们应努力将政治与商业区分开来”,双方的经贸往来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双方良好的政治关系为贸易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双方高度互补的经济和产业结构成为贸易发展的不竭动力,各种日渐完善的贸易机制为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与中东非洲的总体经济势头良好,可以预计,未来相当长时期将是双方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其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及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而带来的“能耗转移”,致使中国的能源消耗与日俱增。中国自1983年开始进口石油,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5年,中国每天消耗原油约为650万桶,占全球总消耗量的7%”。“预计至2020年,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66%”。《2007年中国能源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石油供应格局将由以国内为主逐步转向以国外为主,进口石油逐年增加的情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原油进口地相对集中,维持以中东、非洲为主的格局。 根据英国BP公司的数据,“截至2005年,中东地区石油已探明储量达7427亿桶(1012亿吨),约占全球总量的61.9%,储采比约为80年”。“非洲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2%,是仅次于中东、中亚的世界第三大储油区,近十年来,其已探明储量增长36.5%,高于4%的世界平均增幅”。目前,中国从非洲石油进口已呈迅速增长态势,苏丹、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利比亚、赤道几内亚、加蓬、安哥拉和乍得等国都成为中国的海外石油来源。“2002年中国从非洲进口原油1580万吨,至2004年已增至3530万吨,占总进口量的30%,增长59%以上”,已成为中国第二大原油来源地。国外研究认为,“中国的能源进口正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以迎合其经济发展的需要,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至少增长一倍”。虽然其中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未来巨大的能源进口要求,而中东、非洲在世界能源市场的天然优势将使中国进一步加深对它们的依赖程度。
强有力的经济联系必然促使强烈政治感情和巨大政治利益的产生,中国对印度洋地区不断增长的需求将使其愈发关注其利益存在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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