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昆虫记的故事

　　达尔⽂是英国的⽣物学家。达尔⽂从⼩就喜欢打猎、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当地的名医，家⾥希望达尔⽂将来也能从医，于是把他送到医学院学习。可是达尔⽂整天“游⼿好闲”、“不务正业”。⽗亲⾮常⽣⽓，⼜送他到剑桥⼤学学神学。然⽽，达尔⽂仍然热⼼于收集甲⾍等动植物标本，对神秘的⼤⾃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1828年的⼀天，在伦敦郊外的⼀⽚树林⾥，达尔⽂正围着⼀棵⽼树转悠。突然，他发现将要脱落的树⽪下有⾍⼦在蠕动，于是急忙剥开树⽪，发现两只奇特的甲⾍正急速地逃跑。达尔⽂马上把它们抓在⼿⾥，兴奋地观看起来。正在这时，树⽪⾥⼜跳出⼀只甲⾍，他措⼿不及，迅速把⼀只⼿⾥的甲⾍塞进嘴⾥，伸⼿⼜把第三只甲⾍抓了过来。看着这奇怪的甲⾍，达尔⽂真有点爱不释⼿，只顾得意地欣赏⼿中的甲⾍，早把嘴⾥的那只甲⾍给忘记了。嘴⾥的那只甲⾍憋得受不了啦，便放出⼀股⾟辣的毒汁，把达尔⽂的⾆头蜇得⼜⿇⼜痛。后来，⼈们把达尔⽂⾸先发现的这种甲⾍，命名为了“达尔⽂”。

　　1831年，达尔⽂参加了历时五年的环球考察。回来后，达尔⽂⼤胆地提出了“物种逐渐变化”的假设，摒弃了物种不变的说教，并在1859年出版了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　　拓展阅读：达尔⽂的故事两则　　篇⼀

　　达尔⽂是⼀位世界有名的科学家，他从⼩就观察花草树⽊怎样⽣长，鸟兽鱼⾍怎样⽣活。他有时爬到树上，看怎样孵⼩鸟;有时到河边去钓鱼，把钓到的鱼养起来观察。蝴蝶呀，蜻蜓呀，他都采集来做标本。

　　达尔⽂每天⼯作以后，喜欢在树林⾥散步，呼吸新鲜空⽓。就是在这休息的时候，他还认真观察树林⾥的东西。⼀棵⼩草的变化，⼀条⼩⾍的蠕动，也能使他产⽣极⼤的兴趣。

　　有⼀次，达尔⽂看见树上⼏只⼩鸟，就站住了，仰著头仔细观察。为了不惊动他们，他⼀动不动在树下站了好久。⼀只⼩松⿏以为他是⼀根⽊桩，竟然顺著他的腿，爬上了他的肩膀。

　　达尔⽂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作中，观察过许多动物和植物，积累了⼤量的第⼀⼿资料，为他创⽴进化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篇⼆

　　达尔⽂是英国最的⽣物学家，从⼩就对⽣物学⽅⾯表现出了极⼤的兴趣。后来他参加了英国皇家组织的⼀次环球航⾏，使他有机会对全球各地的不同⽣物有了⼀次详尽的考察。在五年环球考察旅程中，他对沿途的动植物和地质⽅⾯进⾏了翔实的观察和资料采集。后来回国后，他经过⼤量的研究，科学的分析。逐渐形成了⽣物进化的观点，并于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科学界的《物种起源》。恩格斯将他的观点誉为19世纪⾃然科学的三⼤发现之⼀。

　　然⽽就在他的《物种起源》出版的背后还有⼀段鲜为⼈知的故事。那是1858年6⽉18⽇，就在达尔⽂的研究进⾏到⼀半的时候，他收到华莱⼠的⼀封信，信中附着⼀篇他⾃⼰的论⽂。华莱⼠也是⼀位⽣物学家，与达尔⽂私交甚好，达尔⽂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常赏识。此时的华莱⼠正在马来群岛考察，这篇随信的论⽂就是他在考察途中写的关于⽣物进化论的⽂章，想请达尔⽂审阅，如果有价值，就让他转给地质学家赖尔帮忙发表。此前华莱⼠知道达尔⽂也在进⾏⽣物进化⽅⾯的研究，但是具体的细节，他并不清楚。

　　达尔⽂看到了这篇论⽂之后，感到⾮常震惊。这篇论⽂的观点竟与⾃⼰研究⼆⼗多年的结论惊⼈地⼀致，⽂章中虽然没有提到过“⾃然选择”这个概念，但是⽂章论述的⽣物进化机制与⾃⼰的学说不谋⽽合。

　　原来，华莱⼠在南洋的马六甲岛进⾏科学考察时，患病休养期间，他想起了⾃⼰曾经读到过的马尔萨斯《⼈⼝论》⽽受到启发，结合⾃⼰的研究从⽽得出了“最适者⽣存”的⽣物进化观点，于是他就写成了《沦变种极⼤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的论⽂寄给了达尔⽂。

　　在当时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常注重⾸创性和⾸发权，科学家们为了⼀些研究观点，彼此钩⼼⽃⾓，争名夺利，相互打压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时候还因此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与其他的研究者不同的是，达尔⽂⾮常重视后辈的这篇⾟勤的研究成果，他⽴即将华莱⼠的这篇论⽂按照其意愿转交给了赖尔，建议⽴即发表，对于⾃⼰的研究成果，他却只字不提，⽽让华莱⼠⼀个⼈获得这项荣誉。

　　赖尔以及当时的植物学家胡克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读到过达尔⽂关于⽣物进化论的⼿稿，他们深深地为达尔⽂的⽓度所折服，他们建议两个⼈同时公布各⾃的研究成果。达尔⽂对此极⼒反对，认为这样对华莱⼠不公。

　　经过赖尔和胡克多次劝说，达尔⽂才将1842年的部分⼿稿和华莱⼠的论⽂于1858年7⽉1⽇交与林耐学会。在⼀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上他们的研究成果⼀起被宣读，并且同时发表在当年的林耐学会学报上。这些，华莱⼠都⼀⽆所知。

　　后来在赖尔和虎克的催促下，达尔⽂把准备多年的⼿稿压缩到三分之⼀左右的篇幅，在1859年11⽉出版了《物种起

源》，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达尔⽂认为是华莱⼠独⽴地发现了⾃然选择的⽣物学观点，他郑重地把华莱⼠当成⾃然选择学说的共同创⽴者，让其共享这个研究成果。

　　然⽽事实上，华莱⼠的观点虽说与达尔⽂的学说有些相似之处，但是有些论述还是跟达尔⽂的观点有所区别的。华莱⼠对能与达尔⽂共享荣誉，感到⾮常⾼兴，同时也感到⾮常惭愧。他很清楚，⾃⼰的论述还很粗浅、简单，只有达尔⽂才能⽤如此丰富、确凿的论据和雄辩的逻辑⼒量来证明⽣物⾃然选择学说的正确性，并使⽣物进化论观点在与顽固的神学论观点激烈的交锋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如果不是达尔⽂，⾃然选择学说不会被⼈们所认可，⾃⼰也不可能在学术界有如此⾼的地位，因此他总是把⾃然选择学说荣耀地归功于达尔⽂，并把它尊称为“达尔⽂主义”。

　　回到英国后的华莱⼠与达尔⽂站在了同⼀战线上，两个⼈成为亲密的朋友。达尔⽂没有因为华莱⼠的⾝份低微⽽在意，不仅在学术上对他⼤加推崇，还经常接济出⾝贫寒的华莱⼠，⽽且还极⼒说服英国给华莱⼠提供丰厚的资助，解决他的⽣活问题，让他能潜⼼研究。

　　正是达尔⽂和华莱⼠的彼此谦让和通⼒合作，⽣物进化论学说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并且得到了极⼤的传播。

　　华莱⼠也成了达尔⽂学说主要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在达尔⽂死后的数⼗年间，学术界对达尔⽂学说进⾏了如潮般的批评，华莱⼠孤独⽽坚定地奋⼒应对。并在18年出版了《达尔⽂主义》⼀书，他的努⼒使“达尔⽂主义”度过了漫长的暗淡时期，⼀直到20世纪40年代，达尔⽂学说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