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唐宋变革_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从战国中晚期及汉初的文献不难看出,中原的老百姓对秦、楚态度有明显的恶化。例如5公羊传6把秦、楚列为蛮夷之类;孟子讲楚国是/南蛮?舌之人0;5战国策6则记载当时的一些政治家认为/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0,以后司马迁也接受了这个看法,认为/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0。这种对秦、楚的疏远是战国时代产生的新现象,以前并不存在;它证明了在当时战争中民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跟普遍的看法恰恰相反。

战国时代国与国的民众之间的疏远很可能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所致。那么,这个现象与当时/大一统0的思想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战国时代的文化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具有不少的内在矛盾。从一个角度来说,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老百姓不免会憎恨外来的侵略者。睡虎地4号墓所发现的秦国士兵的信,记载了当时被征服的楚国人痛恨秦军;秦人也以/新地0的人为/盗0。在这种条件下,每个国家的人的自我认同增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士人0,跟近代西方的知识分子相反,没有提出/0的口号,而是主张/天下一家0、/大一统0、/定于一0等。也许这是他们的谋生方式影响所致。在/朝秦暮楚0的情况之下,绝大多数的士人没有对于某一国的忠诚;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天下0。由于没有从知识分子阶层那里得到理论支持以及认可,民间的憎恨、隔阂以及自我认同很可能因此而弱化,终究大部分人没有为燕、魏、楚等国的而牺牲自己,而是/裴然乡风0而朝秦。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重要的选择之一。

我在此提出了两个例子供大家参考,在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我们必须要重视当时的矛盾,认识这种有明显辩证法特色的发展过程。对于中国古代史,延续性确实存在,进步也是明显的;但是矛盾、退步、思想斗争也同时存在,而且影响深远。在抛弃阶级斗争论的同时,我们不应该抛弃辩证法,否则对历史的理解不免流于简单化。

/唐宋变革0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张国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100084)

究竟如何来给唐宋之际的历史变化定位?/唐宋变革0与历史分期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为什么要从中国历史分期中去考察/唐宋变革0呢?

日本京都学者内藤湖南在学习西学(兰学)的过程中,把西方近代的变革套用在唐宋时期的变化上。他的唐宋变革论一开始就是与中国历史分期联系在一起的。内藤湖南把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定义为/上古0(后汉后期到西晋,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扩张);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是/中世0(唐后期到五代,外部力量在中国达到顶点时期);进而把宋元作为/近世0前期,明清作为/近世0后期。/内藤在这种时代区分法中,精巧地整理了繁难的史实,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发挥了稀有才能。0(卷1,P126)

我认为对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应该确立一个基本史实,即中国历史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现代中国版图内的中国的历史,不只是汉族中国的历史。这样一个中国有两个特征:第一,华夏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同时,周边地区还有一个相对落后的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广袤地区。由此派生出来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中国长期都是一个/夷夏共同体0。这个夷夏共同体,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朝贡、册封制度以及羁縻府州制、土司制等等把夷和夏粘合在一个/0乃至/一国多制0的中华帝国之内,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唐太宗既当天子又是/天可汗0。要言之,中华帝国以华夏文明为主体,同时控制着周边相对落后的广袤地区。这些地区属于今天中国版图之内,其地区政权,比如五胡政权、契丹、党项、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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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和满洲政权等在历史上与中原王朝的复杂关系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夷夏关系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于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要充分考虑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以礼乐文明为主要特征的华夏文化形成、定型以及近代转型的阶段性发展,这是一个文明自身的历史走向,不具有必然指向以地中海为模式的现代性为最终归宿的目的性特征。二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起伏和变化,这也可以说是夷夏关系的变化。承认中华帝国内部,华夏文明与蛮夷文化的相互冲突与融合也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强大影响。假如我们的历史分期不考虑华夏文化自身发展的阶段性,中国历史发展就没有了主线;同样,假如我们忽视了周边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冲击,中国历史的许多时期(如北朝、元朝、清朝)就无法加以合理的介绍,我们单纯按照华夏文化发展所作的历史分期就会失真、失实。这两个方面在唐宋之际都构成了分界线。比如,从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来说,唐宋之际就有很大变化:唐朝以前,统一的大帝国都由汉族建立,比如汉朝和唐朝(尽管唐皇室有少数族血统);唐朝以后,统一的皇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比如元朝和清朝。其实宋朝和明朝都不是很统一的朝代。唐朝以前重文化而不重种族(陈寅恪有此说),唐朝以后即使是像元朝、清朝或者辽金同化于中原文化,但是,种族的差异还是被强调(如朱元璋有驱逐鞑虏的口号)。

为了集中主旨,这里主要谈第一个方面的要素。就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论,先秦时期应该可以构成一个的发展阶段,晚清以来开始的近现代史也基本是史学界没有疑义的共识。于是从秦汉以降,迄于明清,是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上古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秦汉到明清是中华帝国时期,可以称前近代时期。我们说唐宋之际的变化只是前近代时期这个完整历史阶段之内的变化,完全无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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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欧洲中世纪到近世的性转变。

我把唐宋变革看成是中古前期向中古后期(或称近古)的变化(先秦是上古时期)。我虽然也采取了

上古与中古的提法,但是,与内藤湖南的看法并不相同。我只是把上古、中古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没有社会性质的内涵。我把汉唐时代定位为中古,与内藤湖南把汉代作为上古不同。我观察到中古的变化内涵乃是,士族门阀形成并走向解体,中国传统文化从思想经典形态逐渐演变成社会行为规范。

我认为从士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和解体是唐宋变革的关键所在,从东汉到唐代末年,士族的形成、发展与中华礼教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儒家/六经0为主干内容的礼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核心价值观。这个文化有一个吸纳百家、有容乃大的发展过程,它的阶段性发展历程,塑造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不同面貌。在先秦,儒家文化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并不是实践形态的伦理。汉唐时代儒家伦理经历了一个逐渐从经典文本到士族的礼仪名教、再到社会规范的发展过程,/家法0也从儒学世家的传统学问,到士族门阀的礼教,进而融化到士庶之家的家规家训之中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儒家经典礼教是国家提倡的学问,这相当于汉代以前的社会;第二阶段,儒家礼乐文化是士族门阀的行为准则,这相当于东汉末年到唐朝前期;第三阶段,礼仪文化向社会普及,成为士庶之家效法的规范,佛教的中国化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相当于南北朝到唐代末年。礼仪文化完成了从国家)))门阀(贵族))))士庶(全社会)的发展和普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的中国化发挥了重要影响。于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根据的礼教,成为家法族规的核心价值,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士族在唐代发生了变化,九品中正的取士制度从北朝末期就让位于考试选拔制度,进而更出现了科举制度。由此引来/士大夫0的概念在唐朝发生微妙的变化。唐太宗定义士大夫仍然是着眼于官爵和礼仪名教,但实际上,对于山东士族来说,礼法门风的意味已经超过了官爵。唐太宗认为门阀与礼仪名教有必然的联系。他企图把官爵与门阀、礼仪挂钩,也就是说,把官爵与士大夫直接挂钩。把门第与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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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一次笔谈上提出用上古、中古、近古等中性的概念来标识中国历史的分期。(见5历史研究62000年第4期关于社会形

态问题笔谈)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主张,原因是这些用词是中性概念,具有世界可比性,但是其具体内涵要加以客观确认,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西方的分期法来加以套用。上古、中古、近古是一套时间概念,一般的社会历史总是从古代发展到近代,而古代又可能依据其不同的内容划分为若干阶段,因此,上古、中古、近古概念本身是没有社会性质内涵的。这些概念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分析,就会有不同的性质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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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脱钩是新做法,但把礼法文化的承担者与士大夫挂钩是南北朝的老规矩,把官爵与士大夫挂钩则是旧瓶装新酒的亦新亦老的规矩。士大夫或者士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指门阀士族,并不指,南朝中书舍人王宏应该属于文官,但并不是士大夫。可见士族与官爵不构成必然联系,只是那个时候的士族都有官爵,才构成了二者的相关性。唐太宗强调官爵对于士族的意义,一方面是北朝门阀的老规矩。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南北朝的旧士族失去官爵之后的情况而发的。所以是旧瓶(北朝士族门阀重官爵)装新酒(新王朝无门阀可依的显贵)。于是,士大夫概念的内涵就在逐渐演变,到宋代就是泛指士人做官者,其独特的门阀内涵已经完全消失了。

以上关于士大夫概念内涵变化的考察,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发展实际所进行的分析,不是用简单的贵族制崩溃和平民社会兴起所能概括的。后者不仅有比附西方社会之嫌,而且把历史的复杂内容过于简单化了。过去虽然人们也都谈中古士族的变化,但是,只是从士族被庶族所取代来讨论,而我则认为要从士族所承担的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中去讨论。这是根本的区别所在。

总之,唐宋变革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次阶段性变化。具体说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号称士大夫。他们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家法门风。他们是礼法文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正是通过他们才使儒家伦理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只是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0。门阀士族不再独占文化上的优势,实际上是士族把文化传递给了社会其他阶层,所有文人官僚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了。可以这样说,汉唐时代,是儒家伦理通过士族的化身变成社会的实践的伦理的时期;唐宋以后,是这种实践的社会伦理推广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时期。前者是从社会到思想的时期,后者是从思想到社会的时期。这就是唐宋变革的分水岭所在。参考文献:

[1][日]宇都宫清吉.5东洋中世史的领域6[A]15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6[Z]1北京:中华书局,19931

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

李华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37)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这场运动涉及面十分广泛,本人在这里不拟对王安石变法作全面的评价,只是想就这场运动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谈几点看法。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评王安石变法以来,传统的观点多是从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发展的角度探讨王安石变法运动的兴起,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学说已退出历史评价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是把王安石变法作为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观点,仍然是现今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然而仔细认真考量这个观点,就会发现它带有很浓的按照矛盾激化必然导致改革或的理论范式演绎的痕迹,与史实有一定的距离。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时期并不是北宋阶级矛盾和最为尖锐、激化的时期,如果要讲社会矛盾尖锐激化也是在宋仁宗庆历新政前后和宋徽宗统治后期,而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之时恰恰是北宋社会矛盾相对较为平静的时期。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在这里只能点到而已。其实对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个观点,邓广铭先生在四写王安石(5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6)时已不再坚持,但邓先生没有具体论述。既然不能简单地把社会矛盾的发展看作是王安石变法兴起的必然结果,那么就可以转换一个视角,从北宋士大夫的崛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