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是“讽剌”？》中，他对讽刺艺术也提出了真实性问题，他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鲁迅论述中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在文艺创作中，不仅要坚持生活真实，而且要对生活真实进行缀合，抒写，虚构。
我国历史上的《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及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作品，也是在坚持艺术真实基础上进行大胆甚至子虚乌有的艺术虚构，运用联想、夸张、虚拟、怪诞、荒谬等方法创作的成功作品的典范。
区别在于：艺术真实是对生活事实进行分析、选择、集中、加工、提炼、概括，将生活事实塑造成艺术形象。而艺术虚构则是在坚持艺术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大胆的幻想、联想、想象、虚拟、虚构，描写和反映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可能存在或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件，从而塑造出艺术形象。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则在于：艺术虚构要以艺术真实为前提和基础，艺术真实也要通过艺术虚构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升华，不进行艺术虚构，艺术真实就可能不生动，不感人，不富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难以在读者中产生共鸣，艺术真实要表达的思想、理想及社会作用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14．托尔斯泰在1900年重读契诃夫所有短篇小说后发出感慨：“他的写作手法已经登峰造极。”还说：“在契诃夫笔下，样样东西真实到了虚幻的地步„„他仿佛把文字丢来丢去，结果却像印象派画家似的，他的涂抹却有了极妙的成就。”
早在荒诞派戏剧诞生的五十年前，契诃夫就把荒诞感引入文学和戏剧。他夸张了喜剧体裁的假定性因素，使荒谬发展到了荒诞的地步。在契诃夫的轻松喜剧中，“存在着生活里的荒诞，它既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这一点构成了其作品的最本质的因素，也被作家表现到了极至。”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
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他的短篇小说题材广泛，风格独特，意义深刻，形象鲜明。其中轻快幽默者妙趣横生，让你会心而笑，又若有所思，久久回味；而凝重深沉者则荡气回肠，令人心灵震颤，难以释怀。作者对种种社会弊端痛加针砭，对庸俗生活无情嘲讽，对底层民众深切同情，对光明未来无限向往，使我们深受启迪，产生共鸣，心怀感动。精选《变色龙》、《万卡》、《套中人》、《一个文官的死》等14部短篇小说。
文学语言就具有一些不同于科学用语的特点：
(一) 形象化。文学以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文学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是抽象的概念，枯燥的公式，而是具体感性的生动的人生图画。文学的这一基本特征就决定了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言也应是具体感性的、生动的、即形象化的。语言的形象化就意味着：这种语言同时具有绘画和音乐的特点，能够有色彩、有音响地描绘生活和反映思想，从而在读者面前呈现出视觉形象、听觉形象、触觉形象、嗅觉形象、味觉形象等。
(二) 精确化 (三) 个性化 文学语言既有指义性，又有审美性，其美学特质——形象性，情感性和音乐性。 文学语言的组织的审美特征：
一、内指性 内指性，是文学语言组织的一个普遍的和基本的特征，是文学语言的无需外在验证而内在自足的特性。文学的语言并不一定指向外在客观世界，而是往往返身指向它自身的内在文学世界，这与日常语言有着明显的不同。日常语言往往是指向外在客观世界的，要“及物”，要经得起客观生活事实的验证，否则就会被认为是说假话或讲错话。例如有人问你：“黄河水从哪里来？”这连小孩子也会知道回答“黄河水从山上来”，或“黄河水从青藏高原来”，更具体而准确地可说是“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但是，诗人却可以不顾这一“事实”而说成“黄河之水天上来”。看起来，李白的这一诗意语言是“失真”的，因为它竟违背了一般地理常识；但是，这一有意“失真”的描述却一句千钧地凸现出黄河的巨大气势和宏伟气象，并使这一描述本身成为有关黄河描述的千古绝响。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正是这句不顾“事实”的极尽夸张和虚构能事的描述，才尽情地展现出黄河在诗人和其他世人心中留下的真实的震撼性体验。同理，说“白发三千丈”，也不符合生活事实，但这样的语言却更能传达诗人内心的极度愁闷。这表明，文学语言总是返身指向内在心灵世界的，是内在地自足。换言之，它总是遵循人的情感和想象的逻辑行事，而并不一定寻求与外在客观事实相符。文学语言的美正是与这种内指性密切相关的。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