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苗禺早期剧作暴蜘彝鲤囊旗薇篡薰璧1934年至1936年,曹禺创作发表了标志中国现代话剧艺术走向初步成熟的三部剧作:《雷雨》、《日出》和《原野》。相对三十年代初戏剧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席勒化倾向,曹禺明确地将创作的焦点集中在时代性戏剧冲突和典型性格的客观刻划上,通过人物独特性格、独特命运和人物之间独特的性格冲突,从客观上表现时代性的重大主题和剧作家自身的情感与思想;曹禺早期剧作的戏剧冲突构思巧妙、矛盾集中、结构紧凑,其基本模式大致可分两种:二元对立型和归元循环型所谓二元对立型是指矛盾冲突由对立、相斥的双方构成,并以其中一方的消除为其瓦解条件这种冲突模式具有“展示”作用,是砚实生活的客观反映,它具体体现在社会政治、家庭伦理和个人生存三个方面上。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为基本和最为重要的。在阶级社会里,由于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产生的不同阶级及其之间的矛盾也就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复杂境地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曹禺剧中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都带有一定的阶级内容。《雷雨》的三组矛盾:周朴园和繁漪,和侍萍、四凤,还有和鲁大海之间的矛盾,尽管具体内容各异,但实质上都带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作为矛盾焦点的周朴园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杂交的畸形产物,却又以浓厚的封建色彩为基本特征,繁漪和侍萍、鲁大海们则是追求个性的个人主义者和受侮辱、受剥削阶级的典型。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必以一方的失败而告终。同样.《日出》中陈白露、黄省三们和金八、潘月亭之间的矛盾以及《原野》中仇虎与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的仇恨都带有一定的阶级色彩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二元对立型冲突模式,一方面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整体状况的某个侧面另方面又充任着曹禺剧作的时代背景但是,作为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民主主义作家他们(包括曹禺、巴金)对时代的认识和反映不可能在社会政治题材中得以体现,他们选择的往往是自己最有感触的生活经历作为创作题材。自幼在苦闷、孤独中生活的曹禺,他和其他有相同经历的作家(如巴金)一样,把家庭伦理作为其创作的中心材料并由此表现自己对时代的认识和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是以血缘为联系的稳定的大家庭(族)。在某一大家庭(族)中家长居核心地位,他以绝对的权威主导其他家庭成员的思想言行并通过自己的具体行为影响整个家庭的存在状态。这种封建文化下的家长制和宗法制在推翻了封建帝制和“孔家店”的口号下,必然会产生动摇,最终趋于瓦解,曹禺在剧作中通过正反两个典型事例控诉了封建家长制与宗法制的罪恶。《雷雨》的三组矛盾的中心是周朴园与繁漪之间的矛盾,同时这又是全剧情节发展的中心线索。对于周朴园的专横、自私、冷酷和虚伪,繁漪敢干。反抗甚至不惜做出乱伦的事来追求个人的幸福尽管这种反抗带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色彩,但相对封建主义而言则是历史的前进和必然。繁漪的悲剧实际上是新旧文化激烈冲突中,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实际的不可能之间矛盾的产物。与繁漪的反抗相反,仇虎的悲剧不是因为对封建宗法制的反抗而是因为对它的认同而造成的。仇虎之所以要杀害无辜的焦大星和小黑子还是因为“父债子还”。焦阎王的罪行影响了他龙后焦民家庭的生存状况。而仇虎又因为杀人而遭位缉从的追捕,最后血洒黑松林。对封建家长制、宗法制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批判。从《雷雨》到《原野》,曹禺从对封建性家族制的批判深人到对被压迫者自身所受封建思想文化的毒害的批判,从各社会力量外在的悲剧冲突深人到人与自身的悲剧冲突显示了剧作家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人悲剧艺术的发展。作为“改造国民灵魂”的中国现代文学(包括95曹禺的剧作),它首先是“人的文学”,因此不论作家从何种角度认识、反映社会,其最终目的是人、人的生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曹禺剧作的二元对立冲突的最后一层是在充满阶级矛盾、文化冲突的社会中人的生存与死亡的冲突。在《雷雨》等三部作品中,不论是正直、美好、似“夏天里一个春梦”的周冲、陈白露们,还是落后、保守甚至的周朴园、李石清们,他们的生命时刻都面临着死亡和幻灭。《雷雨》的两个家庭八个成员四死一疯,幸存者亦成为精神的幻灭者;陈白露最终没有看见朝阳,李石清,潘月亭的金钱梦、顾八奶奶的“爱,也都成为泡影,仇虎虽复仇成功,但仍不能摆脱毁灭的噩运。所有的人都像“可怜的动物”,“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曹禺《旧出>序》)。确实,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人的生存是如此的艰难。曹禺认识到这一点,并为之深深地痛苦。但是,交错杂复却又脉络清晰的二元对立型矛盾冲突,它仅仅是曹禺对社会的客观认识和反映。任何一个“并无掩饰”的作家笔下简单的展示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也必定会对他所反映的现实进行认真的思索与探求。曹禺一再地从现实生活中强烈地感受到:人对理想的自由生活和对生命的追求,总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束缚着、栓格着,这之间形成一种矛盾,一种残酷;这构成了剧作家早期创作的一个中心,同时又是其痛苦、焦虑、郁闷的根本原因。在《雷雨》等三部剧作中的另一种戏剧冲突模式:归元循环型,正是曹禺思索的结果也是剧作家独特个性的体现。所谓归元循环是指由同一原因产生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相同(似)又相斥的行为方式或现象之间形成的周圆型或复叠型运动状态,它的瓦解不由冲突各方决定,而是以产生各种冲突因素的根本原因的消除为必要条件。就其根本原因而言,这种冲突又可分为“可知”与“不可知”两部分。“可知”部分在曹禺笔下主要体现为道德悖论和社会心理层次上的生存悖论。仇虎面临的不仅仅是两个家庭的仇恨和象征自由的火车与象征奴役的铁镣间的矛盾,他还必须解决一个已成“天经地义”的道德悖论:“恶有恶报”。焦阎王无恶不作,当然得有恶报所以仇虎的复仇是合情合理;但是杀害无辜者和断人香火同样是罪恶,同样也得有恶报。因此,仇虎不得不杀害焦大星又不可避免地陷人巨大的内疚与后怕中,直至精神崩溃。封建思想文化的毒害决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新文化代替了之。陈白露沦落风尘是解决生存的第一需要:生理需要;但在这一需要充分满足的情况下她又有安全、爱、自96尊等更高层次的需要;而更高层次需要的实现必须以她离开风月场为前提,以牺牲生理需要为代价。在生存的悖论中,陈白露欲留不愿,欲走不能。归根到底,这两种悖论的实质是人与自身的冲突,不论是仇虎还是陈白露,他们的敌人仅仅是他们自己。从理论上而言,这种冲突的产生根源是明确的,也是可以消除的。但是在《雷雨》中,侍萍非但与昔日的负心人周朴园重逢而且还目睹了本应结束的悲剧:与东家少爷相爱,再次上演。所有这一切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改变的侍萍不能,周朴园也不能。父子冲突、兄妹乱伦、自然的雷电,“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到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曹禺《(雷雨)序》)年轻的曹禺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茫然失措。《日出》里唯一不出场的人物是金八,但他却是剧中所有人物命运的决定者。人哪有如此的法力?金八爷同样让人感到神秘可怕。相同的原因产生的不同矛盾互相重叠,历史也莫名其妙地重演,而且似乎永无止境曹禺想找出这个神秘的原因找到他自幼“憧憬”的神秘之力。这已经成为他早期创作的情结。这种情结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限于篇幅,本文只作简单的论述。作为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情结在荣格看来它是由人的集体无意识派生而来,即情结乃由人类演化史及人类历史的心理积淀形成,这种心理积淀的形成先于个体的心理特征是一种普遍性的心理原型并由个体的后天心理经验填充而成。在人类历史上,人对宇宙始终存在着一种敬畏,但同时又情不自禁地想撩开其神秘的面纱。不论是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命运,还是曹雪芹面对白茫茫大地的感叹,都是这种心理的体现。“命运”成为古今中外艺术作品的永恒话题。而二十世纪的工业文明对人的异作又进一步加强了人对世界、命运的于奈之感。作为一个敏感的艺术大师,曹禺(包括鲁迅、郁达夫等)不可避免会“染”上了这种“宿命”的色彩。同时由于童年家庭生活的冷漠与苦闷(详见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因而关于家庭伦理的题材自然成为剧作象瞩目的重点,并由此生发对宇宙和人生的本质的思索。正如海伦加德纳在《宗教与文学》一书中所说的,曹禺的早期剧作“向我们展示出种种法则在人生中的作用,揭示出关于`事物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它不仅表现“世界的偶然和人生的悲惨,而且探求事物发展的,使人强烈地感受到终极的神秘”。尽管我们可以从唯物的观点去批判这种客观唯心论,但依然不能不为剧作家对民族与人类,时代与历史的探求和深思而动容,而这也是曹禺剧作不朽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