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逃避自由的机制

浅析逃避自由的机制

作者：张寰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2012年第39期

摘要：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揭示了现代人面对自由时的双重困境：因为个体化进程完成后的孤独感和无力感，人开始逃避自由，屈服于他人；或者追求积极自由的实现，自发地去实现个体价值。本文以弗洛姆论述的逃避自由的机制为核心，从自由的概念和现代人与自由的矛盾出发，先理清基本问题，再详细阐述逃避自由的三种心理机制，最后从纳粹主义和现代社会两方面分析逃避自由在现实中的体现，并为现代人追求积极的自由作出分析。 关键词：逃避自由；机制；心理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1-0004-03 一、自由对现代人的双重影响 （一）何为自由

自由究竟是什么？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前两章探讨的问题，只有分析清自由意味着什么，才能理解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分析。在弗洛姆看来，“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而且，其含义随人把自身作为一个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1]。联系第一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概念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的。自由可以表现为政治平等、精神等，但其本质是属于人性的一个特征，同时会随着社会和人的发展而变化。

在这个理解中还有两个关键概念，即“始发纽带”与“个体化”。始发纽带之于人和世界，相当于脐带之于婴儿和母体，它将个人与某个集体或社会相连，赋予个人以安全和导向，却同时意味着缺乏个体性。而个体化进程则是出现在始发纽带之后，是个人从始发纽带中出来、并在新世界重新自我定位的过程，人实现了个体化就成为一个和分离的存在物，便是自由的了。

在弗洛姆的论述中，我认为对自由的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即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前者指“自由地发展”，后者指“摆脱束缚”。 （二）现代人与自由的矛盾

弗洛姆将人分为传统人和现代人。传统人是指中世纪及以前时期的人，人与自然界处于同一状态，人与人之间是共生的，人作为真正的个体还未形成，所谓始发纽带还存在，所以他们不自由。但同时传统人又是安全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一生下来就有固定的地位和生活，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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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形成一种原始束缚，给人归属感；另一方面则是宗教带来的，人与上帝的关系成为人产生安全感的精神支柱，人们相信能从上帝那里获得庇护和厚爱。

现代人则产生于中世纪以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是现代人生成的代表，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独特的存在，产生了理性和个性，其本质是个体化，与传统人形成了重要区别。现代人摆脱了始发纽带，获得了自由；但同时他们又是孤独的，这种困境也是由个体化本身带来的。个体化进程有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力量的增长，人的理性能力趋于完善，越来越能支配自然，向一个“自由、自决、有创造力”的个人发展；二是孤独日益加深，失去始发纽带、脱离原有集体以后，人被抛于广阔的外部世界，只能独自面对重重危险和强大压力，产生孤独感与为力感。个体化过程反而产生了人类追求自由时的二律背反困境，现代社会结构“使人越来越、自主，越富有批判精神，同时又使他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1]。现代人虽然获得了自由，但伴随而来的是个体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而正是这种难以令现代人忍受的感觉，产生了所谓的“逃避机制”。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的第四章从社会尤其是经济、政治领域分析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人会在个体化过程中产生孤独和为力，将自由视为一个与社会发展相关、而非仅仅是一个心理层面上的问题。在经济上，垄断资本权力的不断增大给中小商人带来了巨大威胁，他们难以同超级资本相抗衡，产生为力感；而新兴的中产阶级由于数量的增大，每一个个体都面临激烈的竞争，随时面临被炒掉的危险；相对于前两者来说工人阶级更像资本主义机器的齿轮，被经济链条和市场规律驱赶着前进，完全微不足道。在政治上，投票人距离大党派遥远，个体感到难以发挥民主的作用；同时政治宣传“弱化人的批判思维能力”，强调的都是无关主旨的话题，大规模的宣传让人感到渺小。弗洛姆抓准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并将其与人的孤独无力建立起因果联系，为逃避自由的原因找到了社会根基。在准备工作都妥当之后，下面该是着手分析具体的逃避机制了。 二、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尽管弗洛姆是要讨论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意义，但是他也是以对个人心理的分析为基础的，入手点是精神病症和常态的概念。所谓常态，即健康，就是个人的成长和幸福同他为社会的工作相一致；但是大部分人常常错误地把与社会合拍的人看作是健康的，反之则是有精神病的。弗洛姆在第五章“逃避机制”的最前面讨论这个问题，是要搞清区分的标准，判断一个社会或一个人健全还是病态的标准应该是价值，需要考虑之前自由带给现代人的双重困境，而不是简单地看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是否相符。从个人价值出发，面对自由造成的二律背反心理，有两种抉择：一是沿“积极自由”前进，“他能够自发地在爱与劳动中与世界相连，能够在真正表达自己的情感、感觉与思想中与世界相连；他又能成为一个与人、自然、自己相连的一个人，且用不着放弃个人自我的与完整”[1]；或是放弃自由，选择退缩，“试图通过消弥个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鸿沟的方式来克服孤独”[1]，也就是逃避自由。这一部分讨论的就是逃避自由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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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逃避自由的机制是权威主义，即“放弃个人自我的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或者换句话说，欲寻找一个新的‘继发纽带’，以代替已失去的始发纽带”[1]。权威主义主要表现在受虐倾向和施虐倾向当中。受虐倾向表现为深感自卑、为力、微不足道，通过贬低自己、伤害自己的方式，达到除掉自我、除掉自由的负担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要融入一个自己之外的更大更强的整体，献出自由获得新的安全，不再是完整的个人。施虐倾向则分为三类：一是让别人依赖自己，以绝对无限的权力统治他们，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工具；二是不只是用绝对方式统治别人，还要在物质、精神方面把别人吸净榨干；三是看着别人受磨难，希望看到他人被伤害和羞辱。然而无论是受虐还是施虐，屈从或是统治都不是目的，而是摆脱孤独和无力的手段，受虐和施虐在这一角度上达成了一致，成为了心理上的共生体。

第二种机制是破坏欲。这里的破坏欲不是受到攻击时的合理反击，而是潜藏在人心中自然的必然附属物。破坏欲也源于为力与孤立，但同施虐-受虐冲动不同，破坏欲的目的不是要寻求共生，而在于消灭对象。“破坏倾向是这样产生的：人的生命遭受挫折导致焦虑的积累，使人感到孤立无助和微不足道，一种强烈的愤懑之感淤积心头，迫使人去以破坏作为发泄的途径。不能为善，不如作恶；不能创造，不如毁灭。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容易通过破坏来发泄不满，如砸烂自己的东西甚至自杀。”[2]弗洛姆还指出了破坏欲的本质是生命未能得到实现的后果，生命欲和破坏欲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生命欲受阻越严重，破坏欲就越强烈；生命欲越得到实现，破坏欲就越小”[1]。

逃避自由的第三种机制是机械趋同，弗洛姆认为这是社会意义最大的一种机制。“简而言之，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这正是其他人对他的期望。”人通过放弃自我，成为一个“机器人”，同周围几百万几千万“机器人”完全一样，消除了与世界的鸿沟，再也不觉得孤独了。个人开始按照社会的要求塑造自己，不由自主地去迎合潮流、迎合他人，这一点印证了弗洛姆在本章最开始揭示的错误的评判健康的标准。机械趋同看似可以把自己隐于群体、得到安全，但实际上这种趋同是被迫的，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个性，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反而加重了个人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所以，人将臣服于能够给他提供安全并摆脱这种折磨的新权威，也就是下面将要提到的法西斯主义。

三、如何逃避自由与如何追求自由 （一）纳粹主义

弗洛姆在第六章专门讨论纳粹主义心理学。他认为纳粹主义是个心理学和经济政治交织的问题，心理因素由社会经济因素塑造而成，而心理学则是纳粹主义实现统治的基础。这里对纳粹主义的分析主要是结合上面所说的逃避机制来进行的。

权威主义是纳粹主义中体现的最明显的因素。中下层阶级是接受法西斯主义过程中纳粹意识形态的最狂热的拥护者，他们把自我交给纳粹这一个强大的集体，放弃自由获得新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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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自认为得到了德意志强大力量的保护，这是受虐倾向的典型体现。造成这一心理是有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1929年的大萧条使下层中产阶级一贫如洗，他们在通货膨胀时期就夹在工人与上层阶级之间，经济危机使得他们成为受打击最大的群体。一战后下层中产阶级在社会声誉上也直线下降，他们失去了自尊和自信，变得微不足道。弗洛姆还提到尤其是希特勒的人格和理论最能体现权威主义的两种倾向：他十分渴求权力，满足于统治群众，非常清楚让人产生臣服的条件，所以他常为自己渴求权力的愿望寻找合理借口，在这一方面他是施虐倾向的典型代表；但同时希特勒本人也有受虐倾向，令他臣服的强大权力是上帝、命运、自然等必然的东西。就这样，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主义同以下中阶层为主力的人民一拍即合，构成了一对逃避自由的共生体，“这样，纳粹意识形态和实践就满足了从部分人性格结构中生发的欲望，也给那些虽不愿支配和臣服，但已退缩，放弃了对生活、对自己的决定甚至对一切的信念的人们，指明了方向。”[1]

在破坏欲这个因素上，纳粹党将其描画为受到攻击时的合理反击，尤其是《凡尔赛合约》的签订，为社会危机的转嫁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纳粹主义借此宣传要对德国外部的敌人进行反抗，这是德意志民族必须的反击。希特勒的防卫机制更是达到非理性的极端：他宣传德国人是无辜的，敌人则是暴虐的；反过来又用残忍的手段对付犹太人和主义者，并想把反对他的人都消灭掉。前一部分内容是他为破坏寻找的借口，后一部分内容才是他和纳粹主义破坏欲的真正体现。

第六章中弗洛姆没有明确提到机械趋同，但我认为有一部分的论述是在表明这一因素在纳粹主义的崛起中有重要地位。“另外一个刺激是多数人忠于纳粹……反对他就意味着将自己排斥在德国人的共同体之外。在其他政党被取缔，纳粹党‘就是’德意志后，反对它就意味着反对德意志。普通人最难忍受的似乎就是不能被一个更大的群体认可接纳。无论一位德国公民是多么地反对纳粹主义原则，如果他必须在独自一人或觉得属于德国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多数人会选择后者。”[1]这恰恰表明了人民的趋同选择是被迫的，在追求所谓安全感的背后，是抛弃了自我的个性，根源还是害怕孤立和无力。 （二）现代人如何追求自由

二战以后纳粹主义几乎消失，世界趋于和平与发展，但是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的现象仍然存在，随着时代发展现代人又有了新的生存困惑，我们必须找到摆脱困境的方式，由逃避自由走向追求自由。

相对于极端时期权威主义的凸显，现代社会中破坏欲和机械趋同体现得更为明显。当人进入社会以后，面对的是陌生的、广阔的世界，人脱离了之前庇护自己的家庭、学校等集体之后，会产生极大的孤独与无力的感觉。加上节奏快的现代社会带给每个人的巨大压力，人会发现实现自我生命价值愈发艰难，各种事情的受挫产生心理的焦虑或绝望的愤怒。人就此会产生破坏欲，指向自己就是发生自杀行为，这是现代社会尤其是都市自杀率不断提升的原因；指向外部则会威胁社会安全，诸多暴力事件的发生都来自当事人长期的心理压抑。一些心理诊所中沙袋、橡皮墙壁的出现也是为了让人们的破坏欲有所发泄。机械趋同则是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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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逃避自由的方式。为了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同他人的社会关系，现代人必须迎合社会的价值取向，承袭的是文化模式赋予的人格，相对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了自我，机械地去趋同大多数人所采取的方式。在经济规律和人际关系的束缚下人异化了，固定成为社会机器的零件，既失去了个体性，人与人之间也失去了能动的联系，离自由越走越远。

弗洛姆提倡我们走向积极自由，他相信有这种积极的自由存在，“即，自由扩大的过程并非恶性循环，人可以自由但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并不疑虑重重，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1]至于如何实现积极自由，弗洛姆的观点是在于自我实现、在于自发活动。所谓自发活动是自我的一种自由活动，有创造性的特征，既能克服孤独，又不使自我的完整性受到损失。自发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爱，一种是创造性的劳动。这里的爱不是把自己消解在他人中的爱，也不是拥有别人的爱，如果那样就和权威主义类似了--而是在保有自我的基础上与他人融为一体的爱。弗洛姆认为正是这种处于自发性的爱，才能化解个体化与孤独、无力感之间的矛盾，实现真正的自由。对于劳动，弗洛姆也定义其为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创造活动，不再是一方面支配自然、一方面被劳动成果奴役的束缚关系。人要在劳动中壮大自己的力量、肯定自我的个性，同时又把自我和其他人、自然连为一体，变得既有力量又有安全感，克服孤独无力和对生命的怀疑。

着眼于现实社会，就要求我们怀有这样的大爱，保留个性，肯定他人，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同时创造性地去劳动，而不是被利益驱动着工作，主动实现自己的价值。按照弗洛姆的观点，要想让人去自发活动、实现积极自由，还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对社会进行改革，让人有充分实现潜能的社会条件，从而解决个性与孤独的痛苦，最终解决自由造成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2]郭永玉.“逃避自由说”的文本解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9）：99-104. 作者简介：张寰（1990-），男，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