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诗社

湖畔诗社 ——以爱之名，让爱做主

湖畔诗社的成立有其前期的准备。前身：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人同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执教，汪静之、潘漠华是朱自清的学生。1921年10月，朱自清、叶圣陶联合杭州几所中学的学生成立“晨光社”，成员有：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魏金枝、柔石等。“晨光社”的成立似乎是湖畔诗社的序幕，为湖畔诗社的成立做好准备。

湖畔诗社会成立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外界原因：

1、 五四时期的时代文化气息，自由自主的理念。

2、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曾是江浙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3、 学校中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和文学创作的名师，像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夏丏尊等人，学生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富有创新和积极探索的精神。

二、 内部原因：

1、 四个人的创作风格和志向比较一直，热心创作，友谊较深，专心致志做情诗。

成立经过：

时间：1922年4月4日。地点：浙江杭州

成员：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 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在上海棉业银行工作的应修人在《新潮》、《小说月报》等杂志上看到汪静之的新诗，很是欣赏，在1922年写信给汪静之，希望能切磋诗艺，汪静之积极的回复了他。同年3月，应修人赴杭州会见师友汪静之，由汪静之介绍认识了冯雪峰和潘漠华。4月3日，应修人选编一册由冯雪峰、潘漠华和他自己三人诗作的合集，汪静之在鲁迅和朱自清等人的指导下编写了诗集《蕙的风》。因为出版诗集要有名义，应修人提议成立“湖畔诗社”，得到了其余三人的同意。后来考虑到诗社有四个人，应修人又从《蕙的风》的底稿中抄出6首小诗加入《湖畔》，作为友谊的象征，应修人回上海后出资出版《湖畔》，其中收录应修人22首，汪静之6首，冯雪峰17首，潘漠华16首。1923年底，应修人选编并出资了《春的歌集》。

其后，魏金枝、谢旦如也加入湖畔诗社。

几个主要注意的问题：

关于人数问题：湖畔诗社不是4个人，而是6个人，1925年加入了魏金枝和谢旦如，魏金枝也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和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是校友。谢旦如是应修人的朋友，经介绍加入该社。

关于诗集问题：湖畔诗集有4个，《湖畔》、《春的歌集》，魏金枝的《过客》、谢旦如的《苜蓿花》。汪静之的《蕙的风》、《寂寞的国》等是自己的诗集。

后期：面对现实的世界，寻求新的人生道路，多表现人生悲苦和叹息，血和泪。汪静之在《寂寞的国》后，“决定不再写爱情是，不再歌唱个人的悲欢，准备写革命诗。”应修

人、冯雪峰、潘漠华先后参加革命，湖畔诗社不复存在，从成立到解体仅3年多时间。

对湖畔诗社的研究和评价可分为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22——1925，是湖畔诗社的兴盛期，也是评论研究湖畔的热闹阶段，诗作多、影响大、论证激烈。

1922、5、18，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介绍小诗集〈湖畔〉》的短评，称诗集“结成了新鲜的印象……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来”。

1922、6、11，朱自清在《文学旬刊》发表《读〈湖畔〉诗集》，作了3方面的批评：1、作者肯定了4位青年诗人的共同特点，清新、缠绵，充满少年的气氛。2、指出他们在艺术表现及风格方面各自的长短：漠华君最是稳练缜密，静之君也还平止，雪峰君以自然、流利胜，但有时不免粗疏松散，修人君以轻倩真朴胜，但有时不免纤巧浮浅。3、指出他们的差异，他们有共同歌咏自然、爱情的清晰与烂漫，但“漠华、雪峰”二君底“人间悲与爱”的作品，难得在内容题材上区别于其它两位诗人，尤为难能可贵。

1923、1、1，李曙光在《虹纹》季刊发表《读了〈湖畔〉》，率真评点湖畔诗人诗作的优劣短长，认为湖畔的好处，在“真”、“爱”而“自然”。漠华诗“最稳健”，雪峰“颇多真挚而自然的情感”，修人“返朴归真”，静之则“不太用力”，基本是肯定的评论。

胡适认为“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要彻底的多”，刘延陵批评当时评论界“太人生”的倾向，肯定《蕙的风》所取得的成就。

朱自清、胡适、刘延陵分别为《蕙的风》作序，肯定其作品单纯率真、自然清新。鲁

迅指导他们“然而颇幼稚，宜读拜伦、雪莱。海涅之诗，以助成长”。

异声：东南大学的胡梦华，彻底否定《蕙的风》，抨击它由不道德的嫌疑，是堕落的诗，是“自由兽性的冲动”，（将《蕙的风》分为堕落的，纤巧的，性灵的三类，言性爱的都堕落轻薄，言自然类的，皆失于纤巧，然二者之中，亦有性灵之作。）拉开了新诗发展史上一场很激烈的论争的序幕，周氏兄弟等人与之相对，周作人发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反驳胡梦华的观点，鲁迅的《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批评胡梦华的错误理解，认为湖畔诗歌“天真烂漫，清新自然，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

第二个时期，1925——1949，评论的文章少了，原因很多，团体创作减少，工农运动、革命情绪、社会要求血与泪的文学。

1930年沈从文的《论汪静之的〈蕙的风〉》，将《蕙的风》同胡适、周作人等人的诗作进行比较，认为“《蕙的风》的出现如虹彩照耀于一短时期国内文坛”，“所引出的骚扰，由青年人看来，是较之陈独秀对政治上的论文还大的。”

朱自清1936《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评价他们“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

第三个时期，1949——1976，很少有人谈及湖畔诗社，六七十年代，“左”的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在文革中，把写爱情的作品统统诬为“封、资、修”黑货，湖畔诗社及其诗作更无人问津。

新时期，在改革中再度被关注。

1979胡乔木在一次诗歌座谈会上谈到：“《湖畔》是本好诗集，有些作品直到现在还是新诗历史上很可宝贵的财富。”

之后有一些长篇专论，如《论〈湖畔〉派的诗》、《论湖畔派的诗体探索》等，从新的高度评价湖畔诗社的反封建精神，对它们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探讨，论点比较鲜明，说理更细致，评论更加公正客观。

现在对于湖畔诗社的研究大体集中于对湖畔诗社四个人风格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方面的研究、湖畔诗社的艺术特色、中英湖畔诗社的比较、湖畔对情诗的突破与超越等方面等等方面。

评价：湖畔诗社是新诗史上最早成立的新诗社团，湖畔诗人的诗歌抒发了被五四革命浪潮所唤醒的青年对自由恋爱，婚姻的热烈向往，大胆反对旧礼教，艺术上清新自然，形成一个新诗流派。

郭沫若说年轻时是诗的时代，那时候理性较少，感性较多。湖畔四个年轻人以丰富的感情，奔放的激情，写下不少痛快淋漓的诗篇，旧文学中的情诗，大多温柔敦厚，含而不露，而湖畔情诗却出于对封建传统道德的勇敢挑战，敢于大声疾呼自由恋爱的美好与神圣，用自由体形式专事爱情诗的创作，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在我看来，对于湖畔诗社的评价更多的是从其对传统道德的反叛的角度，但在艺术手法等方面，湖畔诗社的诗歌并不是很成熟的，他们的诗歌更多的是表达在新文化运动下思想、心灵解放后的欣喜，传达思想感情，急于内心表达难免艺术粗糙。

例如汪静之的《月夜》：“我那次爱情关不住，就写封爱的结晶的信给她。但我不敢寄

去，怕接信的是她底爹妈。不过由我底左眼寄给右眼，这右眼就代替了她。”我认为写得大胆而浪漫，能够表现出新文学运动初期刚刚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对于爱情的追求，非常的纯真，表达的也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