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译理论与创造性叛逆的异同

吴含

【摘 要】无论是文学翻译出身的创造性叛逆还是变译理论,它们都怀揣着对已有翻译模式的不满,将翻译的外部环境因素引入对译文“变形”的思考中,都承认译者策略的选择是影响译作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之一.了解两者的理论渊源、范畴界定与表现形式、研究关注的对象、系统论角度的层级区分、所处的连续统、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研究目的和价值,能更好地为我国译学发展提供借鉴. 【期刊名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00)005 【总页数】4页(P110-113)

【关键词】变译理论;创造性叛逆;异同 【作 者】吴含

【作者单位】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外贸学院,广东 广州 511483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315.9

如果说创造性叛逆是我国翻译研究从经验感悟走向系统描述的转折点，变译理论就真正意义上开创了我国描写翻译研究的先河，跳出了文学翻译阶段的译学理念。本文对两者的理论渊源进行历时性梳理，同时对两者在范畴界定与表现形式、研究关注的对象、系统论角度的层级区分、所处的连续统、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研究目的和价值等诸多方面对比研究，旨在通过两者异同的对比中揭示我国译论研究的嬗变，

在观照翻译实践的过程中汲取养分，以善自身。 (一)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出自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消费”部分中“作品与读者”章节，这一概念最初只是为了描述一部作品的成功的因素(或许恰是迎合了带有一定阶级、政治烙印的读者的需要)，并没有涉及具体的源语参照体系，也没有提及理想译文的问题，仅仅从文学传播与接受(读者理解机制)的视角对译作跨越时空后的面貌展开描述。然而，被国内研究者记住并反复用于争论的反而是他那句著名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谢天振在《译介学》引入这一概念时给予了非常明确的限定“文学翻译中的”，并分别就创造和叛逆两个融合层面作了对照式的定义，即“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和“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1]谢天振的定义强调了两点：1.译者创作的目的是接近和再现原作；2.叛逆是译者主观努力的结果。这点燃了国内众多学者从译者主观性角度的创造性叛逆的挖掘热情。

然而，谢天振教授把创造性叛逆定位为“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在之后的研究中也一直重申“创造性叛逆”只是从文化研究层面对翻译现象的一种描述，用以澄清‘翻译即解码、编码’这种迂腐认识，并把学者们从语用顺应等各角度将创造性叛逆理解成一种翻译策略说成是对此概念的‘误读’。那是因为“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跟“西方译学界的‘重写’、‘改写’理论不谋而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重写’、‘改写’的同义词” ，[2]是一种将翻译视作重要文学手段的文学理论，而将其误读成应用翻译理论会将一些对无意识行为的描写无限扩大，上升到有意识主体行为的高度。 (二)变译理论

反观一出世就作为“全译”对立面而存在的翻译范畴“变译”，其实质是从接受理

论对翻译视角的全新定位：摆脱了以原作为出发点决定翻译策略的传统译论研究方向，改以译文读者为出发点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决定翻译实践过程中一整套处理技法的选择。它是基于翻译史和大量翻译实践基础上的一种具有描写及规约双重理论属性的宏观翻译方法，是从翻译的外部功能角度对翻译变体体系的研究。 作为一个翻译理论，变译的理论根源在描写翻译学，描写学派对翻译的定位跳脱了“符号间的过渡”这一局限，展开了面向产品 (Product-oriented) 、面向功能(Function-oriented)、面向过程(Process-oriented) 的多方位翻译研究。它们开始向目的语文化倾斜，重视方，强调翻译的上下文语境，并把语料库(问题组合)带入了翻译研究，这些都给予各式各样的翻译形式(直译、意译、改写、改编、重写等)以正确的定位，避免了由规定性翻译标准造成的概念混淆以及无休止且无谓的争论。

受严复翻译处理方式的启发，黄忠廉教授在《翻译变体研究中》一书首先提出了“变译”概念并探讨了摘译、编译等具体的变译方法和操作原则；在《翻译本质论》中将变译进一步划入“宽式翻译”的范畴，即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以满足读者特定需求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以区别于窄式翻译，即“将原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并求得风格极似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3]为变译正名。其实质还是在原作(原作全译)与译本读者需求矛盾间需求变译的理据。 (一)支撑理论体系的异同

以多元系统理论为背景，结合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和结构主义，创造性叛逆首先是确定了翻译作品的“本体论”地位：文本不再依附于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再是某种确定意义与价值的载体。其次，文本要实现自身，将自己意义化、确定化、对象化，就必须进入文本解释与译者解读间的融合过程，接受美学认为文本的空隙、空虚与空白就是这些理解(释义运动)的根本动因，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国内众多学者选择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创造性叛逆。再者，译者对文本理解的深度于广度取决

于阐释学中的由先有、先见、先知构成的“先结构”(感知定势perceptual sets)构成的认知语境，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从描写翻译学的操控论来看，译者对文本的摆布或操作受不同语言的异质性、文化差异性、翻译生态环境中各要素间的互联互动性以及语言的多义性(意义的开放性)、模糊性及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可避免的产生创造性叛逆这种“必然现象”。

变译理论则首先从非优理论中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该理论认为最优只是一种理想境界，以“非优”为尺度才符合人类主观认知意愿和客观实践活动的合理性。非优理论的宽容性也肯定了在翻译活动中多种衡量尺寸(非全译)的存在。在本体论、描写论及功能论等翻译学基础之上，变译理论借助哲学阐释学和视阈融合理论突破了原作、译者、译作的三维空间，从译文读者和接受环境的角度发掘原文的价值，这也将支撑它的接受美学(接受理论)带出了文学及文学翻译的局限范畴。在变译理论下，原作的价值是衡量，译语读者所发掘的价值是变量，它的变化取决于读者的审美需求、接受意识和期待视野(功能主义目的论)。虽然谢天振也将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视作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并在后面的研究中引用了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即“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共在的自我”)来肯定不同主体对译本意义构建的影响，但很明显创造性叛逆的焦点仍然在原作身上。 (二)范畴界定与表现形式的异同

《译介学》中将创造性叛逆的范畴界定在四种形态之内：1.个性化翻译；2.误译和漏译；3. 节译和编译(节译是译者为了与目的语读者的风俗、道德观念、审美情趣保持一致或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而进行的与重要情节关联不大的语句段篇；编译与节译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全部语依原作，而前者除了依据原文的编写、改写、删减之外也有译者的添加)；4. 转译和改编(转译是依据外语译本借助媒介语而进行的二次翻译；改编是改变原作文学样式、体裁的翻译)。

在后来对这一概念的解读中，差异主要集中在前两个形态的讨论上。如董明在《翻

译：创造性叛逆》一书中提出创造性叛逆的形式：有意识的误译、归化、转译、拟议、节译、编译、与原作竞争、个性化翻译、拼译、方言译、改编[4]等。与前者的划分不同在于：1. 谢天振将“归化(用目的语中有明显文化内涵的表达方式替代原语中文化内涵丰富的成分)”视为个性化翻译的一个主要特征；2. 董明将“无意误译”排除在创造性叛逆的范畴之外，只对有意识的误译做了界定：是对原作进行删减及改写，包括欠额翻译、超额翻译、不等值(语用/语义/风格的不对等)。3. 增添了“拟译”(译者在考虑了原语与目的语在文化和诗学意识方面的差异后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改动，使译文看起像是在用目的语创作)、“与原作竞争”(不以原文为中心，用地道的目的语进行翻译)、“拼译”(参照不同的版本、注释本甚至多国译本来对作品进行翻译)及“方言译”(用不同的方言对同一作品进行翻译)这几样形式。

无论是前者粗犷的分类还是后者更为细致的补充，他们提出的这些形态都涉及“变译”，只不过创造性叛逆里的变译现象是寄托在不同的理论之下，如改写，如目的论，并未从全译研究中剥离，还只是一种微观层面的译介研究。

与传统微观技巧上的创造性研究不同，变译理论为翻译在“内容VS形式”的矛盾问题上提供了一整套变通的方法，泛指一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5]变译既可以指一个行为过程(本体研究)，也可以是一个翻译结果(变译产品)，从文化传播这一全局角度，它甚至可以被定位为一种“摄取策略”——变通和翻译(变译中介)或者两者的高度融合。

变译理论虽以原作为对象，但变通是其精髓。围绕读者、译者、变译译作和原作等诸多变译要素(变译系统)，借助原作及其全译的改变程度(信息量及形式偏离的幅度)可划分出八种变通手段(增、减、编、述、缩、并、改、仿)，进而又可织构十二种变译方法——黄忠廉教授从“囿于原文的翻译变体形式(摘译、编译、译述、

缩译、综述)”和“涵盖翻译和写作的变译形式(述评、译评、译写、改译、阐译、参译和仿作)”角度对变译种类进行层级区分。这些变译方法与变译过程、变译规律(译者妥协律等)、变译机制(各变译要素相互作用的机理)等十七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从多个研究方向撑起了整个变译体系。

纵贯近二十年的研究，从变译观念萌芽到概念雏形初定到变译观的确立，这期间除了变译方法种类的不断提炼增补(从模糊的十余种到清晰划分出11种再到后来增添的“仿作”)、变译定义的反复推敲(2004年在《科学翻译学》一书中将“翻译活动”改为“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其后研究中又改为“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的措辞)之外，变译理论的范畴相对稳定。 (三) 研究关注的对象的异同

创造性叛逆关注的是：1. 文本在穿越文化屏障之后出现的变形、新形象；2. 文学翻译媒介者(mediators) /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多种表现：个性化翻译、无意识型的误译与漏译、有意识型的节译与编译以及经受了“二度变形”特殊型的转译与改编；3. 接受者(receptors)与接受环境(reception contexts)导致的创造性叛逆现象，是一种对翻译结果(产品)的翻译文学或文化研究。

变译的最初，也带有浓浓的文化烙印，甚至被看作是译者智力劳动下国外文化的转移活动。走向学科和方研究后的变译研究关注的范围明显宽广得多：变译理论是从变译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反映变译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原理和思想体系，它以变译为研究对象，研究变译过程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寻求适于一切变译方法的一般原则和方法，[6]是一种以翻译过程为本体的研究。当然，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发挥的功用和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都会影响并制约译者对变通手段的选择，因此它们也是变译研究关注的对象。无论如何，变译想要突显的“原作”价值已经跨越了文学文本，更多地关注以信息传达为宗旨的“非文学翻译”。 (四) 系统论角度的层级区分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创造性叛逆是在翻译文学层面的研究，属译介理论的范畴。这个层面起初从媒介学角度出发，后来多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展开研究，主要研究的是“原作在双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关心的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7]虽然国内学者力图将比较文学引向跨学科的“从他者反观自身的互致力认知”，从而拓展自己的研究范畴，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仍是比较文学。 如果说对全译过程的研究是从语言层面研究翻译，对翻译结果(全译及非全译本)的研究是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层面来研究翻译，那么对非全译过程的研究就属于变译理论的范畴了，它打破了以文学翻译为基础形成的对原作的膜拜，开创了我国描写翻译研究(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DTS) 的先河。 (五)所处的连续统的异同

按集合论的界定，连续统是一个拥有多于一个元素的线性序集。黄忠廉教授在《“翻译”新解——兼答周领顺先生论“变译”》一文对变译所处的翻译连续统作了如下的划分：

上图在译文的连续统上反映为从“译”到“创”的过程，结合前文所叙的创造性叛逆范畴，笔者试将创造性叛逆所处的连续统划分如下：

如果说译学的创建遵循“译事—译技—译艺—译论—译学”的上向过程，创造性叛逆就是起于“译事”描述，“译技—译艺”未满的阶段；而变译理论立论之初就以中国译学研究为基调，一路从现象到规律到理论到学科最后回归应用，并不断在演绎研究(下向研究)中验证和修改理论自身。 (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异同

理解者(译者或读者)的前理解是导致创造性叛逆的主要原因，他们的身处文化具有一些特定的，如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审查机构、出版单位等)。这些都操纵着译者的行为。意识形态(赞助人关注点)是由各种意识形式构成的有机思

想体系，以宗教和哲学为核心，政治、法律、经济思想为表达方式，按社会思想——伦理——教育——艺术逐层递减。诗学(文学家关注点)是文学的整个内部原理或概念系统。勒弗威尔最初将这两个参数并置后将诗学并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图里翻译规范概念里的“社会-文化制约”(social-cultural constraints) 也将意识形态、诗学和文化背景等要素融合成语境秩序对翻译活动进行规约，这种翻译过程本身就处于规则和特性(idiosyncrasies)两级之间。创造性叛逆的规约性(原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阐释的普遍性、历史语境性(这一特定决定了创造性叛逆研究不是要去对照原作与译文的差异并据此展开价值判断，而是一种历史的描述)以及原文规定性(以原作的意义规约为基础圈定一个可操作范围，避免对原作实质性的背离)。

同样地，变译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改变，取舍皆有诸多原则可依从。黄忠廉教授在《翻译变体研究》[8]一书中作了较为细致的阐述，既然变译种类有层级之分，它们各自相对应的原则也呈梯级前后相继推进。如就摘译而言，需遵循结构整体性、选择针对性、内容简要(重要)性及翻译客观性等原则；那么，编译在此基础上就增加了调整性原则(译前的编辑)、概括性原则(材料典型+主题明确)、层次性原则(结构的调整、详略得体)、合并性原则(篇幅合理性)；译述又添设原作的转述性、篇幅压缩性、译笔灵活性及转述充实性这四条原则；缩译则需遵从原作的微缩性(沙里淘金)、浓缩的客观性、内容的指示性(不含足量的事实信息)、及译文的逻辑性；综述更是从综合叙述性(强调述而不评，纯客观性概述)、真实准确性、充必要性、新颖典型性、详细统一性到过程的研究性，集前述变体形式原则为一身，原作信息越浓缩，遵守的原则反而越多。

相反，变译形式中，随着译的减少、述的增多，译者自由度在框架范围内逐渐放大，原则规约也相应减少。如述评需遵从原作的综述性、译作的评论性、内容对比性、信息研究性、研究的前瞻性以及评论的建设性；而译评则需包括复述性、描述性、

分析性、有序性及对象性；改译是变更性、归化性、适应性及主次性；阐译需遵从阐释性(通俗性)、性(阐释不得超出原文含意范围)、对象性(阐释的长短及深浅要视读者对象而定)以及一致性；译写则只需遵从切合性和译写比例的平衡性；参译在准确、典型之外只剩下照应性原则(在参议前有交待、后有照应，或分析，或归纳，或评价，或补充，显得言而有据)；而最接近写作的仿作只需在熟悉性、创新性和融合性(仿融于作)原则之上尽情发挥。 (七)研究目的和价值上的异同

作为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创造性叛逆关注的并不是语言转换的问题，而是在此过程中原作信息的失落、增补、变形及扩展等问题。它对翻译作品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并不涉及翻译质量的评断，而是将翻译作品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来展开译作对文学交流、接受和传播等方面影响的考察和分析，从跨文化研究的视阈扩大了译论研究的视野。

变译理论的最初，旨在将外国文献翻译传统的“传输”方式升华到“开发”的层面，让摄取的信息向更具使用价值的方向转化，是一种以句群为中枢的翻译(译者以满足读者特定需求采用译语摄取原作内容)和变通(追求译前译后信息量不同程度的“相似”)活动。它与全译(追求译前译后信息量不同程度的“极似”)合二为一，即可构成翻译的总目的：求得译作与原作信息量的相似。[9]变译理论的目的则是总结非全译领域内翻译的变通手段及衍生出的翻译方法，并以此指导翻译实践。变译理论的出现，打破了我国译论六十余年“只引不立”的局面，从丰富的翻译事实中催生理论，又反过来将理论用于指导和预测更为丰富的翻译事实。

无论是文学翻译出身的创造性叛逆还是变译理论，它们都怀揣着对已有翻译模式的不满，将翻译的外部环境因素引入对译文“变形”的思考中，都承认译者策略的选择是影响译作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之一。不同的是前者从文学(文化)角度切入，将原作置于一个作者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社会系统)中，进而描述“译者、接受者

和接受环境叛离原作者赋予作品的形式”这个翻译事实，并解释这一与文化交流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翻译现象；后者从众多的翻译事实切入，源自对翻译本质的思考和本土译论资源的需要，不囿于语言层面的简单转换，在不断的归纳总结中逐步上升为一整套的翻译理论体系。

通过对二者的对比，有助于揭示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轨迹，有助于我国译论博采众长、与时俱进的健康发展。

【相关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37.

[2]谢天振.创造性叛逆：争论、实质与意义 [J].中国比较文学,2012,(02):33-40. [3]黄忠廉.翻译本质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 [4]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M] 北京：编译出版社,2006：157. [5]焦鹏帅.变译理论与翻译改写论的异同[J].外语学刊,2014,(01)：85-88. [6]黄忠廉.变译理论研究类型考[J].外语学刊,2011,(06)：101-104. [7]黄忠廉.变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37. [8]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9]黄忠廉.“翻译”新解——兼答周领顺先生论“变译” [J].外语研究,2012,(01)：8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