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视域下网络公共空间与农村社会治理关系探析

城乡建设与发展

“互联网+”视域下

网络公共空间与农村社会治理关系探析

郭进挺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摘要]新时期乡村公共空间发展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场域。步入网络社会，当技术、互动和算法不断改变农村社会的文化生态和空间形态时，社会管理者需要清楚地把握农民群体在城市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和社会转型期的多重感受，重构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平衡关系，才能探索和构建适应当前农村社会动态开放环境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新形势下，“互联网+”思维有利于我们找准适应农村公共空间发展的定位，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和善治带来启发。

[关键词]“互联网+”；网络公共空间；农村社会治理；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步入互联网时代，作为凝聚农村社会发展精华的“空间质点”和农村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公共空间，较集中地受到新型城镇化、社会转型、信息技术的影响，不仅仅成为路、地、房和人的集合，它更像是一个“云”，而这个“云”又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重塑，形成信息化的社会资源聚合的“超级云”。网络社会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会与乡村公共空间，传统乡村治理和社会管理或者缺乏应对这些不断变化的农村社会生活场景的现成答案、治理资源严重不足，或者空间功能弱化、公共服务针对性不强导致服务效度和冗余度不足。探索和创建适应当前农村社会动态开放环境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推动乡村公共空间重构，已成为我国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

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相互耦合交织并产生剧变，传统的公共空间在新技术驱动下又以新兴模式进行重构；牛耀红拓展了媒介建构公共性的理论、农村社区再整合的理论，认为村民通过网络公共空间重建了乡土公共性。二是互联网技术革新推动了空间治理的智能化，推动了移动政务应用的治理实践和回应社会机制的创新。孟天广等学者认为，互联网和大数据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移动政务应用使网络协商和问政成为网络公共空间中回应社会的制度化渠道。本文将网络公共空间视为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转型，即从现实公共空间转变为网络公共空间。从目的上来说，通过“互联网+”重构社会生活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乡村公共空间，并非要回到传统乡土社会，而是要建设符合信息化要求、展现乡土特色、提供满足村民多样化社会需求的公共空间。

1.2　公共空间重构与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新型城镇化时期、信息化高速发展时期、从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农村社区转型的过渡时期，这个过程中乡村公共空间变迁与基层社会的治理转型几乎同时发生。我们知道治理总是在特定空间中进行的，而乡村公共空间因其特殊性和独特功能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场域，公共空间的形成本身就是权力、信息、主体运作的基本条件进而完成治理的过程。从这个层面来说，充分认识和挖掘乡村公共空间的内在功能和价值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了引领中国人民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和新方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无论是对于基层，还是对于村民来说，需要尽快重建具有活力的社区公共生活新秩序，并认同、适应这种空间生活方式。互联网时代公共空间重构的

1　网络公共空间兴起与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1.1　网络公共空间兴起

广义的乡村公共空间，不仅指农村居民可以自由出入，满足其社会交往需求和承载乡村文化与活动的室内和室外空间，同时还应包括非实体要素，包含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的一些非空间“媒介”如公共、社会团体、活动组织和网络空间（微信群、论坛等）。互联网时代，即时性和下沉性使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网上，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公共空间——网络公共空间。对传统村落公共空间而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其冲击巨大，网络公共空间与其展开了对人、物等空间资源的争夺。李昊和王鹏则认为，互联网时代农村公共空间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大大扩展，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移动互联网聚集，可以得到一个广义的公共空间的集合。互联网的发展契合了传统公共空间的功能和结构形态，具备“公共性”与“治理性”价值实现的理想条件。

探寻互联网对于农村公共空间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已有诸多学者给出深具洞察力的观点，大体分为两方面：一是互联网平台及技术对公共空间具有重塑作用。李昊和王鹏认为网络虚

[收稿日期]2019-12-17

[作者简介]郭进挺（1994—），男，云南保山人，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2017级在读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网络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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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与发展

实质是人的公共生活空间从传统转向现代化、从实体转向虚拟，并形成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体系的过程。互联网技术和平台为村民提供了随时可以进入的网络公共空间的入口，并且实现网络虚拟公共领域与物理现实空间实时对接，有利于公共服务、信息、资源、行动者等要素实现实时高效精准匹配。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进，在农村社区的公共空间与社会治理领域中，已被深深植入崭新的“互联网+”基因。乡村公共空间中小到垃圾分类与堆放、路灯损坏、公共区域被占，大到新建公共场所、公共议题讨论、治污防洪……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社会治理”找到“智慧化”的解法和答案。

2　“互联网+”推进乡村公共空间重构的社会治 理实践

“互联网+”推动了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其亦成为我们观察空间和进行治理实践的工具。2.1　基于微信群建立的公共交流空间

传统乡村现实公共空间逐渐衰落，但是移动网络发展使得村民再次聚集在网络公共空间成为可能。现如今，基本每个村庄都有村落性微信群，基于社交应用的微信群为村民之间的关系重构提供了连接通道，村民在这个“虚拟空间”里交流日常、拓展社会关联、开展公共监督、探讨公共事务。村落微信群己然成为农村社区不可或缺的公共交流空间。依托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移动互联网平台，在线沟通、互动、回应等方式处理“群”内的公共事务，将以往线下很难做到的大规模动员、中青年参与、村民资源共享、村民自治组织研讨等公共事务和活动，在线上一一实现。但也存在虚拟公共空间的共性问题，如“潜水”人群占大多数、群内语言冲突、霸权和垃圾信息等问题。基于微信群建立的“掌上社区”虽能满足村民发表意见、获取信息的“公共性”需求，却无法满足村民参与公共活动、办事申请、问题反馈等诸多“治理性”需求。2.2　互联网公共平台成为公共空间治理工具

互联网公共平台成为传统村务媒体、村民团体、农村市场等在网络公共空间方向的延伸，其功能主要定位于互动交流、信息共享和公开。以“为村”平台为例，它是我国某互联网企业的“互联网+乡村”项目，旨在为乡村连接信息、情感和服务。“为村”公共平台拓展了网络公共空间，一方面，“为村”建构了社交性的公共交流空间，让本村外出打工者与留守村民随时联系，让干部与群众及时交流，既方便生活、也留住乡情；另一方面，“为村”中的“智慧村务”版块定位于公共治理平台，构建了乡镇、村两委与村民沟通的公共空间，在线开展“党务、政务、村务、服务、商务”。截至2019年8月1日，全国已有29个省级行政区的13499个村庄加入“为村”，超过250万村民和14万实名认证加入。和也更加重视+乡村”行动，让大数据、高科技与农村治理紧密融合，将公众号与“智慧政务”有效连接，以期为村民提供更好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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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年第31卷第5期（总第481期）

会服务。互联网使村民在公共空间中拥有了可识别的网络身份，互联网成为了村民的公共生活方式，使“一人为村”变成“人人为村”。

2.3　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公共空间营造和公共生活运营

互联网技术推动现实公共空间的重构过程主要包括公共空间的建设和规划、公共空间管理及公共服务供给、公共生活运营三个方面。首先，随着互联网技术对城乡规划的影响不断深入。结合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对具有历史传统文化资源的公共空间进行动态监测与评估，构建“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自适应”智慧管理体系。其次，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对公共空间及其服务而言具有极为丰富的意涵。推进“互联网+就业”“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养老”“互联网+医疗”等社会服务在农村公共空间上线和聚合，不仅是农村社会精准化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农村社会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的有效途径。再次，激活公共空间活力和提高使用率，需要针对农村公共空间的结构形态、村民社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特点，因地制宜提出重构策略。基于大数据技术，关注乡村社区公共空间网络关系和关键节点，在村口、村委会、村小学的开放区域等地点增设桌椅、休憩区、儿童活动设施等，可以明显促进村民参与公共生活，形成“活力中心”和“触发点”；通过互联网精细化尺度的量化评估，将“厚数据+大数据”应用于精细化的农村社会治理，在村庄集体活动策划、公共设施参数化设计、社会舆情管理等方面提供立体的人工智能方。

3　互联网时代迈向以空间重构为基础的农村社会

治理转型

互联网技术和平台推动了农村社区“治理性”公共空间的重构，同时“互联网+社会治理”推动公共空间的复兴意味着治理性功能的发挥。互联网时代的减物质化、服务化、去中心化等特征，以及新的内容生产模式（user󰀁generate󰀁content），都改变着农村公共空间。一方面，互联网生产了网络公共空间，在基层和、企业、村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形成“即时性”、“共同性”、“便捷性”和“交互性”的公共领域，成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互动、交流、协商空间；另一方面，与互联网技术进步密不可分的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式应用于现实公共空间的建设规划、资源配置、服务和管理等方面，从而打造现代化的公共空间和农村社会。新形势下，“互联网+”思维有利于重塑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性，推动基层社会实现善治。在推动社会治理转型中，要把建设治理水平现代化的公共空间作为首要目标，全面提升社会心态感知能力、协同治理能力，要通过事权整合和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大幅提升公共空间资源与服务共享水平，最终营造公共生活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治理性”公共空间。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必将对农村社会治理成效和社会服务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凭借“互联网+”行动的独特优势，通过推动治理方式社

“互联网陈淑清：基于PEER模型的滨州市生态适度人口研究

城乡建设与发展

基于PEER模型的滨州市生态适度人口研究

陈淑清

（滨州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山东　滨州　256603）

[摘要]基于可持续发展，生态适度人口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均居于重要地位。综合考虑区域承载力，就滨州市2007年至2017年11年间在一定经济、资源、环境条件下的环境人口容量、适度人口数量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滨州市2007-2017年人口容量在603万～3万之间，生态适度人口在505万～534万；其实际人口374万～394万，“二孩”对人口增长影响较小，人口数量还有一定增长空间。其人口压力指数也均小于1大于0.7，说明经济、资源人口承载力较富余，却也不容乐观；环境压力指数较高，人口承载力偏低。

[关键词]生态适度人口；人口容量；PEER模型；滨州市[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滨州市位于山东省北部、鲁北平原，地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圈、济南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两区两圈”叠加地带，是山东省的北大门；辖四县二区一市。

年），选取经济、资源、环境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个

要素，即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农作物播种面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进行测算。其模型为：

　　　　　　（1）

（2）　　（3）

基于环境人口容量，区域生态适度人口测算公式如下：

　　　　　（4）

（5）（6）

关于中国适度人口，多数学者认为在7亿至10亿，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部分学者赞同8亿人口最为理想。故本文以中国适度人口值为8亿来进行测算。

1　研究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1.1　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口容量的定义是：一国或一地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利用该地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及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就是环境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适度人口，一般是指在一定目标和条件下区域能够供养的最优人口数量。它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区域各种自然经济承载力和区域人口对这些承载力的需求水平之间的平衡，也取决于不同的研究目标。1.2　测算模型

从国内外众多研究看，综合承载力视角下适度人口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借鉴朱宝树教授提出的PEER模型（1993

[收稿日期]2019-12-26

[基金项目]滨州学院科研基金项目（BZXYL1805）；2020年度滨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20-SKGH-71）；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2019RKB01055）。[作者简介]陈淑清󰀁（1976—），女，山东滨州人，硕士，高级实验师，主要从事人文地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会化、治理过程法治化、治理模式智能化、治理标准专业化对传统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进行变革。

[参考文献]

[1]󰀁刘林.乡村公共空间研究综述[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3（03）：

-90.

[2]󰀁王东，王勇，李广斌.功能与形式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空间演变及其

特征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3（2）：57-63.

[3]󰀁李昊，王鹏．移动互联网时代公共空间的重构与变革[J]．城市建筑，

2018（10）：40-42.

[4]󰀁牛耀红．网络公共空间与乡土公共性重建—基于一个西部农村的

考察[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8.

[5]󰀁孟天广，李锋.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公民诉求与回应性—基

于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17-29.

[6]󰀁孟天广，赵娟.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理论建构与治理体

系[J].电子政务，2018（08）：󰀁2-11.

[7]󰀁张京祥，陈浩．空间治理：中国城乡规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J].城

市规划，2014（11）：9-15.

[8]󰀁张玲玲，杨绍亮.社区公共空间居民活动行为特征及空间布局关联

性初探—以苏州园区邻里中心为例[J].华中建筑，2018（8）：82-86.

[9]󰀁张希煜，茅明睿，邢晓旭，等.“厚数据+大数据”激活老旧社区

公共生活—以北京鸭子桥社区为例[J].北京规划建设，2018（0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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