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工党的改革：一个老党成功转型的模本

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工党的改革：一个老党成功转型的模本 英国工党是1900年创建的百年老党，也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重要成员。该党曾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执政。但1951年后长期处于在野地位达46年，直到1997年才重新在大选中以“第三条道路”政纲获胜，并一直执政至今。总结英国工党在政治选举中的成功，可以归纳出多种原因，但理论创新是其中的重中重。通过理论创新，工党成功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沉重包袱，不仅澄清了自己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强化了社会公众对自己倡导的价值理念的认可和认同，更重要的是也为其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指导。毕竟，政党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于口号和观念的新鲜性和吸引力上，更要落实在解决问题，治理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上。

早在上个实际40年代，工党就根据当时国内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问题提出了建设“福利国家”的理论，并在执政的1948年宣布英国建成了“福利国家”。通过经济国有化、社会医疗保障等的建设缓和了阶级矛盾，维持了经济的正常运行。福利国家理论也成为了英国工党对整个西方社会的重要贡献，直接指导了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与发展。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英国工党坚持的一些理论原则开始趋于僵化，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能吸引选民的支持，这导致了其在1951年后长期在大选中处于下风。在此期间，虽然历届领导人也锐意改革，特别是修改了一些理论原则，比如改变了对国有制的态度，但是由于内外部因素都不完整，依然没有逃脱选举失败的结果。

进入1990年代后，英国工党内部改革进程加快，首先是年轻的托尼·布莱尔在1992年工党竞选失败之后接替金诺克成为党的新领袖。新领导人为了重振工党，积极汲取社会理论发展的成果，推动党的理念和理论创新。在国际学术界具有一定地位的吉登斯的理论就成为了工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1994年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和右》一书，标志了英国工党理论的整体转型，从

1995年开始，布莱尔在公开场合使用“第三条道路”来描述自己的政治哲学，表明工党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建构新的思路。1997年，布莱尔以较大优势击败保守党领袖首相梅杰，工党在度过了30余年的在野时光之后重新执政。“第三条道路”成为新的口号。为了阐述“第三条道路”的内涵，吉登斯在1998年5月又出版了《第三条道路》一书，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和阐明了工党的新思路。同年9月，布莱尔出版了《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书，详细阐发了工党的执政思想。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标明自己的新左派身份和创新思路，使自己与老左翼和右翼明确地区别开来；二是重构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实现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拘泥于传统的阶级或阶层的划分以及突出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区别难以保证左翼政党获得足够的选民和政治势力的支持。左翼政党必须突破原来的选民基础，扩大支持者的范围，并且要与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中间派求大同存小异，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以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新的中心地位；三是寻找解决国内社会经济诸问题的全面方案。倡导国家干预和福利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推崇市场和个人本位的新自由主义都过于狭隘片面，无法给今天的西方世界提供一个全面解决问题的清单，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必须突破这两种思路和模式，找到新的思路。在“第三条道路”看来，目前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增长问题，而是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问题。“第三条道路”所要做的就是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等诸多领域入手，找到一个全面医治的方案。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主要有四项内容： 1.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

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虽然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发挥了资本和市场的作用，但是有些矫枉过正。对个人、资本和市场的强调，实际上为它们的过度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基础，这相对降低了社会共同体和国家的地位，破坏了社会的团结，削弱了国家的经济

管理能力。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右翼也没有解决好外来移民的问题，

福利的大幅度削减把移民推到了贫困线之下，与不断强大的资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中贫民区的出现和增多。同时执政的右翼还放纵极右翼势力的发展，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有抬头的迹象，移民和国内居民的关系紧张，冲突不断。这些矛盾使整个社会处于和冲突的危险边缘，破坏了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的基础。连一向标榜为民族“熔炉”的美国也被人称为了“大拼盘”。

“第三条道路”针对社会的过度原子化状态，提出要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之中，培养共同体精神。新型的社会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个人要积极参加生活的社群的公共生活，为社群服务。90年代以来在西方颇有影响的社群主义理论成了“第三条道路”的重要的理论支柱，该理论的核心概念——“社群”（Community）成为了“第三条道路”的重要观念。此外，公民价值和“市民社会”也被用来阐明共同体对个人的重要意义。第二，协调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提倡双方建立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关系。“利权人”（Stakeholders）公司理论在90年代分析公司治理结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是与“股权人”（Stockholders）相对应的，指的是在公司管理中，参与公司运行的各种人员和组织都要成为公司风险的承担者和利益的分享者，各方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条道路”把这个概念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不仅提倡建立“利权人”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且要建设“利权人经济”（Stakeholder Economy）。布莱尔在1996年访问新加坡发表演讲时提出：“今天，中派和中间左派的经济学应该调整到创造利权人经济上来，这种经济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包括进来，不只是有特权的少数。”在这种经济中，公司要尊重雇员、顾客和股权人，承担对人力资本培养的责任。要利用激励和控制手段来支持公司的发展，创造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企业文化。“第三条道路”希望能够借此消除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对立关系。第三，协调国内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关系。要培养包容（Inclusion）意识，反对排斥（Exclusion）行动，塑造“一个国家”（One nation）。布莱尔在1994年当选工党领袖时的演说

中提出：“激发国家精神，把人民凝聚在一起，重建符合一个国家要求的核心的共同目标是我们的使命。”此外，要肯定移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大力反对贫困，维护移民的基本权益，使他们有能力加入到主流社会之中，并且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2.确立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

“第三条道路”的提倡者认为，长期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是政党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天下，政党以阶级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并且以带有强烈阶级特征的口号和纲领吸引选民的支持。左/右两分法是判断政治派别和立场的最有效标准。这种政治在阶级界限明显，阶级利益冲突不断的大工业时代是必然而合理的。然而，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二产业在生产结构中地位开始下降，具有分散、灵活、组织平行等特点的第三产业在就业人口和产值上都超过了第二产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制度建设也越来越完善，在许多方面上软化模糊了原来明确的阶级界限，削弱了支持阶级政党的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和吸引力。二战结束后，西方政治生活中最为活跃的两大政治力量——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都没有摆脱阶级政治和左/右两分法的逻辑，单纯地依赖一种或少数几种社会力量，因此，虽然二者都曾经上台执政，风光一时，但都没有给全体选民一个完满的答案。它们的纲领和行动不仅了社会，而且造成了政治冷漠意识的增强和人们对主流政治的背离。一直坚持阶级政治的左翼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在进入80年代后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丧失了许多支持者，为了重新执政放弃了强烈的改革精神和批判意识。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恢复左翼对选民的吸引力，重新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必须在理念和实践上改革政治规则和政党制度。他们提出了以下几个措施：第一，在政治思维上打碎左/右两分法，团结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大量的中间力量。对中间力量的争取是克林顿和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的重要因素。为了团结各种政

治力量，“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提出要实现观点的多元化，把更多的利益集团的要求涵盖进来。第二，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实现社会正义不仅是“新左派”从左翼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而且是“第三条道路”借以重塑社会团结的凝聚力，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价值号召力。第三，改革既有封闭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扩大制度的包容度，实现工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Modernisation）。例如，克林顿在上台后通过了同性恋者可以服兵役的法案，在其他方面高举反对对“少数人”(Minority)的歧视，保护少数利的旗帜。布莱尔在上台后针对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工党制度提出了大胆的改革设想和措施。为了摆脱党内反对派对改革的阻挠，主张工党由阶级的政党向大众（populist）政党转变，强化党领袖的权威和权力，减小工会和地方党组织对党内的影响，以此来使党克服传统左派政党的结构缺陷，唤起更广泛的公众的响应和支持，从而实现工党的根本性变革。“为实现这种变革而在党内通过的“执政中的合作关系”（Partnership in Power）的报告体现了这种思路。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提出，党的领袖要超越党内成员的控制，他的“主要责任......是对人民、国家的最大多数和议会负责。”新工党提出的这种转变不仅是一种党内的变化，而且是“作为整体的英国政治重组的必要因素。”英国工党肯尼迪认为保守党代表的统治阶级结构已经趋于结束，而使党的领袖与党的成员分离开来能使布莱尔加快重组政治“中心”的步伐。除了进行党内改革外，英国工党还提出改革选举制度，用‘比例选举制”替代现有的“选区内胜者全得制”，使政治格局多元化，并扩大工党的选民范围。开放内阁，吸纳其他政党人士参加内阁，提高政治的效率，等等。

3. 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

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盛起来。尽管对于市民社会有许多不同的认识，但是基本上都肯定了它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的民间领域，对政治力量的滥用有制衡作用。该理论在出现之后获得了执政的新自由主义的肯定和制度支持。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对市民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了，市民社会的过强或过弱被认为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最小国家”理

论由于偏于极端，忽视国家应有作用的缺陷也暴露出来。显然，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协调在一起，发挥二者的合力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必然逻辑归宿，“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应运而生。所谓的“治理”指的是在政治力量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互动的良性关系。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敏锐地把握了这种理论上的最新发展，提出要在实践上避免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对立”误区，“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要成为行动的牵头人，而不是包办人。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建立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培养公民精神，鼓励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起更多的适合的职能，参与的有关决策。对于要进行“民主化”，则要向更加透明、法治、高效、负责的方向转变，成为公众可以信赖的公共机构。对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第二，改革与地方的关系。向地方放权，使之承担起更多与本地居民有关的各种职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为地方提供必要的支持。第三，协调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整体型”（Holistic Government）。“整体型”概念是英国新工党在进行改革中提出的，意思是内部的各个部门和机构要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彼此对立绊脚。第四，实现国际和全球范围的治理。这是“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针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新问题的回应。实现国际和全球治理意味着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制订国际甚至全球规则，协调国与国之间的行动，同国际组织和非组织达成合作互助关系，在打击犯罪、，治理生态等方面进行合作。

4.改革福利制度，重新定位国家

福利制度的改革可能是西方国家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是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在竞选中和上

台后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里根-撒切尔主义盛行的80年代，福利制度成了攻击的主要对象。虽然英美两国都声称要对福利制度进行巨大的改革，削减福利，还权给市场，要个人对自己负责，但是在实质上改革的步伐并不大。因为从福利制度中获益的阶层是决定选

举结果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主要是中产阶级。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还是由于过于纵容资本失去了这个阶层的支持，在英美选举中落败。显然，单纯地号召削减福利不会得到长期得到完善的福利网络保护的选民们的支持和拥护，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替代现有福利制度的制度来安抚各阶层的选民。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在这个棘手问题面前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力争建立一种能照顾到各个阶层利益的制度。为了建立这样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提出：第一，要承认新右派对福利制度的批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会导致异化和官僚主义，培植既得利益集团，扭曲福利制度建立的初衷。第二，福利制度必须改革是不争的事实。关键是重新定位福利制度的功能。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福利制度需要进行巨大的改革，但不是为削减而削减，而是使它适应我们生活的新环境。要把从贝弗里奇时代建立的“消极福利观”(Negative Welfare)转变为“积极福利观”(Positive Welfare)，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培养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和意识，发挥社会各种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使它们对福利制度有更积极的贡献。因为新制度要确立“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原则。通过这个方向的改革，原来的福利国家将被改革为“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社会上也会建立起良性的风险-安全关系和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关系。布莱尔在1996年访问新加坡的讲话中提出，利权人经济需要一种“利权人型的福利制度。”这种制度向所有人负责，并且以推动人一生中的安全和机会为目的。第三，重新定位国家，在新的混合经济中为国家找到合适的位置。吉登斯认为，新混合经济和过去所说的混合经济的最大区别不是实现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平衡，而是实现管制和解除管制、经济生活和非经济生活之间的平衡。在新混合经济中，国家的职能有1）当垄断威胁到竞争时，保持经济竞争。有管制的竞争通常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基础。2）控制自然垄断。在这方面，管制和反托拉斯措施一样必要。3）建立和维护市场的制度基础。4）保护公共的、政治的或者文化的产品免受市场的冲击。5）利用市场实现中长期目标。6）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减小

市场波动。7）保护工人的健康和合同关系。8）应付灾难和处理灾难后果。在新的混合经济中，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是广泛的社会后果。

“第三条道路”的目的是走出一条不同于意识形态对立时代各种选择的新路。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做了多方面的努力。这具体体现在：第一，在软化意识形态的同时，借鉴了西方理论界在90年代的众多创新成果，使自己的理论主张与现实的契合度更强，包容度更大，主张也更加多元化。第二，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把所有问题的解决归结到经济问题上，相反提出了更为全面的社会改革方案，“第三条道路”的方案从微观的公司改革到宏观的福利制度，从党内的制度改革到国家政治改革，从国内的反对贫困到国际上打击等，几乎无所不包。第三，积极争取中间力量，以更加灵活多元的方法扩大选民范围，甚至主动与中间势力的政党合作，任命他们实质性的职务。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行为更加实用化，主动迎合西方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认知和基本制度，没有给广大选民“异类”的印象，这也说明了左派在西方选举制度中比他们的前人更加娴熟。第四，积极建立自己的思想库，依靠它们来丰富自己的纲领。英国的是伦敦经济学院，该学院的院长吉登斯是布莱尔的思想导师。第五，“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们更加现代，充分利用了个人的魅力和现代化的传媒，把个人的影响力发挥到最大。

从1997年至今，英国工党已经执政近10年，以“第三条道路”为核心的理论创新和建设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辩护。但该理论依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第一，在主要价值判断和观点上似乎折中多于创新，拿来的多于内生的。第二，“第三条道路”提出的理论看起来

无所不包，非常全面，但是缺少衔接系统和有序，既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了从该理论中衍生出的措施的可行性。第三，在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上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第三条道路则缺少明确的经济学支撑。它不能公开讨论所有权问题，那样会冒攻击布莱尔获胜支柱的危险。第四，处理好党内关系，争取党内不断的支持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们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五，协调好社会各种利益的关系是保证“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生命力的关键。在这一点上，“第

三条道路”所做的更多的是口号，没有切实的行动。而且它理论上的缺陷也束缚了对更多公众的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