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归化／异化之争

浅论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归化／异化之争

[摘要]翻译中对文化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方法：归化和异化。前者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而后者则以原语文化为归宿。随着后殖民研究的兴起，翻译研究也有了新的视角，国内也出现了一种“贬归化，扬异化”的势头。从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身份研究入手，探讨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使用。

[关键词]归化 异化 后殖民 文化身份

归化和异化是翻译中的两种不同手段。关于归化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一直是翻译界讨论的热门话题。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研究的方向从起初的语言内部的研究，即对文本、文体、风格的研究，出现了把翻译置于当前文化背景研究的文化转向。这种转向就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已经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转换的模式。随着后殖民文化理论研究的兴起，如何看待后殖民语境条件下的翻译策略研究也自然成为我们值得关注的话题。

一、归化与异化

归化和异化可以被看作是直译和意译之争的延伸和扩展。直译和意译主要考虑的是语言本身，而归化和异化不但要考虑到语言形式，还要考虑到文化内容。那么何为归化，何为异化呢？

简而言之，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异化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即归化主张译文应该尽量适应、照顾目的语的文化习惯，为读者着想，替读者扫除语言文化的障碍，相反，异化提倡译文应当尽量去适应、照顾源语的文化及原文作者的谴词用句的习惯，尽量凸现源语的文化身份。国内外学者对于归化与异化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

在国外，归化派的代表人物是奈达，而异化派代表人物是韦努蒂。奈达的翻译的交际理论主张通过归化让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最终达到翻译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而韦努蒂则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创导者，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主张“刻意在目的语的文本中，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

在国内，我国古代佛经翻译有文质之争，文化运动时期，针对“信”与“顺”的矛盾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直译、意译论战。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认为翻译“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而郭沫若则主张意译，他在谈论译诗的问题时说，“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得，自是上乘。即使字义失而风韵能存，尚不失为佳品。若是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艺坛之外了”。 在当代，孙致礼教授大胆推测“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 而蔡平则针锋相对，认为“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那么归化和异化，究竟孰优孰劣呢？让我们先避开

这个问题，首先来讨论一下当今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语境。

二、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语境

后殖民主义兴起于西方，赛义德《东方主义》的问世，可以被看作是后殖民主义研究问世的宣言书，此后后殖民理论的研究一度扩展，以致风靡全球，对目前的学术界来说，后殖民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后殖民主义呢？

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后殖民主义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民族文化、文化身份等新问题。如果说，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的主权上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如何在经济、政治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和发展，成为后殖民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来重新思考后殖民的问题，必然要牵涉到民族和文化身份问题。毫无疑问，文化身份问题是全球后殖民语境中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文化身份既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之含义，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深层涵义。在研究文化身份的同时，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的活动，给文化身份研究增加了不确定性的因素。如在中国，使之变得不确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规模对西学的翻译。在这方面，林纾的例子最为典型。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林纾当年的翻译，并非要从语言的层面上对他的一些误译吹毛求疵，而更主要地却是要着眼于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性进程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尽管林纾本人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而且在翻译时所依赖的口译者也未必可靠，但他常常将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对原著的有意误读之基础上，这样实际上就达到了用翻译来服务于他本人的意识形态之目的。因此，他在译出的文本中所作的有意的修改和忠实的表达常常同时存在于他的译文中，实际上起到了对原文形象的变异作用。但正是这种带有变异特征的改写和译述却构成了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翻译文学文体。时期的不少作家与其说在文体上受到外国文学影响颇深，倒不如说他们更直接地是受到了（林译）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从当今的文学经典重构理论来看，林纾的翻译至少触及了这样一些问题：翻译文学究竟与本国的文学呈何种关系？翻译对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究竟能起何种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在使得中国文化“被殖民”的同时，林纾的翻译是否已经触及到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认同问题？我们今天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考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林纾为代表的翻译文学本身也可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因为它使得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得以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来考察，从而在另一个方面实现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非殖民化”和“去中心化”。这实际上也是翻译的双重作用和不确定的“身份”或认同：它一方面向原文认同，为了忠实而不得不臣服于原文，但另一方面它又得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语言认同，使得译文能够被本民族的读者所接受和理解。

总而言之，后殖民语境下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可以给我们的翻译研究带来

有益的启示，同时也可以引发我们对于翻译策略问题的重新思考。

三、启示

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进入20世纪后半叶西方文学和文化学术话语以来，迅速融入了居于当代国际学术前沿的文化研究，使得一大批有着身居第一世界学术中心但却带有第三世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学者步入国际理论争鸣的前沿。为了挑战英美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归化翻译法，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提出“阻抗”(resistance)式翻译，即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译语读者和译者在阅读和写作上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他在1995年出版的《译者的》(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一书中率先对规划翻译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批判，他从文学、文化和政治的高度力倡异化式或阻抗式翻译，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针对后殖民条件下出现的这种“贬归化，扬异化”的势头，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和考虑。

首先，后殖民主义的翻译观以强势文化为预设背景，一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为讨论对象。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有助于保留弱势文化的语言身份，使之取得能同强势文化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对话语的“去中心化”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如果以强势文化为翻

译对象，如果采取异化为主的方法，相反却成了殖民语言文化的帮凶，有可能使得本来就不堪一击的目的语文化在不经意之中被强势文化所同化，甚至是吞噬。这个时候，褒扬异化的翻译策略反而起到了助纣为虐的影响。

其次，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翻译观，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这种强调抵抗强势文化，提升第三世界话语权利和文化身份认同的翻译观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抵抗在翻译中企图以归化为主要手段来进行文化渗透的殖民主义有抵抗作用，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就会使得学术研究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旋涡中，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

总而言之，翻译研究从语言层次上的直译和意译之争上升到文化层次上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反映出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始朝着跨学科的方向发展。随着新的文化浪潮的不断出现，必然会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视阈，同时也期待着翻译研究的工作者更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参考文献:

[1]Eugene A. 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外国语》,1998年第2期。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4]同上。

[5]同上。

[6]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

[7]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中国翻译》，2002年第2期。

[8]王宁，《全球后殖民语境下的身份问题》。《中华读书报》,2004。

[9]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

[10]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