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汉学师承记_与_汉学商兑_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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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

——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

黄爱平

清代学术以汉学复兴为最大特征,故而人们往往用“清代汉学”一语赅而括之。但实际

上,汉学的对立面宋学,亦即理学,在有清一代,却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表现在理学一直高踞庙堂,形式上占据着学术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而且还表现在两派的对立和斗争一直没有消歇。嘉庆、道光年间,学术界先后出现了两部各自为本学派总结、张目,并且排斥、攻击对方的著作:《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二者的出现,既为清代中叶以来的汉宋之争作了一个总结,同时也为其后学术的发展变化显示出某种征兆。故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这两部著作的思想内容,以及清代中叶汉宋之争的状况作一番探讨,以期对了解清代中叶的学术概况及其发展趋势有所裨益。

一

《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是清代汉宋之争的代表作。前者成于汉学如日中天的嘉庆年间,既是汉学营垒及其学术成就的集中展示,也是汉学家对本学派学人、学术的全面总结。后者则成于道光初年,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几乎囊括了宋学家攻击乃至中伤汉学的全部言论。由于相互之间的严重对立,二者也因此而成为清代学术史上颇为引人注目的作品。

《汉学师承记》系汉学家江藩所撰。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人。他曾受学于余萧客、江声,是惠栋的再传弟子,其学术也深受惠栋的影响,“博闻强记,无所不通,心贯群

经,折衷两汉”。惠栋曾作《周易述》,未成书而病逝,尚缺自《鼎》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二传。江藩为之拾遗补阙,撰《周易述补》一书,体例一本惠氏,甚而王弼以下皆

黜之,“方之惠书,有过之无不及也”。时值汉学昌明,学术界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江藩置身其中,也极力排斥宋学,深固壁垒。为了羽翼其师,张大其军,江藩选择清初至乾嘉时期的汉学家,人各立传,详述其学行始末,揭橥其思想主张,列举其学术成就,撰《汉学师承记》八卷,附《经师经义目录》一卷。这部由汉学家自己撰写的学术史著作,既集中反映了江藩及其一般汉学家的学术思想和主张,也对清代汉学作了一个总结。

清代汉学是在同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一般汉学家在推崇汉学,尊奉汉代经说的同时,对理学都持否定态度,特别是乾嘉时期,“汉学昌明,遍于环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江藩也是如此。他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

足也。”他推崇汉代经师经说直接孔子先圣之绪,各有师承,如“言《易》,淄川田生;言《书》,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公培,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礼》,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½均“诵先王之书,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44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总第14期)

之风焉。”特别是东汉硕学大师郑玄,“生炎汉之季,守孔子之学,训义优洽,博综群经,故老

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因此,要寻求圣人微言大义,就必须从汉人的经说诂训入手。江藩认为,“以故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

之道自成矣。”即如宋儒以义理之学见长,同样也离不开汉儒经说。这是因为“读义疏之

书,始能阐性命之理,苟非汉儒传经,则圣经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命耶!”基于这样的认识,江藩对宋儒弃先儒古义为土梗的作法十分不满,斥之为“邪说诡言,乱经非

圣,殆有甚焉。”

在推崇汉学,排斥宋学的同时,江藩从汉学家的视角出发,比较客观地梳理了本学派的渊源流变。清代汉学自顾炎武开山,阎若璩、胡渭奠基,惠栋开创,戴震集其大成以来,至乾嘉时期,已臻于极盛,学者无不靡然向风。但是,尚未有人对此进行总结,只有汪中曾说:“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通儒如顾宁人、阎百诗、梅定九、胡月出明、惠定宇、戴

东原,皆继往开来者”,拟作《国朝六儒颂》,述其本末,后因病去世而未成。江藩起而继之,有感于“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

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因而于治学之余,“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在这部书中,江藩通过对汉学家学行学术的记述和表彰,比较完整地勾勒了清代汉学发生发展的概貌。如惠栋三世传经,精研《易》学,首标汉帜,江藩对其推崇备至,盛称“本朝为汉学

者,始于元和惠氏”,b既于书中源源本本地记述了其思想主张、学术传承及其治学成就,还特别表彰其《周易述》一书,“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

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在《经师经义目录》中又复加揄扬,谓“《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

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岂非千秋复旦哉”。阮元称: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

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

但是,江藩在总结清代汉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很深的门户之见。他为汉学家立传,凡被认为其学术不纯者,均遭排斥。如黄宗羲、顾炎武,都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他们为扭转明末空疏学风,开启清代学术路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后世学者

多推崇其学,认为“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二君实启之”。汪中作《国朝六儒颂》,首推顾炎武。阮元撰《国史儒林传稿》,也以顾炎武、黄宗羲居首。但江藩却深固壁垒,指责其学不纯,认为“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蔽,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

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竟然把黄宗羲、顾炎武摒弃于外。后在友人的规劝之下,才复

“辑二君事实,为书一卷,附于册后”。后人对此评论说,阮元撰《国史儒林传稿》,“第一次顾亭林居首,第二次黄梨洲居首”,而江潘的《汉学师承记》“以两先生编于卷末,以不纯宗

汉学也。亦可见其体例之严”。其实,所谓“体例之严”,恰恰表现出江藩的门户之见。并且,这种门户之见也反映在他所诠次的《经师经义目录》中。如关于《易经》的研究,清代学者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河图》、《洛书》等图、书的辨伪;对汉人《易》说的钩沉;对《易经》的新疏解。其中,清初学者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黄宗炎的《图书辨惑》等著述,均力辨图、书之非,为恢复《易经》本来面目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后,胡渭在此基础上进而深入研究,撰《易图明辨》一书,最终使图、书之伪成为定论。显然,总结清代《易》学,特别是有关图、书的矫诬辨伪,黄宗羲、黄宗炎的著述是不能不提的。但江藩却认为二者均非专门汉学,他说:“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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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亦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

不遗余力矣。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因此,他在为本朝汉学家诠次著述目录时,竟将二书摒而弃之,声称“凡此诸书,不登兹录”。其子江钧在撮述江藩著录旨意时,也说:“家大人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复以传中所载诸家撰述有不尽关经传者,有虽关经术而不醇者,乃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仿唐陆元朗《经典释文》传注姓氏之例,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于《记》后,俾治实学者得所取资,寻其宗旨,庶不致混莠于苗,以石夫为

玉也。”故而凡“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可见,江藩扬汉抑宋,壁垒森严。也正因为如此,同时稍后的今文经学家龚自珍致书江藩,专就“汉学”之称提出十条质疑,认为“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又谓“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

而“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并据此而建议江藩将书名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其后,祁隽藻嘱何秋涛撰《续记》,何秋涛也说:“是编当依阮元《畴人传》之

例,改为《学人传》,若特立一汉学之名,宋学家群起而攻之矣。”可见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甫出,当时的学术界已有不同意见。由此而引发宋学家的攻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宋学家对汉学的攻击中,以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最为引人注目。方东树,字植之,安徽桐城人,曾从姚鼐问学,史载其“研极义理,于经史百家、浮屠、老子之说,罔不穷究,而最

契朱子之言”。他见乾嘉以来,“汉学大盛,新编林立,声气扇和,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其人类皆以鸿名博学为士林所重,驰骋笔舌,贯穿百家,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

大障”,“而程朱之门,独寂然不闻出一应兵”,因“恐此道遂倾矣,盖尝惧之,故为反复究

论”,“思有以弥缝其失”,撰成《汉学商兑》三卷。

出于卫道的目的,方东树对汉学家“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

为厉禁”深致不满,指责此乃“边见邪见”,最为“悖道害教”,斥其“较之杨、墨、佛、老而更

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认为汉学家“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

骛名而已”,d断言其“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

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子,其去经也远矣。”不仅如此,在方东树看来,汉学家“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

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

站在宋学的立场,方东树对汉学家一致遵循的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经书义理的汉学宗旨尤为反感,攻击不遗余力。他说:“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诸儒释经解字,纷纭百端,吾无论其他,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

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也。”据此,方东树认为:“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

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何况一些汉学家一味泥古、复古,

“言不问是非,不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因此,方东树极力强调:“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今汉学宗旨必谓经义不外于小学,第当专治小学,不当空言义理,以此欲蓦过宋儒而蔑之,超接道统,故谓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由训诂以接夫唐、虞、周、孔正传,此最异端邪说,

然亦最浅陋,又多矛盾也。”针对汉学家群趋于典章制度考证的治学风气,方东树反诘46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总第14期)

说:“如《考工》车制,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庄子所谓有待而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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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此等学问,方东树认为,“得之固佳,即未遽明,亦无损大体,无关闳旨。”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

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方东树还进而总结汉学六蔽:“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

为高也”。可以说,宋学家对汉学的攻击,至方东树达到了顶点。

平心而论,方东树对汉学的指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诸如批评典章制度的考证言人人殊,不知何所适从;针砭汉学一味考据,无关国计民生;认为训诂小学不能完全赅括经书义理和儒学内容,等等,都切中汉学弊病。但由于方东树归根结底是出自“卫道”的目的以及宋学家的门户之见,因而其书颇多强词夺理,谩骂中伤之处,这就使得仅有的一点是处,也淹没在门户之争的污水中去了。

二

在中国儒学史上,汉学、宋学都是儒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治学途径与方法,借用宋代陆九渊的话来概括,就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汉学注重“我注六经”,即比较严格地从经书的文字、音韵、训诂出发,来寻求经书义理,因而这一学派以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考证为主要研究方法。其蔽则易陷入烦琐破碎,脱离实际。宋学“摆落训诂,直寻义理”,强调“六经注我”,重在发挥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体系,因而往往强解经义以就己说,甚至不惜篡改经书以就己意,极易流入空疏措大,穿凿附会。可见两派各有其长处,也各具其弊端,而归根结底,两派都是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学术。因此,清代汉学与宋学的对立和冲突,最终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趋向于调和。

清代中叶,汉学发展到极盛阶段,统治者的文化也由尊崇理学转变而为汉宋兼容并包,一时间,汉学如烈火烹油,不仅学者趋之若骛,纷纷致力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证的研究,就连朝廷开设的四库全书馆,也成了“汉学家大本营”,以戴震为首的众多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而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也在总结评判中国传统学术的同时,鲜明地表现出反对空疏,注重征实的思想倾向和学术特征。在它看来,两千年来的学术变迁,“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面对宗旨迥别,学风各异的两大学术流派,尽管《总目》竭力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认为“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

儒也”,强调“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但实际上,由于当时学风的影响,《总目》在叙述评论之中,仍隐喻轩轾之意,对宋明理学空疏措大,好发议论,乃至舍传以求经的种种流弊,多次予以严厉指责。如关于《易经》的研究,《总目》认为:“盈虚消息,理之自然也。理不可见,圣人即数以观之,而因立象以著之”。“至于互体变爻,错综贯串,《易》之数无不尽,《易》之理无不通,《易》之象无不该矣。左氏所载即古

47《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

占法,其条理可复案也。故象也者,理之当然也,进退存亡所由决也;数也者,理之所以然

也,吉凶悔吝所由生也。圣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而“宋人以数言《易》,已不甚近于人事,又务欲究数之所以然,于是由画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图》、《洛书》,由《河图》、《洛书》演为黑白方圆,纵横顺逆,至于汗漫而不可纪。曰:此作《易》之本也”。《总目》批评说:“圣人垂训,实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谈其所以用,而但谈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经,非千万世遵为法戒之书,而一二人密传玄妙之书矣。经者常也,曾是而可为常道

乎?”在批评理学空疏学风的同时,《总目》十分推崇汉学的征实,把“考证精核”奉为正宗。它说:“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因而,《总目》对讲求文字、音韵、训诂、考证的清代汉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又六体滋生,形声渐备,毫厘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多起于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扌离文,动作奇字,则生今返古,是曰乱常。至于读古人之书,

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并称赞以惠栋为首的汉学家“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抵,视空

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可以说,《总目》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普遍倾向。其影响所及,就连朝中缙绅,也无不附庸风雅。后人记载说:“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

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宋学已然溃不成军,难以与汉学争锋抗衡了。

但是,就在汉学极盛的情势下,仍有一些宋学家不甘寂寞,意欲坚守宋学壁垒,与汉学相抗衡。他们抓住汉学烦琐破碎,不切实际的弊病大作文章,攻击汉学与程朱立异,识小遗大。程晋芳说:“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

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烦琐章句,至老死不休。”姚鼐也指责汉学家“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

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夫宁非蔽与”!e

嘉庆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汉学日益暴露出其本身的弊端,一些汉学营垒中人也不乏有清醒认识者。段玉裁自谓平生“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

晚”。焦循目睹乾嘉时期考据学家“诘鞫狭隘”的种种弊端,十分不满,因而大声疾呼,强调“通核”,反对“据守”,甚至主张摒弃“考据”之名,直称“经学”,以融会众说,兼收并蓄。而历官乾、嘉、道三朝,被称为汉学大师的阮元,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折衷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认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

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因而他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即兼采二者之长,使其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汉学内部如此,而宋学家受考据学风的影响,也早已开始倡导义理与考据的结合。姚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歧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

为,而毗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翁方纲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考订,

认为“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同时又十分强调“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

为主”,以避免“嗜博”、“嗜琐”、“嗜异”、“矜己”之弊。就连撰著《汉学商兑》的方东树,也

主张“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甚而在他极力攻击汉学之48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总第14期)

时,也不期然采用了考据的方法,旁征博引,以证己说。并且不得不肯定“汉学诸人于天文、

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诚有足补前贤裨后学者”。可见,嘉道时期,无论是汉学家,抑或宋学家,都已经觉察到各自的弊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试图为本学派补偏救弊。因此,清代中叶以后,汉学、宋学实际上已呈现出合流的趋势。然而,此时的清朝统治,已然走过了它的全盛期,国内各种社会危机日益暴露,国外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频频叩关,面临“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长期专注于古代经籍中的汉学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不能解答社会现实的问题,而理学也早已陈腐不堪,同样不可能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因此,尽管二者试图相互调合,共同补偏救弊,但仍然无法避免双双走向衰落的命运。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一个崭新的学派应运而生,这就是清代的今文经学,中国传统儒学也由此而步入近代阶段。附注:

¹bq阮元《汉学师承记序》。º《清史列传》卷69。»¿Àbn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¼½¾Áblbm《汉学师承记》卷1。k《b汉学师承记》卷7。o《b汉学师承记》卷2。pcblcm《经师经义目录》。rbbt《汉学师承记》卷8。k伍崇曜《c汉学师承记跋》。n《c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与江子屏笺》。o《c清史列传》卷69。p《c清史列传》卷67。qccsdm《汉学商兑序例》。rcctfo《汉学商兑》卷下。kddl《汉学商兑重序》。nddodpdqdsdtfn《汉学商兑》卷中之下。redk《汉学商兑》卷下。l《e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序》。m《e四库全书总目》卷6,《易》类案语。n《e四库全书总目》卷33,《九经古义》提要。o《e四库全书总目》卷6,《周易述》提要。p姚莹《e东溟文外集》卷1,《复黄又园书》。q程晋芳《e勉行堂文集》卷1,《正学论》。r姚鼐《e惜抱轩文集》卷7,《赚钱献之序》。s段玉裁《e经韵楼集》,《朱子小学恭跋》。t阮元《e研经室一集》卷2,《拟国史儒林传序》。k姚鼐《f惜抱轩文集》卷7,《复秦小岘书》。l翁方纲《f复初斋文集》卷7,《与程鱼门并钱戴二君议论旧草》。m《f复初斋文集》卷7,《考订论》。

49　作者简介　

品选析》,发表《论道家的审美理想》等论文二十余篇。

秦效成　1923年生,安徽临泉人。徽州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安徽省师范专科学校古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方岳诗词简注》等,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张　法　1955年生,四川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著有《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等。

李庆本　1965年生,山东莱州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副教授。发表《二十世纪中国浪漫主义》等论文二十多篇,有文艺随笔等二十余万字。

邓魁英　1929年生,河北乐亭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古代诗文论丛》、《古代小说戏曲论丛》、《杜甫选集》等。

刘守安　山东东明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齐鲁学刊》主编。

刘蓓蓓　1942年生,北京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发表《我们欢迎这样的〈班主任〉》、《惶惑:面对1985年的中篇创作》等。

赵伟民　19年生,山东青州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曾发表《八十年代保守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等论文。

蔡函甫　19年生,江苏盐城人。华北电力大学讲师,发表论文多篇。

蔡清富　1935年生,河北魏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有《现代文学纵横谈》、《冯雪峰文艺思想论稿》及《诗词大观》等多部。

杨国章　1940年生,辽宁昌图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著有《原始文化与语言》、《中国文化简说》与《人文传统》。

梁启昌　美国圣约瑟州立大学教授,有著作多种。

刘　阳　1956年生,江苏泰州人。南京大学副教授。译有《论爱情》、《孤客漫步遐想录》,著有《唐诗与景教》、《唐代外来乐舞及其流传》及《从〈论爱情〉看司汤达及其创作》。

李明滨　1933年生。北京大学俄文系教授、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中俄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曾荣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著有《中国文学在俄苏》、《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及《中俄文化交流志》等。主编《苏联当代文学概观》,有译著多种。

徐宗才　1939年生,辽宁海城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副教授。著有《古代文学简史》等。

　　方立天　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中国人民

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著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等。

李春青　1955年生,北京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艺术情感论》、《乌托邦与诗》等。

高丙中　1962年生,湖北京山人。社会学博士、副教授。1991—93年于北大社会学人类学所作博士后,毕业后留该所。著有《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等。

褚孝泉　19年生。留学法国,获博士学位,执教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著有《语言哲学》、《法汉实用文牍》(合著),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姜国柱　1938年生,辽宁盖州人。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汉学》编委。著有《张载的哲学思想》、《李觏思想研究》、《吴廷翰哲学思想探索》、《兵学与哲学》、《中国认识论史》等。

钱　逊　1933年生,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著有《论语浅解》、《先秦儒学》等。

陈克守　1950年生,山东滕州人。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出版《幽默与逻辑》等专著三部,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赵　园　1945年生于兰州,河南尉氏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北京:城与人》、《地之子》等。

黄爱平　1955年生,广西恭城人。历史学博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著有《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阮元年谱》(点校)等,发表论文六十多篇。

区志坚　执教于浸会大学历史系。

刘　潞　1947年生,湖南华容人。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编著有《古稀天子乾隆》、《清代宫词选注》等数种,发表清史论文数十篇。

李炳海　1946年生。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著有《道家与道家文学》、《周代文学思想概观》、《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张国庆　1957年生,辽宁北票人。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辑刊》杂志总编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辽金暨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副秘书长。著有《中国国家机构史》等,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杜道明　19年生,山东郓城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副教授。合著《中国历代文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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